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帚集》是唯一一部由郭沫若生前编订后，时隔近60年才首次出版的佚诗佚文集。

1939年初夏，时任政治部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由重庆返回故乡乐山，为父亲郭朝沛治丧。居家期间，对少年时代所作的旧体诗文、对联作了整理。返回重庆后，请人誊抄复写成册，题名为《敝帚集》。以后郭沫若未在任何地方提到这个集子，只将它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存放在一起，从重庆辗转至上海、香港、北京，由夫人于立群长期保存。郭沫若生前没有发表或出版《敝帚集》的原因可以从《敝帚集·题记》中得出。《题记》这样写道：

出蜀以前所为诗文，曩奔父丧返里，于旧纸堆中搜得旧诗七首、文四篇、对联五十二副，虽均幼稚而又陈腐，然亦足以踪迹当年之情绪。爰录为一集，顾曰敝帚，非欲自珍，以明其扫除尘秽之意而已。

《敝帚集》中的文字尽管被作者定性为“幼稚而又陈腐”，但仍然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珍本。所以不可多得，正在于它“踪迹”了作者“当年之情绪”。集子中《答某君书》、《寄大兄书》这两篇文章和五十二副对联尤为难得，创作于辛亥年末至壬子年初，字里行间充满清末民初青年学子的变革思潮，唱响了四川保路运动和巴蜀辛亥巨变亲历者的心声与对革命的礼赞；渲出人民大众对民族国家的光明未来与独立富强的渴望与憧憬，是跨越中国百年历史变迁的见证。郭沫若在自传《少年时代》中对辛亥年间的自我做过这样的比喻和评价：那是一个“天才的时代”，“让我们这些平常人四处碰壁。我自己颇感觉着也就象大渡河里面的水一样，一直是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着”。《少年时代》中的《反正前后》得到过***不止一次的赞扬，说它真实生动地表现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历史场景，同他本人在湖南所感到的一模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敝帚集》与《反正前后》恰有可比之处。

《东观汉纪·光武帝纪》：“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敝帚集》珍贵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和《郭沫若研究年鉴·2010年卷》曾选登过集中个别篇目，现在首次以整体面目呈现给读者。

一 成集的背景与手订问题

《敝帚集·题记》曰：“曩奔父丧返里”。时在1939年（民国28年）7月11日，全面抗战进入第三年。为举中华全民族和国家之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1937年国共两党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国共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抗日联合统一政府，设立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黄琪翔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三厅厅长。在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殊死较量中，三厅在郭沫若主持下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宣传文化工作，郭沫若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为国共两党认可，得到公众和各界抗敌人士的赞扬。因此，郭沫若返乐山沙湾治父丧便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无论在陪都重庆或乐山、沙湾，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上至国共两党领袖，党国政要，各方代表，无不致吊函唁电，送挽联奠幛，借以表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共同信念（郭沫若《家祭文》）。蒋**送挽联云：“中原终克定，告庙毋忘告九泉。”***等人在寄自延安的挽联中写道：“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题记》说“出蜀以前所为诗文”，“于旧纸堆中搜得……录为一集”。是否经过校改、订正虽未言及，但作者是习惯于编集时对作品进行校订、考证的，《敝帚集》应不例外。就现在见到的出蜀以前诗文（由乐山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多系随手抄在当年读书时的作业本上，未标明写作时间，也未按时间先后排序。而《敝帚集》不同，每篇作品均标明写作时间，如旧诗《月下》标注甚详：“一九〇六年废历六月十日夜作”。这里先写公历年份，再注“废历”日期，明显表示了这一写作时间为辛亥革命改元后所改订。此其一。其二，对个别字、词的修订。如旧诗《邨居即景》，今所见抄录作业本上没有注写作时间，《敝帚集》订为1907年春作。用字也有不同。作业本写：“屋角炊烟起，山腰浓雾眠。”《敝帚集》订为：“屋角炊烟起，山腰宿雾眠。”虽是“浓”与“宿”的一字之差，在描写的细致及意境上却有不同。其三，不少作品有加注或说明。如对联一，加注：“此联眉批‘不用’，盖缘有‘英魂罔吊’之语，用于春联，颇欠吉祥之故。”对联五，加注：“此联眉批亦云‘不用’，理由已不记忆。”又如对联七，加注：“右二联为族上某同辈撰。其父死，其家开药店，故云云。”对联三十三，加注：“此乃民元春，结婚时所自撰门联，颇有解嘲之意，希得一梁红玉为助，而事愿相违，亦觉可悯。”记录了当时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及对自由自主婚姻的渴求。又如对联二十六，特别对四川俗语“黄起白倒”加注解释：“意为糊涂，或狂妄。”对联十九，加注：“此联曾记录于《反正前后》中，唯字句间有记忆错误处。”对联四十一，更详加注明了题联的缘由。所有这些作者附注的文字，现均加了“作者注”的字样，以区别于编者后加的说明与注释。以上三点，说明该集确实经过郭沫若手订，并非简单由人誊抄而成。

