庚子以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存在着对于政治以及制度变革越来越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与变本加厉的地方主义奇妙地结合，使得一心幻想着恢复满人昔日荣耀的清廷很快就丢了江山社稷，也使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处于一种持续的动荡之中。由帝制到共和制的制度转换虽然出人意料地实现了，但模仿欧美最新体制的政府却没有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据的可能，更无法建立自己的权威。几次想要恢复传统意识甚至借助复辟帝制来重建中央政府权威的尝试，都在地方主义的潮涌下可悲地失败了，自太平天国以来地方主义的滋长终于找到了自己最赤裸裸也最糟糕的表达——军阀割据。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统治集团像近代军阀一样与乡土社会如此接近。据说，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超过1300个军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不折不扣的乡土集合体，是按照严格的血缘和地缘网络建立起来的。同宗、同村、同乡的关系被视为最紧密和牢固的团体纽带。北方规模较大的军阀对于地缘的依赖相对要差一点，但是南方的中小军阀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就等于丧失了生存条件。无论南北，军阀集团的核心层几乎无一例外地由血缘、地缘最近的人构成。但是，恰是在这样一种统治者的治下，中国农村呈现出最无序、最混乱的状况，农村的破产变得变本加厉，农民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化的境地，农村的实际控制者呈现出五花八门的面貌，有地方精英的乡村武装，也有土匪、教门和帮会的头目。
在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中央政府总体上是缺乏权威的。还在袁世凯时代，中央政府要想动一动各省督军甚至师、旅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到了后来，中央政府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百里侯”，政令不出都门，其实只是控制北京的军阀手中的招幌，其作用只是为遍地的大小军阀提供一个“合法割据”的头衔。各地军阀的统治完全依军阀的个性来进行，讲究一点的和有一定抱负的统治就规矩一点，而目光短浅和生性残暴的则毫无章法，四川军阀刘存厚居然把田赋征到了21世纪的中叶，而“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干脆就是土匪式的掠夺。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就是都强化了地方政权体系，并将之公开地延伸到了县以下。民国初年各地的县之下大多设区，区长由上面委派，或者由县长委任当地精英担任，属于很明确的“政府机关”，县以下有的是乡，有的是保，有的是都，不一而足，但头目都要经过上级政府认可，甚至连最基层的甲、牌长，有的地方都要上面点头。地方政权自县以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皆唯催粮是务……盖在军队高压势力之下，不得不然也”①。此时的国家政权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教化功能和社会调节功能，赤裸裸地变成了税收机器。换言之，国家政权此时已经完全控制在了军人手里，政权的延伸伴随着武力的抢夺，而且只为军事机器的现代化服务，清末以来的政权下移，终于走到了它不应该去的地方，脱离了原来的现代化目的，走到了其反面。
不言而喻，在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武力统治下，农民的处境无疑是相当悲惨的，农民从传统意义上的编户齐民，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农奴。暴虐的地方豪绅倚仗手中的武力，对他们可以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湖南汉寿县第四团防局局长李达材，为一点细故，纵兵打死乡民曾纪洛，还意犹不足，复将曾的弟媳提到局里，“裸衣鞭打垂毙”②。这些武化的土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没有人敢于违反他们的意志。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农民都到了根本无法生存的地步。因为对于各类精英而言，虽然农民的身份多少发生了变化，他们之于统治者的权威性的服从变成了现在的强权性的屈服，但毕竟从某种程度上，农民变成了他们赖以存在和与他人争雄的资本，或者说有了他们私产的意义，于是，他们或多或少还得让农民生存下去，在有条件的时候还可能起某种保护作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保护是非常有限的、局部的，有很大的随意性，不仅武装集团在相互的势力范围之外常常呈现掠夺性，而且当集团的首领缺乏远见和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也会对内竭泽而渔。
即便如此，由于整个农村的大环境日益在变坏，这种没规矩、无序随意性和不讲道德掩饰的统治又是农民所不习惯的。不仅如此，军阀之间日益扩大的混战，受害最大、为祸最烈的也是农民。相对于农村大一点的都市较少受战火的波及，即使真的“城头变换大王旗”，由于有洋人的干预，损失也不会太大。而战火波及的农村，兵燹不仅意味着烧杀抢掠和奸淫，而且还会造成农业生产基本设施和条件的破坏，一方面使农民没有能力维护水利设施，另一方面还有的军阀为了在战争中压倒对手，居然会决开河堤用水攻，结果使得老百姓的田庐尽成泽国，起码的生活条件都被破坏了，以至于使得农村抵御灾害的能力严重下降，各种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农村的凋敝日甚一日，普遍的贫困化困扰着整个农村社会。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调查，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多在200～300元之间，“以二三百元的收入，用平均每家人数五口或六口来分配，每人每年只摊到四五十元。这里面要包括吃饭、穿衣、住房、烧柴及其他杂项费用，其不够显然可知，但是农家收入，不能完全用在家庭消费。用到农场支出的，如购买种子肥料、添置农具、饲养耕畜、缴纳田租、完纳捐税等项，至少要占去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所以如果除去了农场支出与捐税，则收入所余而能用于家庭消费者将更少。农民生活程度的低下，是不待多说的”③。