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出，是三小姐探春的终生之痛。
这种小老婆生的卑贱，这种出娘胎就矮半截的低下，是她心灵深处永远排解不去的毒药。每读《红楼梦》，每读探春的这番话：“我但凡是一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心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一番道理。”我特别能理解她。
她所以要出去，就是要摆脱这个因为庶出而受到精神压力的环境，到一个无人对她能念紧箍咒的地方。
然而，她能找到这块净土么？
——凡作用于心灵的紧箍咒，那是最可怕的。可对帝王来说，却是不费国帑的最有效的统治方式。
唐僧到西天取经，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观世音考虑到大唐中土的和尚，未必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就给他物色了几个徒弟。其中最能干的，莫过于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但是，有本领的人通常自负，“俺老孙”，不怎么好管，连玉皇老子，太上老君都不买账，这肉肉的和尚，岂在他的眼中。负责组班子的观音大士，不由得发愁，没有这个能人，不行，有了这个能人，不服从领导，更不行。
于是，计上心来，授意唐僧将䌽衣法帽，使孙悟空穿戴，并密传“紧箍咒”一文。齐天大圣没防着这一手，就被唐僧拿下了。这箍看不见，戴上了，自己取不下来，而且有咒语管着，只消念念有词，越勒越紧，足可以痛死。
老孙不信，结果紧箍咒一念，疼得他满地打滚，苦楚之极，只好伏了。大士对唐僧说，这我就放心了，你们上路吧！这猴头倘若调皮捣蛋，不听调教，你就念我密授的紧箍咒，他就老实了。于是，观音菩萨放心之时，也是猴头倒霉之日，这个箍成为唐僧对他进行专政的武器。
从此，紧箍咒一法，便成为绝对强者控制相对弱者的高招。
历代帝王对这种投入少、产出高的专政手段，很感兴趣，尤其适用于收拾那些脑袋不怎么好剃的文人。因为，禁闭需要管饭，坐牢需要牢房，杀头需要磨刀，枪毙需要子弹；只有紧箍咒，省钱省事，工本低廉，费力不多，收效颇佳。所以，统治者通常乐于使用。
据正史，贞观三年，玄奘出长安城西行，历时十七年，贞观十九年回到京师。据《西游记》，戴了箍的孙悟空，与猪八戒，与沙和尚，护送这位高僧，一路上，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全亏了猴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方保得逢凶化吉，履险为夷。可是，妖魔鬼怪，变幻莫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唐僧能力不强，本事不高，也则罢了，是非不分，善恶莫辨，美猴王光为了对付这位弱智领导，不知枉费多少心力。
这和尚肉眼凡胎，常把乔装打扮的妖精，当作好人。猴头火眼金睛，哪里能瞒得了他，说时迟，那时快，三下五除二，掏出金箍棒，立时三刻，除怪降魔。那呆子唐三藏，差点让妖怪扔锅里煮吃了，不但不感谢猴哥救命之恩，不辨底里，反而怪罪老孙滥杀无辜。再加之猪八戒的挑唆，唐僧情急之下，就对猴头念紧箍咒，实施惩罚。
小时候，我很同情猴王，你都天不怕地不怕地大闹天宫，干嘛俯首帖耳于这个和尚？尤其不解的是，半路上，你都甩手不干了，回花果山继续称王，干嘛还要回去陪和尚上西天，继续找这份罪受？
这自然属于童年的天真幼稚了。
到我当了“右派”，而且一当就是二十二年，比唐僧西天跋涉还多三年，重读这部古典小说，才明白什么叫做“一己之私”，什么叫做“欲罢不能”，什么叫做“难言之隐”，戴箍的猴哥，要成正果，戴帽的“右派”，要活下去，这才低下头来，接受那个箍和帽的。
虽然，“右派”的帽，猴子的箍，有所同，有所不同。一个是强加的，一个是自愿的，但其箝制于无形，羞辱于无声，胁迫于精神，苦痛于内心，那威慑性质却是极其相似。如果，猴子铁定心在花果山称大王，不求跻身西天，荣登佛国，也许用不着戴这个箍；同样，若是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心，就是不戴这顶帽子，不承认这顶帽子，死也不接受这顶帽子，帽子的作用恐怕就相当有限了。1957年，就曾经有过这样“拍案而起”的抗拒者、勇敢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都不惜一死，帽子的威胁，还能顶个屁用？可是，大多数“右派”，我也是其中一个，诚惶诚恐，悔罪认错，都伸出脑袋，乖乖地戴上了这顶“桂冠”，很大程度上是软弱、无奈、苟且、求生。
孙悟空为了修成正果，名列天庭。因此，这个箍，满心不想戴，为了远大目标，只好权且忍受。
所以，孙悟空被那紧箍咒念得痛不欲生时，还得护送唐僧上西天，这就表明，箍也好，帽也好，说到底，这些“顶戴花翎”所带来的烦恼，基本都是自讨自找。因此，想起大观园里的探春小姐，那就更不幸些，她那小老婆生的庶出隐痛，是取不掉的箍，是摘不掉的帽，要永远伴随她的一生，那该是多么痛苦啊！
一个人，也可怜见，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既不可能讨好谁，也不可能得罪谁，但就在这一刻，便有可能注定他的一生，是幸，还是不幸？有可能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宠儿；相反，也有可能成为谁都可以朝他吐唾沫的贱民。天上地下，碧落黄泉，悬殊和区别就是这样严酷而又无情。这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他不知道他来到的这个世界，会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政策、规定、观点、看法，在等待着他。如果他了解到此后，他永远要做一个喝西北风、尝闭门羹的三等公民，也许会提出申请，老娘，干脆你还是别把我生出来的好。