《敝帚集》作品的写作时间为1906年至1913年出蜀以前的清末民初。1910年春作者经考试，插入久负盛名的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三年级）就读。以此划限，之前在嘉定（乐山）小学堂和中学堂读书；之后赴成都，相继在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成都府中学堂和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理科读书。乐山时期的诗文写于1906年至1907年，有诗《题〈王制讲义〉二首》、《跋〈王制讲义〉》、《月下》、《邨居即景》和文《愚者辨》一篇。成都时期的作品写于1910年至1913年，有诗《秋绪》，文《答某君书》、《祭三叔祖文》、《寄大兄书》三篇，联语为1911年至1912年春节期间作品，最晚一篇为1913年夏的《游古佛洞》长篇旧体诗。

清末民初，正值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急遽转型期。一方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随国门洞开，欧风美雨席卷中国大地，地处偏僻的四川、乐山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潮。“富国强兵”，求强求富，已在作者思想中扎根；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宪政、共和的革命思潮，促使少年郭沫若初次走上革命之路，亲身经历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风潮，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只要沿着这条主线，就容易理解作者青少年时代的作品内容，“足以踪迹当年之情绪”。

二 诗的修养与旧诗七首

作者是杰出的诗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一代诗风，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博学多才，学贯中西，一生既写新诗又写旧诗。他曾说：“旧式的诗词在今天依然有它的相对的生命，而且好的旧诗词，例如***的《沁园春》，并显然有强大的魄力，这是事实。”他还说过，诗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不在诗的形式。据现有资料，所作旧诗约一千五百首，单从量而言，堪与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比肩。

青少年时代是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修养期，这一期间的旧诗就是他学习和写作的成果。他写作旧诗经过家塾教育严格苛刻的训练。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他的旧诗写作基础，是从五六岁读书时开始的。“从读《三字经》、《唐诗正义》、《诗品》之类起，至后来读的《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止，都要算是基本工作。”旧诗讲究平仄四声，音律对仗，这对小孩子说来无异于诗的刑罚。在《我的幼年》中回忆了六岁开始作对子，七八岁开始作试帖诗的艰苦扎实的训练过程，及不可名状的痛苦。总之，他的旧诗修养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孕育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现代作家、诗人孙席珍所言，他的旧诗无论五言七言，长篇短章，兴到笔到，缘情而发，无不得心应手，酣畅淋漓，佳构迭出，自成绝唱。即如少年时代作品，因其才思敏捷，意识清新，工对善俪，援笔立就，而超然于同侪，闻名于当地（《郭沫若楹联辑注·序》）。如幼年在绥山山馆读书时的《茶溪》：“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又如同时期的《早起》：“早起临轩满望愁，小园寒雀声啁啾。无端一夜风和雪，忍使蛾眉白了头。”以及大约1905年的《正月四日茶天岗扫墓中途遇雨口占一律》等，或戏水闲钓的童趣，或远眺冬日初雪的遐想，或记雨中行路的情景，皆清新自然，鲜明生动，崭露了少年作者的诗才。

《敝帚集》诗七首。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1906年作《题〈王制讲义〉二首》和《跋〈王制讲义〉》。这三首诗是他在乐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听帅平均老师讲《王制讲义》后有感而作的。学校当时于新学素养不高，但于旧学却不乏有专长的老师。第一学期帅先生的讲经课，就很能引起他的兴趣。所谓经，即儒家经典。帅先生是四川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的高足。他的《王制讲义》课，从头至尾把《礼记》中最难读的《王制》篇讲得生动有趣。《礼记·王制》饾饤不可卒读。帅先生按照廖先生的讲授，将它分为经、传、注、笺四项，以为经是孔子的微言，传是孔门的大义，注笺是后儒的附说，理出头绪，这样就勉强可读了。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派。古文经学重在从训诂学去注释经义，今文经学侧重于经典中孔子的微言大义。西汉今文经学盛，东汉古文经学盛。廖平在《今古学考》中说：“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今文经学主《王制》，古文经学主《周礼》。这是今古学的根本区别，也是廖平经学研究的贡献。蒙文通称誉说，这在经学史上具有“划分时代的意义”。作者曾说，廖平以《王制》解释《春秋》，无一字不合，微言大义幸得粗窥，从而达到“通经致用”。郭沫若很赞成廖平今文经学的观点，推崇他“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位学者”。