李景汉先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活跃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当时所主持的河北定县调查非常闻名，然而，据他的调查显示，即使在这个国际闻名的模范县，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低到了可怜的程度。他们所统计的34户农民，平均每户全年食肉仅22斤，“除一年内三个节日外，即新年、端午、中秋，全年几乎不见肉类”，甚至除了必不可少的盐之外，农民家庭几乎就没有什么“调和”，“平均每家全年用醋4.5斤，黑油4斤，香油仅1.8斤”④。农村调查的平均情况不过尔尔，那么实际上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家庭可能终年不沾荤腥，甚至碗里连油星也没有。当然比起四川、江西等有时连盐都吃不起的地方的农民来说，的确要算是好的了。总体来说，虽然这一时期农村相对的贫富差距拉大，但农村总体的富裕程度却大大降低了；也就是说，即使是富户消费程度也相当低，相当多的所谓地主富农也就能温饱而已，其家庭成员不仅要参加田里的劳作，而且吃的甚至还赶不上农忙时的帮工。在当时，经营农业基本上是一件很少能赢利的事业，所以绝少见资本家投资农业，经济史学家所谓的农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直到1949年，连萌芽都谈不上。相当多的农民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为了活命，他们只能另寻门径，有幸的会流入城市，被城市的各种产业所吸纳（这往往取决于距离都市的远近和家乡有没有企业家或者在城里混出名堂的乡帮），机会差一点的会去当兵，军阀连年混战的结果是全国军队的总数逐年增加，用加拿大籍华人学者陈志让的说法就是当兵吃粮成为农民的一种职业，那个时代，各个军阀招兵的人员只要在农村竖起旗子，很快就会招满名额。1927年新直系军阀孙传芳在龙潭大败，十万人马损失殆尽，回到江北一个月工夫就补充上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调查过华北某地的一个警卫旅，发现这个旅的5000余名士兵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87.3%），有68%左右的人需要寄钱回去养家，居然有21.3%的人是家里的独生子，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农民绝对不可能让担负着传宗接代重任的独子来从事这种危险的职业的⑤。冯纪法是冯玉祥的乡人，长期在冯玉祥身边做参谋，当他来投军时人家问他：“你来西北军干什么？”他答道：“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⑥西北军在各个军阀系统中，属于特别穷的，经常成年累月支不出饷，吃的也不好，就这样，冯玉祥回安徽老家招兵，还要挑着来，因为，像冯纪法这样实在混不下去的人实在太多了。当然，更为不幸的人则沦为土匪和都市里的帮会成员，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土匪之多，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像河南、山东、福建、湖南、贵州已经是“土匪世界”，四川的土匪据说达到了150万人，匪患较轻的广东和浙江估计也至少有10万以上的土匪⑦。实际上真实的土匪数字是很难统计的，因为在很多地方，做土匪是一种相当平常的职业，农民平时务农，需要的时候拿起枪就变成了土匪，原来听起来很可怕的一种罪恶行径，居然变成了比较普通的一种谋生手段。
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则被拖入一种畸形的商品化的旋涡之中，各地农村的商品化程度以不寻常的速度提高，农民对于种植经济作物有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全国平均农产品出售率高达50%左右，即使种植的粮食作物，也是出售价钱高的，然后购进低价农产品如番薯、黑豆来充饥。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并没有使农民发达起来，因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以支付日益增加的捐税，免于流离失所。最能说明农民这种畸形商品化特征的是鸦片的种植。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鸦片的种植基本上公开化或者说合法化了，大多数军阀都诱导甚至强迫农民种鸦片这种特殊的“经济作物”，农民当然也有一定积极性，因为鸦片可以换来更多的货币以支付捐税，减轻压力。但是鸦片泛滥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农民和下层劳动者染上毒瘾的非常多，那个时候，在中国的西部，脚夫们歇脚打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抽大烟。20世纪30年代初，红军进入川北，想要找没有烟瘾的男人当兵居然很困难，不得不放宽条件，允许入伍后再戒。家里有了吸毒的人，家境自然会更糟，农民追求商品化是为了活命，而商品化了之后处境并不见好，甚至更糟。
在一种恶化的秩序中，又存在着普遍的贫困化，各种社会矛盾势必趋向激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可以调节的空间也非常小，农村的权力关系也相应变得更直接和相对简化了。由于传统的文化权力的消退，精英对农村的控制开始撕掉那一层道德的面纱，原来乡绅们所不屑的乡村政权的职位，也开始由他们直接出马争夺了，一方面因为正式的政府机构下移，县以下的职务有了正式的名义和权力，权威性资源有了更直接的诱惑力；另一方面则由于乡村权力关系变得赤裸裸了，从前的间接控制已经有些困难。从农民的角度说，由于普遍的赤贫，人们对于权力压迫的忍受力下降得很多，人们开始对生活比他们好的人产生了普遍的敌视，整个农村社会，只要稍有一点火星就可能燃成熊熊大火。
①朱契：《四川省田赋附加税及农民其他负担之真相》，《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号，89页。
②1922年3月11日《长沙大公报》。
③《张培刚经济论文集》（上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90～91页。
④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重印本），第312页。
⑤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史的调查》，《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2号，第92～115页。
⑥《名人传记》，台湾，1986年第1期，第11页。
⑦〔英〕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民国时期的土匪》（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