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岭上，像陶凡家这般式样的房子共二十来栋，布局分散，让桃树遮隔着。住户都是地委、行署的头儿。他在这里当了两年地委副书记，十年一把手，影响力超过任何一位前任。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似乎都有他的影子闪烁其间。这座小山上的桃树是他让栽的，桃岭这个山名是他起的，桃岭西头的桃园宾馆是他命名的，桃园宾馆四个字当然也是他题的。渐渐地，桃岭成了这个地区最高权力的象征。下面干部议论某些神秘事情，往往会说这是来自桃岭的消息。

陶凡从自己家步行到桃园宾馆只需六七分钟。地区的主要会议都在那里召开。现在地区召开全区性重要会议，陶凡都被请了去，坐在主席台上。每次都是张兆林事先打电话请示，临开会了，步行到陶凡家里，再同陶凡一道从桃岭上小道往宾馆去。陶凡一进入会场，张兆林就在身后鼓掌，全场立即掌声如雷。陶凡当然看得出张兆林的意思。张兆林一则明白自己资格嫩，要借他压阵，二则亦可表明对他的尊重，争取他的支持。

陶凡内心也不太情愿到会，又不便推辞。他在会上从不发表同张兆林相左的意见，他的讲话都是对张兆林讲话的肯定和更深意义上的阐述。他那次在老干部会上讲话暗藏机锋，只是个例外。他既想表白自己不再过问政事的超然态度，又的确对张兆林出乎寻常地重视老干部工作有些不满。

一天，夫人同陶凡讲：“以后尽量不要去参加会议了，退休了就要退好休。”

陶凡说：“我哪愿意去？张兆林总要自己来请。”

陶凡感觉到了夫人的某种弦外之音，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夫人从不平白无故地干涉他的事，她一定是听到什么议论了。但他不愿闻其详情，只要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他不厌其烦；而有些事情，他不问，你提都不要提及。

夫人的确听到了一些话。外人也不敢当她的面讲什么，是陶陶昨天回家时，趁爸爸不在，讲了几句。也不讲什么细枝末节，只讲爸爸退休了，你别让他替人家去操心，还正儿八经坐在主席台上做指示，到头来费力不讨好的。她不敢同爸爸讲，只好让妈妈转达意见。

陶陶的话还能让人感觉一种情绪，林姨听了也吓了一跳，知道外面肯定有不好的议论了。她也像丈夫，不追问详情。但话从她嘴里出来，却很平和了，只是一种很平常的规劝，像任何一位老伴劝导自己的丈夫。

真正亲耳听到议论的是关隐达。认识他的人也没有谁讲什么，他也是偶然听见的。上个星期他去省里开会，卧铺车厢里有几个人吹牛，吹到了陶凡。这节车厢基本上是本地区的旅客。他们说陶凡现在是地区的“慈禧太公”，垂帘听政。张兆林拿他没办法，凡事都要请示他，开个大会也要请他到场才开得了。张兆林本也不是等闲之辈，只是暂时威望不够，也需借重陶凡。以后张兆林硬起来了，吃亏的还是关隐达。关隐达你不知道？陶凡的女婿，在下面当县委副书记，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见面就开玩笑，我说你不叫关隐达，应叫“官瘾大”。

自称是他朋友的那位仁兄，关隐达并不认识，不知是哪路神仙。不管怎样，关隐达知道这议论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他也早就觉得奇怪，精明如陶凡，怎么也会这般处事？有回，一位副县长到地区开乡镇企业会议，回来同关隐达讲：“你老头子讲话的水平真叫人佩服，短短十几分钟，讲的东西听起来也都是张书记讲过的，就是让人觉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关隐达清楚，这位副县长的话，自然有奉迎的意思，但确实又不是假话。凭这位老兄的水平，都能感觉出陶凡的讲话高出一筹，其他人当然也感觉得出，张兆林就不用说了。这就不是好事情了。

关隐达当然不便直接同陶凡申明自己的看法。他同陶陶之间讲话，比陶凡夫妇要直露些。他告诉了陶陶外面的大致议论。陶陶说：“爸爸也真是的。”但她也只能委婉地同妈妈讲。

这样，关隐达听到的是尖刻的议论，经过层层缓冲，到了陶凡耳中，莫说详情，就连一丝情绪色彩都没有了。而陶凡却像位老到的钓者，从浮标轻微的抖动中，就能准确判断水下是平安无事，还是有多大的鱼上钩，或者翻着暗浪。

陶凡有点身不由己。他知道张兆林现在是需要他，当不需要他的时候，又会觉得不怎么好摆脱他的。他自己就得有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议论迟早会有的，这他也清楚。现在夫人终于提醒他了。

有回，又是一个全区性会议，张兆林照例来请陶凡。陶凡打了个哈哈，说：“兆林，我是个退休的人了，不能再替你打工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坐在主席台上，要做到不打瞌睡，很难啊！幸好你的报告精彩，不然，我会出洋相的。”张兆林客气几句，再不说多话了。

陶凡总算推掉了一切俗务，安心在家休闲。日子并不是很寂寞，本是一介书生，读读书，写写画画，倒也优游自在。同外界沟通的惟一方式是看报。天下大事时刻掌握，身边事情却不闻不问。夫人很默契，从不在家谈及外面的事情。夫人一上班，家里只有他和王嫂。王嫂做事轻手轻脚，陶凡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一时兴起，竟书写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俨然一位隐者了。身居闹市，心若闲云，才是真隐者。