《题〈王制讲义〉二首》之一：“经传分明杂注疏，外王内圣赖谁传？微言已绝无踪影，大义犹存在简篇。”所谓“简篇”，即《礼记·王制》篇。“大义”即廖平先生对孔子微言大义所阐述的内容。亦即“外王内圣”之学。所谓“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篇，讲“内圣外王之道”是为“治世”。但“内圣外王”更能体现儒家思想特色。从儒家传统看，更是据圣人最宜于为“帝王”提出来的。“内圣外王”是儒家治世的一贯主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圣之学”，一是“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内圣”，即“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人格，从而就可以实现“理想社会”，即“外王”。

《题〈王制讲义〉二首》之二：“不为骊珠混鱼目，何教桀犬吠尧天。而今云翳驱除尽，皎日当空四（世）燦然。”大意是说，廖平及其弟子的《王制讲义》的讲解，清除了云翳，使儒家经典中被遮蔽了的孔子改制思想的要义像皎日当空一样，照亮了四方或世界，从而达到经世治国的“治世”境界。从此，不会再出现燦那样的暴虐统治。这是对《王制讲义》的赞颂。

如此，还感到不足以表达他对廖平先生的崇敬，于是再跋诗一首，云：“博士非无述，传经夹注疏。先生真有力，大作继程朱。”这里的博士指西汉专设的讲经博士，说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著述，只不过是夹杂在传、经、注、疏中而已。这里的先生非帅平均，而是指帅先生的老师廖平，赞美他的今文经学在解读经典上的创造性建树。“真有力”三字朴素而切实，为廖先生的《王制讲义》学术成就拍案叫绝。诗的末句说廖先生的大作和思想，是继宋代程颐、程颢和朱熹所开创的宋代理学之后，对孔子儒学传统的又一继承和发展。推崇之高，实为罕见。

题、跋《王制讲义》这三首短诗，内容丰厚，意义深远。不仅表明作者的国学基础扎实深厚，而且还点出其自幼所受廖平今文经学的影响，成为其日后走上治学道路的起点。在乐山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读书时，为其讲经的帅平均和黄经华先生，均是廖平先生高足。作者的国学基础坚实，得益于他们的教诲。作者通过他们的讲授教诲，承袭了廖平今文经学的学统，以及廖平的托古改制思想和尊孔。作者之所以在五四运动前后一派“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敢于“反潮流”地对孔子评价提出驳议，在《三叶集》通信和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多篇论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提出许多精辟见解，与廖平先生今文经学对他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

《邨居即景》一诗曾被四川乐山文管所编辑的《郭沫若少年诗稿》（以下简称《诗稿》）收录。《诗稿》编者认为它是作者“最早的诗”，写于1904年。作者在《敝帚集》中亲手订正，标明1907年春作，应从《敝帚集》。鉴于此诗已由作者收入《敝帚集》，本书第二部分——根据《诗稿》重新编注的《敝帚集外》不再重复收录。

《秋绪》一诗与《敝帚集外·旧诗六十七首》的《泛舟谣》，恰好是1910年春赴成都就学，及就读一学期后思想情绪发生变化的真实写照。两首诗都是即兴言志，表达了人生一世当自立自强，有所作为，高举奋飞，不作“井蛙”的志气。但《泛舟谣》与《秋绪》又因时序不同，心绪也不同。前者是初春，后者是晚秋。前者情绪昂扬，反驳了庄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后者情绪上则略带消极苦闷。这也许是由于作者对成都分设中学的期望过高，而学校却不能满足其求新求知的欲望所造成的。诗云：“秋风凛烈秋雨霖，郁郁独坐万象哭。手翻南华信口读，神游青衣江上屋。”南华即南华经，亦即《庄子》。情绪上可说有一百八十度的翻转。从这年颁发的修业文凭看，他的学习兴趣也转向数学（代数，几何）、外语、历史、作文等，成绩均在90分以上。总平均成绩80分，评为最优等。

