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每到年底，都要统计他一年购书的花费，用了多少大洋，买了多少书籍，这份账单，就附在当年日记的后边，一目了然。看到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记录下的这一篇篇书账，肃然起敬的同时，也由不得感慨系之。起敬是对于先生的购书之多和读书之广；感慨是对于先生这样舍得投资于书籍消费，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这种书账，一直记录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如今的学人、作家，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这一群人，也就是所谓的读书人，能够如鲁迅先生这样购书读书者，大概是不很多的。否则，就不会像我们这一代舞文弄墨的人，经常在文章里出一些纰漏，闹一些笑话，被明白人捉来戏笑侮羞一顿，而面红耳赤，而哑口无言了。谁让我们不好好读书？谁让我们读的书少？谁让我们强不知为已知？这也是活该了。

但是，谈到购书，也的确有当代知识分子的难处。第一，是收入，当今的工薪族，每月领到的那几个钱，除了糊口以外，究竟还有多大的余力，使你敢往书店里去买你想买的书，我是心存疑问的。有钱的人不买书，买书的人没有钱，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社会现象。第二，更实际的问题，即或你爱书若命，哪怕节衣缩食，也要把书买回来的话，在哪儿存放，则是更令人挠头的了。妻儿老小，锅碗瓢盆，都挤在斗室之内，纵使有购书的欲望，也只好咽口唾液作罢论了。

但是，读书人与书，总是有一种分不开的情分。有书可读的时候，手不释卷；无书可读的时候，也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找书来读的。但是，我记得在仅有八出样板戏和浩然先生小说的一片文化沙漠时期，不但无书可买，更是有书也不能读，“封资修”三个字，便把读书人与书分了开来。

于是，我想起那岁月里一个至今难忘的镜头。

70年代，那是“文化革命”的中后期，有一天，忽然于书店的一角，瞥见书架上又重新陈列出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大三十二开的“二十四史”，突觉眼前一亮。我已记不起来当时看到的是《南史》或《北史》，还是《宋书》或《齐书》了。于是，便问售货员，是卖的吗？那时候，有两种书是普通人不敢问津的，一是放在橱窗里做做样子的“非卖品”，二是于书店的旁门进去，凭证或凭票购买的“内部书”。那售货员点头，表示你要买，我给你开票。这样，我很尴尬，因为我其实不想买。天晓得，那时穷到极点的我，已经把家里的藏书，用小车推到收破烂的门市部论斤卖了，以求换得几文钱，来填饱一家数口人的嘴，哪里有钱买书？如果一方面卖书，一方面又买书，我想，除非神经不正常。于是，又看了一眼那架上的“二十四史”，证明我所见非是虚幻景象，便走出书店。

大街上，阳光明媚，清风徐来，也许天气晴好，人的心情也就畅快，我被这种绝对属于“四旧”的书籍重新登场，而燃起了些微希望，这是否意味着某种政策上的改变？但标语口号满街、广播喇叭山响的现场气氛，使我觉得这种乐观情绪，是毫无来由的。不过，我对这些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眼中，绝对称得上是“四旧”的书籍，无论怎样的剿灭而不死，又一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的这个事实，深信中国文化的伟大，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诛杀的。走在街上，浮想联翩的我，不由得莞尔而笑。“文化革命”本来就是革命文化的，而“二十四史”，严格来说，是数千年来帝王将相的活动记录，堂而皇之地摆在书架上，实在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从秦始皇焚书开始，中国文化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劫难。在人们印象里，好像只有嬴政才是惟一的罪魁祸首，其实不然，就在这部“二十四史”中，所记录的王莽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还得包括尚未记录在册的最近发生的十年动乱，凡被命名为“乱”的历史时期，再加上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每一次外民族的侵入中原，都是文化遭到劫难之时，也是图书受到毁灭之日。

然而，哪怕只存一缕香烟，其势不继，也不必绝望，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永不熄灭的圣火，总会顽强地挺立生存下来，总会有薪火相传的一代代热爱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兴灭继绝，承往开来。往远看：尽管秦始皇焚书，山东儒士仍有冒着生命危险，将简书私藏在夹壁墙中者，司马迁这才可能根据那些未被烧成灰烬的残余竹简，写出了一部从远古时代直到汉王朝的史书。当董卓迁都，把洛阳夷为平地，书籍荡然无存的时候，曹操花重金从匈奴单于那里，把大学问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赎回来，让她把记得起来的古籍，逐一地记录下来以免失传。往近看，即使十年“文革”，还是有目光远大的领导人、学问家、出版家，将这一部达四千万字的史书，标点校注，呈献给国人，真可以说是善莫大焉的功德事。试想，一个罔顾自身历史的民族，会有出息吗？所以，书架上的这套书影，那一霎间给我的印象，仿佛在黎明时刻闪出的第一线曙光，当时心中的激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果然也是如此，从新华书店发现的这点松动的痕迹，倒不是偶然现象，尽管造反派口口声声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那种狂热，开始降温。随后，我老伴单位的图书馆，也可以借出卷帙浩繁的中华版“二十四史”的各部史书。一次许可借一册或两册，这样，短短几年里，我差不多将能借到的各部史书的分册，一本一本地全部浏览了一过。1957年，我因写小说而划右派，然后到工地劳动改造，最后又病休，月入只四十多元，岂敢有购书的非分之想。于是，在漫长的六七十年代里，借阅是我惟一的读书方式。

我对于史书或野史笔记的兴趣，缘起于我曾经拥有过的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校注本的一史，即前四史中的《三国志》。陈寿作史、裴松之作注的这部并不很长的书，几乎囊括了魏晋时期的文化精华，每读每新。说来也颇凄楚可笑，在那十年里，处于风声鹤唳的状态下，很长时间里，并未舍得处理掉这套给我许多启发的史书，但随着政治运动的愈益深入，好事之徒的愈益增生，找碴寻衅的压迫也愈益加多，害怕被造反派掳抄的担忧心情，自然愈益沉重。因为那些人常是不可理喻的，与其说不清楚而沾包，不如索性当废纸卖了。结果到了80年代，受漓江出版社的委托，重新评点《三国演义》时，不得不再去琉璃厂旧书店里，另觅一套，放置案头，以备参考。看书后的定价，原来五元的旧书，此刻已涨到四十多块钱了，真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无可奈何之感。

所以，当我80年代重新写作，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以后，希望手边有一部随时可读、随手可查的“二十四史”，便成了心中的梦。但到书店一看，便望而止步了。并不是我买不起，而是，房舍狭小，至少得两个或三个书橱，方能装下，这样，构成我屋里半壁江山，其他便什么也干不了了。因之，只好叹息而归。今年，这部历时二十年整理出来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又出版了二十册的缩印本。字体虽小，但清晰可读，于是，下了决心，买下一套。如果，我也像鲁迅先生记书账的话，那么，这一年，我的一次性文化投资，达四位数，也算破记录的行为了。

历史，虽然从时间角度看，很快就会过去的，但留下来的教训，却是恒久的。因此，学一点历史，尤其学一点中国历史，即使是很皮毛，也可以得到许多教益。而且这部堪称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大书，简直就等于是一座宝山，你只要走进去，绝不会让你空手而返的。不过，马上七旬的我，还有勇气和时间将这四千万字重读一遍么？想到这里，不禁惋惜那些于折腾颠倒中蹉跎过去的岁月。对于这种历史的无奈，夫复何言，也就只好抱着读多少是多少，得一点是一点的聊胜于无的想法，走进这部大书，倒是积极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