像探春这种庶出的致命伤，那是封建社会才有的歧视了。然而，种族歧视，阶级歧视，身份歧视，政治歧视，以及与生俱来的原罪感，所造成的贵贱之别，高低之别，正册和另册之别，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别，遂成为人类的桎梏，成为社会的病态，成为统治者控制子民的权术手段，成为人与人相互鱼肉的事端、把柄、口实、由头。
因此，庶出，就成为探春的终生之痛。这种小老婆生的卑贱，这种出娘胎就矮半截的低下，是她心灵深处永远挥之不去的毒药。每读《红楼梦》，每读探春，我特别能理解她：“我但凡是一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心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她所以要出去，就是要摆脱这个因为庶出而受到精神压力的环境，到一个无人对她能念紧箍咒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由于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得以认识秦兆阳老师。他将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室腾出来，让我在那里改稿，因而时有关于小说以外的交谈。我就谈到探春这种渴望走出去的想法，因为我颇能体会到她为什么如此期盼？我说，我当“右派”二十多年，能够不被确认身份，不感到自己是另册之人的平等，只有从劳动改造的工地，回北京探亲的火车旅途中。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这位尊敬的长者，也许感同身受的缘故，报之以苦笑。
大观园里的探春，上得台面，老太妃来作客，贾老太君指令她出面接待；识得大体，王夫人因贾赦欲讨鸳鸯被老太太责怪时，她能站出来辩护；做得大事，当她临时掌管家务时，敢对大观园里的花草虫鱼，实行股份承包；最有作为，在大观园的文学圈子里，她称得上是海棠诗社的发起者、组织者。在贾府元、迎、探、惜四位小姐中，除去进宫的元春，她最出色。所以，在荣宁两府中，她是个有文才，有抱负，有识见，有工作能力，有良好口碑的姑娘。
从“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她抽的签，也显示她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众人看时，上面是一朵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日边红杏倚云栽’，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须恭贺一杯，再同饮一杯。’”因此，这位长得虽然不如薛林，但比迎春、惜春要出色得多的三小姐，应该是个毫无疑义的强者。
但遗憾的，她是个不全面的强者，她的软肋，是其生母赵姨娘，而赵姨娘，是贾政的妾。在封建社会里，妾生的子女，其身份要比正室生的子女低。尽管，没有一个人敢当她的面，指出她的这块心病。因为，她实在太完美了，完美得无可指摘，人们不忍心触及她的伤痛。然而，所有的人回避这个敏感话题，不等于这个事实不存在。不明说，不点出来，不指着鼻子羞辱她，不等于她不自惭形秽。
曹雪芹的伟大，在这部几乎等于是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著作中，极具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颓败，就是没落，就是衰朽，就是无可救解地走向灭亡。因此，偶有的一点振作和兴奋，难得的一丝生气和亮色，也会被这个终结时代的黑暗吞噬。四十年代，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曾就探春这个人物，追素作者的创作动机：
我们在全部红楼梦中实在不容易找出一两个堂堂正正实际有作为的人来。作者一生所见周围的人物，男的多半是糊涂虫，女的多半是可怜虫，结局都是同归于没落。他对于男子几乎是一概鄙弃，对于女子就一概予以深厚的悲悯之情，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作者虽然对于这家庭之往日光荣非常眷恋，又实在找不出一个能挽回颓运的英雄，在无可奈何的苦闷中，在女子队里写出一个有政治风度的探春小姐，不过是想稍稍补偿自己心上的缺憾于万一罢了。
在封建社会里，小老婆生的，如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那样，耻辱标志，是终其一生也休想抹煞得掉的。她在这样沉重的时代枷锁压迫下，实际上不可能做一个“挽回颓运的英雄”，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那沉沦时代里的一个有头脑的女孩，那可怜的挣扎罢了。假设她和宝玉一母所生，她很可能是女中宝玉，既然什么都迎刃而解的话，她无须乎去做这些。唯其她与贾环一母所生，她若不想做那个候补的纨袴子弟，必须要做强者，做一个任谁都说不出一个不字的强者，才能生存下去。这种抗争的实质，只是作者借这个人物，对那个等级社会的揭示而已。
在《红楼梦》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中，有一段凤姐与平儿的谈话。