《游古佛洞》作于1913年夏。作者受大哥东洋留学影响，很早就渴望到欧美、日本留学，如果一时不能实现，也要去北京、天津或上海读书，以实现“奋飞”的祈愿。这首诗就表现了他初出夔门前的喜悦心情，以及临危登高、吟风狂啸的豪气与风采，值得注意。这年3月作者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理科班学习。但不满一学期，又报考了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并被录取。其目的就是为了离开四川，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游古佛洞》便是他得到通知后由成都返乐山沙湾途中的即兴抒情之作，因此诗中的心情与以往几年中七次经过古佛洞大有不同。“晨醉江楼棹歌发，醒时夕阳挂西岭。山寺飞将人眼来，兴机触发心花开。醉眼欲穷天下势，揽衣直上最高台。”将其诗酒豪放的“名士风流”与“登高一览，放眼世界”的胸襟抱负和盘托出。“人生及时行乐耳，长此抑郁何为哉。”这是在向几年来在成都因对学校与社会不满而郁积胸中的苦闷告别。接下去写登临，“大叫狂生郭八来，但听山壑呼长诺”，进一步展现了他的狂放个性和不畏艰险的逸情豪兴。通过对古佛洞探奇寻幽的描写，尽现山寺的高峻险奇，古物神像的神奇古妙，释道两家共处一室、分庭抗礼的中国特殊文化现象。又通过炎夏酷暑与寒气逼人冰火两重天的对比，抒发了对人世社会、人情冷暖的感喟。诗的结尾说：“我心颇厌人间世，用敢临危登绝地。人生一死等鸿毛，蛇蚹蜩翼何以异。”如何理解这四句诗，必须联系辛亥革命前后作者思想的变化。作者亲身经历了风云翻滚，浪潮迭起的政权更替，面对革命果实被军阀篡夺，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外患濒临，人民大众仍生活在水火之中，国家民族命运堪忧的社会现实，自然会发出无力扭转乾坤的愤懑、慨叹。这让人想到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若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然而，在20世纪初叶新旧时代转型期社会急遽变动之际，凡有远大抱负的人，无不因人生短促，而要及时把捉住机会，高举奋飞，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反之则同蛇蚹蜩翼一样，轻若鸿毛，没有任何人生价值可言。这正是作者出国留学前，亦即人生发生转折前夜，思想情感的真实写照。

三 文四篇与辛亥革命

《愚者辨》、《祭三叔祖文》内容与儒家人生哲学道德理想相关。作于1906年的《愚者辨》，可说是作者在嘉定小学堂读书期间，对中国儒道两家人生哲学学习的心得。儒道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传统精华所在，它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子和志士仁人，是他们理想的道德境界和人生价值的终极追求。这篇小文虽然粗疏，却表现了少年作者的人生追求和价值理想。文章前部分以老子的《道德经》立论：“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至德之人其貌若愚”。文章后部分又归总到儒家的“仁、智、勇”三达德。将儒道两家人生哲学道德理想打通杂糅在一起。这确是作者思想的一大特色：吸其精华，弃其糟粕，融会贯通，铸冶一炉。《祭三叔祖文》中的三叔祖，之所以值得致祭，赞美，就在于他是一个儒者，尽管一生平凡，但却高尚。

《答某君书》、《寄大兄书》两篇，写于辛亥革命前后，都与作者参与革命斗争相关联，是他漫长人生路途中的革命起步。

1911年春所作《答某君书》，虽是与旧友绝交的信，却透视了作者人生道路和思想历程的新起点。读懂这封信的关键就在于充分了解写这封信的背景。1909年底，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并于1910年1月、6月、10月发动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1906年9月清政府下诏仿行宪政，预备立宪。1907年秋又颁发章程，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筹设咨议局。由于迟迟不召开国会，因而引发各省咨议局发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的请愿运动。清政府一面应允缩短三年预备立宪时间，改于宣统五年（1913）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一面又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将同志会领袖温世霖等逮捕充边。因当局封锁消息，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风潮平息之后，四川成都于1911年初，发生大规模请愿风潮。请愿风潮由成都高等学堂发起，召集各校代表在教育总会开会，作者以分设中学丙班代表参加。会议要求明年开设国会，由四川总督代奏，各校一律罢课，不达目的不复课。次日，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被军警和巡防军包围。代表会临时决议派代表找省咨议局正副局长，去质问当局为何派兵弹压学生。由于缺乏组织训练，请愿风潮归于失败。作者和好友张伯安，因拒绝带头复课遭学校斥退。作者说：“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在今天看来，立宪派请愿活动被认为是一种改良；但当时在民众眼中就是“造反”。“造反就是革命”，郭沫若也认为，“对于封建社会的支配阶级要求立宪”，与“灭满兴汉”的***的武装革命，“两者在促进社会的变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吗？”