但隐者心境很快又被一桩俗事打破了。老干部局多年来都打算修建老干部活动中心，陶凡在任时，一直不批。他争取老干部的主要策略是为他们个人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说白了，就是为人办些私事。而修老干部活动中心之类，虽然事关老干部切身利益，却是公事，他不批准，并不得罪哪位具体的老干部，他在老干部中的形象丝毫无损。摆到桌面上，大家也理解。财政不富裕，修学校都没有钱，还花五六百万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群众会有意见的哪！如今他卸任了，老干部局又向地委、行署打了报告。因物价上涨，现在预算要七八百万了。张兆林接到这个报告很不好处理。不批吧，老干部局反映多年了，其他各地市都修了。批了吧，又有违陶凡一贯的意见。他的本意是想批了算了，原因却与重视老干部的意思无关。原来，新提的几位地委、行署领导现在都还住着县处级干部的房子。想修地厅级干部楼，却又碍着老干部活动中心没有修，不便动作。张兆林左右为难，便同老干部局向局长讲：“我们地区财政穷，不能同别的地市比。艰苦一点，相信老同志也会理解的。依我个人意见，可以缓一缓。你请示一下陶凡同志，要是他同意修，我会服从的。老向，陶凡同志那里，你要注意方法哪！”

向局长领会张兆林的意图，跑去给陶凡请示汇报。陶凡一听便知道是张兆林推过来的事，心中不快，打断了向局长的话头：“不用向我汇报，我现在是老百姓了，还汇什么报？我原来不同意，现在自己退了，也是老干部了，又说可以修，我成了什么人了？老干部的娱乐活动设施要建设，这上面有政策，是对的。可也要从实际出发呀！我们老同志也要体谅国家的难处，不要当了干部就贵族气了。我们还可以打打门球哩，还有那么多老农民、老工人，他们打什么去？”

陶凡很久没有这么发火了，心里竟有些过意不去，便很客气地将向局长送到小院外的路口，握手再三，安抚了一阵。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陶凡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匿名电话，叫他放聪明一点。声音凶恶而沙哑，一听便知是伪装了的。陶凡气得涨红了脸，倒并不害怕。

此后一连几天都这样，陶凡怎么也想不出这电话的来头。那完全是一副黑社会的架势，可他从来没有直接招惹过什么恶人。他的电话号码也是保密的，一般人并不知道。夫人吓得要死，问是不是让公安处胡处长来一下。陶凡说不妥，那样不知会引出多少种稀奇古怪的说法来，等于自己脱光了屁股让别人看。他想来想去，只有打电话给邮电局，换了一个电话号码。

可是清净了几天，匿名电话又来了，更加凶狠恶毒。这回真让陶凡吃了一惊。这电话号码，他只告诉了地委、行署的主要头头和女儿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泄露出去了？这个小小范围同匿名电话怎么也牵扯不上呀。

关隐达同陶陶回家来了。关隐达断定那电话同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事有关。“怎么可能？”陶凡一听蒙了。关隐达分析道：“明摆着的，要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消息一传出，建筑包工头们就会加紧活动。有人以为这一次肯定会批准的，就收了包工头的好处。您现在一句话不让修，包工头白送了礼是小事，要紧的是损失了一笔大生意，怎么不恨您？”

陶凡听着关隐达的推断，气得在客厅走来走去，嚷道：“难道这些人就这么混蛋了？”

关隐达明白陶凡讲的这些人指谁，便说：“也不能确定是谁收了包工头的好处，查也是查不出来的。但可以肯定，打匿名电话的并不是受了谁的指使。那些包工头都是些流氓，没有人教他们也会这么做的。”

陶陶吓得全身发抖，跑去拉紧了窗帘，好像生怕外边黑咕隆咚地飞进一条彪形大汉。她劝爸爸：“就让他们修吧，难道怕用掉了您的钱不成？”夫人也说：“是呀，本来就不关你的事了，顶着干吗呢？”

陶凡自打从政以来，从来还没有人这么大胆地忤逆过他，他觉得蒙受了莫大的羞辱，愤愤地说：“本来我就不想管，他们要这样，我坚决不让修，看把我怎么样？”

关隐达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来直去同陶凡讨论问题的。一般事情，凭陶凡的悟性，一点即通，多讲了既显得累赘，又有些自作聪明。但陶凡这几年是高处不胜寒，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他是越来越不清楚了。关隐达便觉得有必要讲得直接一些。

陶凡在客厅来回走了一阵，心情稍有平息，坐回原位。关隐达劝道：“爸爸，其实您只一句话，让张兆林自己处理就得了。他无非是不便拧着您的意思办，您说了这话，他就好办了。”

陶凡听着，一言不发。窗外寒风正紧，已是严冬季节了。

次日，陶凡拨通了张兆林的电话，说：“这几天同一些老同志扯了扯，他们都要求把活动中心修了算了，老同志也体谅财政的困难，说预算可以压一压。我看这个意见可以考虑。这是我欠的账，现在由你定了。”

张兆林说：“我原来也是您那个意思，缓一缓，等财政状况好些再搞。可这一段我老是接到老干部的信，火气还很大哩。都是些老首长，我只有硬着头皮受了。好吧，地委再研究一下，争取定下来算了。”

打完这个电话，陶凡有种失魂落魄的感觉。他想身经百战的将军第一次举起白旗，也许就是这种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