凤姐儿笑道：“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他就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他，不和别的一样看待么？”凤姐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正出庶出是一样，但只女孩儿，却比不得儿子，将来作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庶出，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强百倍呢。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为挑正庶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正庶的得了去。”
这就很清楚了，谁也逃脱不了那“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命运。其实，探春心里是再明白不过的，在那一首属于她的谶词《分骨肉》中写道：“一帆风顺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最后“奴去也”这一声告别，表明这位几乎挑不出什么不是的女孩子，虽然终于得到她所盼望的“可以出得去，我心早走了”的结果。然而，命中注定的这一份无可救赎的宿命，无论她到何时，她到何地，也是不能得到彻底解脱的。
因此，在《红楼梦》的全部女性中，她应该是活得最累的一位。因为，强者最忌讳，最痛苦，最维护的，便是自身那些不能医救，无法克服的弱点和短处，这里，也是最容易受伤的地方，谁要是碰到她痛处，提醒她痛处，谁要涉及到她的生母赵姨娘，她就按捺不住，她就歇斯底里，她就不能自制，甚至置最起码的亲情于不顾。
她（指其生母赵姨娘）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阴微鄙贱的见识。她只管这样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兄弟姐妹跟前，谁和我好，我和谁好，别的我也不知道。论理我也不该说她，但她也太昏聩糊涂了。
我不知道探春说出这番话时，有没有人伦道义上的良心谴责？
有一次，赵姨娘之弟赵国基死，时值探春受王夫人之托，与李纨、薛宝钗，共同代理病了的凤姐，管理家务。赵姨娘对于探春秉公处理，不能例外开恩多给一些丧葬抚恤金，哭哭啼啼宣泄作母亲的对自己亲生女儿的不满。并且口口声声地说，你舅舅如何如何。这种雪上加霜的刺激，使得探春小姐勃然大怒，断然否认她与赵国基的舅甥关系，“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也许我们不该苛责这位万般无奈的小姐，但这种势利抉择，这种事大心态，很难与许多红学家对她的期许——一个具有政治风度的女性联系起来。秦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霸一方，互不相让。刘邦的老爹，被项羽抓获，成为人质，项羽传过话去，你如果不降顺的话，我就将你的老爷子炖来下酒，以此胁迫刘邦。刘邦一点也没有如丧考妣的痛苦感，给项羽回话，你愿意怎么吃就怎么吃，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一碗，让我也品尝一下红烧我爹，是个什么滋味。
刘邦置太公生死于度外，这就是政治家的行径，而探春厘清与赵姨娘、赵国基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怯懦的逃避。因为，箍也好，帽也好，都是戴在头上的，而这位小姐，却被这种妾生情结，桎梏住整个心灵，一生也摆脱不了的神经质。
她头脑清醒，但欠缺理智。
与她同母生的贾环，就没有她的这种自寻的不自在，从来不因为庶出的身份，弄得自己不开心，活得有滋有味，玩得轻松自在。他之所以没有她活得这样累。第一，他受益于自己的麻木，不像他姐姐那样奇特的过敏。第二，他不是一个强者，他也一直不想当强者，他很安于他的这份小快乐，小愉悦。第三，最重要的，他应该感谢他的没有文化，因为没有文化，也就无所谓思想，没有思想，也就无所谓痛苦。探春与贾环身份相同，环境类似，为什么探春的那些烦恼，在她弟弟脑海里并不存在，道理很简单，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非知识分子，因此，紧箍咒，这个可以并列于炸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一起，为中国的五大发明，是历朝历代的帝王用来对付知识分子的杀手锏。
在统治者的眼里，良民是用不着对付的，叫他站着，他不躺着，叫他躺着，他不站着，叫他向西他不东，叫他向东他不西；叫他向左他不右，叫他向右他不左，所以，又称之为顺民。而刁民，通常分两类，一类是犯上作乱，“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全刁民，那自然就诉之以格杀勿论的强硬手段。另一类，有头脑，有思想，有文化，有知识，凡事好问一个为什么的半刁民，让他站着，他可能躺下，让他躺下，他可能站着，这就比较麻烦。也许，半刁民在总人口的比例中，不一定占多数，影响力却不可低估，忽然齐刷刷都站起来，或者，忽然哗啦啦都躺下去，很有可能发生统治危机。于是，紧箍咒，便成为中国数千年统治者乐此不疲的老把戏，屡试不爽而且每试每灵的政治魔法。
从这里，也就可以了解中国古老的惩罚文化，是何等博大精深了。
在西方世界里，他们的神话故事也好，文艺作品也好，几乎找不到类似《西游记》里，让“俺老孙”服服帖帖的“紧箍咒”这样的高招。也许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谈话录》里的“达摩克利斯剑”，稍稍可以与之相比。但那是有形的剑，这是无形的圈，就看探春一辈子的致命伤，便可知道西洋的利器阻吓，哪及中国的精神震慑，更具有点中死穴的效果。
姜，还是老的辣，这话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