恰好此时作者大哥由北京回省任职，分设中学请他担任法科课程，于是他和张伯安得以留校续读。信说：“去岁年终请愿风潮卷弟人大漩中，未预试验，税驾南归，兄或有闻，无庸缕叙。”又说：“今岁严加惩办，摒退多人，还观敝堂，亦复如是。”虽然因大哥关系得以续读，但居家一月，心常忧愁，唯恐再被斥退，所以未与朋友见面。经过这次事件，使他和朋友某君在思想志趣上的距离越来越远。志趣不相投，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背道而驰。故信中说：“降生不辰，遭国阽危，奋飞高举，以蕲去患，吾辈之职也。”又说：“日暮路远，古人用以兴悲，故我与足下，分道扬镳，各有所怀，敢抚心自问，总皆有蕲裨益。”而且形势也不允许他们重温过去“聚首一堂，面相目，口相耳，手相手”式的友情，像小儿女或驽马恋栈那样生活。信的最后对交友原则提出自己的看法：“吾不以口友君，不以肘友君，友君于无友，无友乃有友，今君胡眩乎谀与势之友，而令吾友君之必出于口与肘也耶？”这不单是交友原则，也是为人处世的人生大道理。所以信的结尾说：“愿免旃，时相忘。”免了吧，从此相互忘掉！

1911年春《答某君书》不只是对旧友的诀别，更是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作者自参加成都国会请愿斗争起，历经辛亥革命，从此走上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奋斗之路。参加国会请愿斗争是作者第一次真正参加的社会革命斗争，也是他参加革命斗争第一次经受挫折、打击，在他一生为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征途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也是此篇的历史价值所在。

毕竟这是写给旧友的一封信，因此尽管思想立场差距甚大，甚至相反，但文字委婉，情感敦厚，是一篇情辞恳切、声情并茂的文章。

《寄大兄书》是作者写给大哥郭开文的信。据信中考知他回家的时间冬月六日，即1911年12月25日，别后旬日写信，当为1912年1月1日。辛亥革命胜利，四川反正独立后，成都、乐山相继发生兵变，许多枪支散落民间，社会秩序大乱，学校提前放假。年假中，作者受大哥郭开文嘱托，“在乡倡办民团，创立观字营，保卫乡里”。此信报告了沙湾保卫团组织经过，以及保卫团黎团总写给他大哥的信和托请帮助之事。特别报告了沙湾土著与客家人向来不和及当前的局势：先有保甲局团总徐某敲诈勒索乡民，后有起于同志军首领的土著杨朗生另组保安团。保安团与保卫团抗斗扬言要暗杀保卫团团正。沙湾老百姓有此二害，有如“疮痛并头”。组织保卫团就是为民除害，保护乡里不受蹂躏。保卫团虽不是由他提出建立，但他参与保卫团谋划和事务，表示不吝此区区身，为吾乡效犬马奔走之劳。这封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辛亥革命期间，作者敢当大任、热心公益、为民除害的品格情怀。

四 辛亥革命的赞歌——联语

联语五十二副作于1911—1912年春节前，是一曲辛亥革命的赞歌。作者说：“沙湾镇居民喜贴长联，每逢春节或红白喜事，竞撰长文联语贴于门楣，不能自撰者则备酒食请镇中读书人代撰代书。因而春节书联为读书人之一项繁忙工作，多者百数十副，少亦三二十。辛亥革命之岁，因兄长多在外，余遂得承其乏，成联若干首，今幸原稿犹存，整理出之如次。”五十二副联语中除去作者堂兄郭少仪《名士自风流》（附对联四十一后）外，得五十一副。加上作者在《读〈随园诗话〉札记四十七·“一戎衣”解》中，提及的“共和三脱帽，光复一戎衣”，仍为五十二副。因为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春节，因此无论喜联、寿联或挽联，或为商铺堂号、佛家寺庙所书春联，无一例外紧扣一个中心主题：歌颂***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以下分别论之。

第一，歌颂辛亥革命，并给予辛亥革命“空千古”的评价。

对联五十一：

舍利子扶疏，五族一家，共和事业空千古。

自由花灿烂，千红万紫，锦绣韶光异旧年。

何以“共和事业空千古”？这是立足于中国五千年社会发展历史评价的。自秦始皇一统中国，建立封建帝制以来，历经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闭关锁国、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不仅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出现了濒临被瓜分的空前危机。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本质上是一场翻天覆地，代异时移，沧海桑田的革命；一次紧追世界历史潮流，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胜利。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是一次中国历史的大跨越。因此，以历史而论，怎么估计评价都不为过。现在看来，以往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难免有过低之嫌。

对联二十：

欲铭勒恢复事功于昆仑，千秋景仰。

喜摆脱专制政体之羁绊，万代共和。

尽管辛亥革命没有彻底胜利，但历史终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跨越。这样评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并非看不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看不到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为封建军阀篡夺、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丑剧。社会变革的艰难挫折同时在警醒中国的志士仁人，需要继续探求新的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开始。

第二，歌颂民主共和新政体、新国体。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作者视野并心仪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后建立的民主共和新体制；最警醒的是18世纪波兰被俄、普、奥三国三次瓜分亡国惨祸，及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和瓜分阴谋；以及作者“匹夫岂无责，要将铁血购和平”的高昂爱国主义精神。对联一：

光复事殊难，花旗矗树，华盛顿铜像如生，祖国丘墟，哥修孤英魂罔吊。于瞻于仰，或败或成，人力固攸关，良亦天心有眷顾。

边维氛未靖，东胡逐去，旧山河完璧以还，宝藏丰繁，碧眼儿垂津久注，而今而后，载兴载励，匹夫岂无责，要将铁血购和平。

核心内容又着重歌颂和渲染民主共和制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以及中国民权运动无可阻挡的气势。表现这一内容的联语很多，略举数例：“鸣自由钟，庆共和福。”（对联四）“新燕鼓吹平等说，香花鼎祝自由钟。”（对联十二）“爰建共和新政体，还作江山旧主人。”（对联十四）“竹报桃符更岁月，鹦簧蝶板庆共和。”（对联十七）“民权如海潮暴发，肃清夷虏，壶觞飞羽醉共和。”（对联二十七）“共和三脱帽，光复一戎衣。”（对联四十二附）向自由、共和顶礼膜拜。辛亥革命期间，***针对民众“灭满兴汉”的思想，提出了中华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兴建民主共和国的“五族共和”口号和思想主张。“五族”：汉、满、蒙、回、藏，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五族一家，共和事业空千古。”（对联五十一）表明当时作者在思想上已突破狭隘民族主义的观念，站到了“五族一家”、“五族共和”时代思想的前列。

第三，歌颂同心协力，共同奋斗。作者认为辛亥革命“功成九十日”，是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取得的。在联语中大加赞誉。如对联二十九：

大声一呼，唤起七千万数同胞，毋徒鼾睡。

成城众志，收回二百年前故业，还作主人。

又如对联四十下联：“顺人应天，九十日革命风潮爆发，同心驱胡虏，而今长享太平春”等。唤起民众，同心战斗，这是速胜的根本原因。联语中的“狮醒”、“醒狮”亦指此。如对联十六：

国社沦亡二百年，泪洒新亭，豚尾长遗千古恨。

神州陆沉九万里，戈挥鲁日，狮声奋吼八荒摇。

同时，辛亥革命功成九十日，速胜也引起忧虑。对联十就提出了警告：

二千年专制帝国，骤跻共和，盛业赖维持，夸父莫遗追日诮。

廿世纪竞争风云，横锁东亚，建夷今扑灭，诗人好赋出车章。

这就是说清王朝被推翻，民主共和国骤然建立，伟业至大，尚须努力维护，不要留下夸父逐日的笑柄。在歌颂胜利的时候，切莫忘记20世纪国际竞争加剧，战争阴云横锁东亚，中国被侵略、瓜分的危机尚存。表现了作者清醒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第四，尽管作者认为立宪派的请愿斗争同是革命，但历史告知，***领导的武装革命思想路线更加适合中国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如对联十三：

武装作和平，维持人道。

铁血为资本，购买自由。

这里的“武装”，即革命战争，只有以武装起义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换得和平、自由，维护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权利。又如对联十五：

实行黑铁主义，可保平和；世道尽强权，问欧洲十九世纪之神圣同盟，究有若何成绩在。

竟有黄种新书，殊堪快慰；同胞齐努力，愿汉家四百兆数之文明上族，演出这般事业来。

“黑铁”即煤铁。煤铁乃工业之母，发展煤铁，工业化，可富国强兵。所以说“实行煤铁主义”，富国强兵，可保和平。尽管世道尽强权，列强争霸，但历史告诉我们，即如19世纪欧洲的神圣同盟，迟早也要崩溃。今日中国值得快慰的是，有***的民主共和思想主张和建国方略，只要全国同胞齐心协力，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就能在世界舞台上演出如辛亥革命这般伟大空前的事业来。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虽然这只是一副小小的对联，却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第五，正如《敝帚集·题记》所说“足以踪迹当年之情绪”，对联竭尽渲染之能事，用极为夸张、大胆、浪漫的笔触歌颂辛亥革命给古老中国带来新的气象、新的期望，以及在当时甚至是幻想的新的国运。歌颂广大民众，包括作者自己，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莺歌燕舞，醉酒狂歌的欢乐场景。如对联十九：

武功不亦伟哉，直欲砚池东海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国势未可量也，何难郡县西欧城美澳，统地球员幅，尽入版图。

作者附注：此联曾记录于《反正前后》中，唯字句间有记忆错误处。这副对联所代表的正是辛亥革命期间一般青年的心理。作者在《黑猫》中回忆说：“那时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国家主义者，他们有极浓重的民族感情，极葱茏的富国强兵的祈愿，而又有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他们以为只要把头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黄色大旗一换，把非汉族的清政府一推倒，中国便立地可以成为‘醒狮’，便把英、美、德、法、意、奥、日、俄等当时的所谓‘八大强’，当成几个汤团，一口吞下。”这当然是极幼稚的幻想。又如对联二十一：

挥落日西回，国光赫赫。

唱大江东去，春乐融融。

对联二十八：

壬公翻怒潮，澎濞沇溶，涤洗二百余年污垢。

子主裁红日，辉煌炜烁，照耀一十八省山河。

对联五十：

共和岁月一年春，看莺梭柳岸，燕织桃堤，最是得意忘言，自由人醉神仙窟。

革命风云千载盛，把马放华阳，牛归林野，不妨成功作乐，大武声和雅颂诗。

诚然，写春联与平日作对子、写联语不同，要更有喜庆欢乐的气氛，遣词造句有些夸张浪漫狂放，也是很自然的。尽管如此，犹不失为社会民众普遍情绪的真切反映。

第六，在欢庆歌颂辛亥革命胜利的同时，社会民众也纵情宣泄了汉民族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受清朝二百余年专制暴虐统治的积愤，这中间必然夹杂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情绪，甚至封建的传统观念。如对联中对满族的蔑称：“胡儿”、“犬胡族”、“胡清”、“建夷”等；辛亥革命前反清斗争的一些口号，如“灭满兴汉”、“恢复汉业”、“天汉复兴”等，即如“光复”这一普遍用语，都与此相连，或多或少带有封建色彩。这在今天自然需要加以历史的看待，它们并非辛亥革命的主流，并非作者的主导思想。事实上，***在辛亥革命期间已经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和方略，以替代那些过时的、偏激的提法。作者的观念也紧随时代大潮在发生改变。不难看到，对联着力宣扬的是20世纪现代共和国国体，突出强调了民主、共和、自由、平等这些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念。作者用书写对联这种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把这些时代诉求及时传递到西南乡镇，使之广布民心，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十分难得的一种启蒙宣传。

作者从不掩饰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后经历过的激越和迷茫，并且一直努力让人们“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不过，《敝帚集》编就于抗日战争时期，当全民族正处在需要团结一致，反对分裂，同仇敌忾，抵御日寇入侵的时刻，《敝帚集》的“时过境迁”是否是一个客观的因素，使作者无意在当时当地将其面世呢？

辛亥革命百年已过。正确地看待和评价这场“代异时移”的大革命是当今的时代需求。《敝帚集》的出版正当其时。集子中的时代旋律与历史局限性的并存，对全面认识百年前的这场大革命，客观分析中国反正前后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心态，犹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