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一行刚进入缅甸境内时，情况还是十分顺利的。二十九日到达蛮莫，当地的缅甸土官思线主动出境，前来迎接，永历对于思线的热情款待很是满意，于是临行前，特地赐给了思线金牌、缎帛等厚礼，作为谢礼。

永历的本意是前往当时缅甸的国都阿瓦，与当时的缅甸国王见上一面，谈点借兵复国之类的问题，所以皇帝大人一路之上并未在各地耽搁太久，而是一直向阿瓦全速前进。然而就在赶路的途中，永历突然得到了黔国公沐天波、华亭侯王惟华、东宫典玺太监李崇实三人联合觐见的请求。

沐天波是一个比较有眼光的人，他认为朝廷虽然进入缅甸避难，可是大明的命运却绝对不能就此完全置于缅甸的掌控之下，万一缅甸当局的态度发生变化，其带来的后果必定将会十分严重。因此他找到了王惟华和太监李崇实，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将入缅的大臣和士兵分成两部分，一半继续跟随皇帝到阿瓦，一半由太子朱慈炫带领，折回云南，督理当地的各路明军，一边坚持抗清，一边作为朝廷的外援，防止缅方图谋不轨，起到威慑的作用。

沐天波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另外两人的一致赞同，于是，三个人在商量后决定一起求见永历，请求皇帝批准这一方案。

永历对于沐天波的意见很是赞许，他认为这样做的确可以有效的预防缅甸国王翻脸不认人，投降清军，把自己一家人送给清军换钱花，再者说了，太子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时年十二岁），该让他承担一些保卫国家的责任了。于是，永历当场批准了沐天波等人的方案，并派人拟旨，准备送太子朱慈炫回国抗战。

然而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对永历的这一旨意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永历的老婆，朱慈炫他妈。

王皇后就这一个儿子，而且还未成年（古人二十岁行冠礼才算成年），就这么让一个小孩子家出去，在王皇后看来，是件很不地道的事，况且云南地区战火纷飞，明军又分散在各地，本不好统一指挥，如此艰巨的任务，朱慈炫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的。所以王皇后的反应很激烈，据说甚至打算把提议太子出行的沐天波等三人叫过来臭骂一顿。

爱子心切，可以理解。

在王皇后的坚持下，太子最终没能成行，但是王皇后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自己当时的反对，最后才导致朱慈炫没能活到行冠礼的那一天。所以说，有些伤害往往是打着爱的名义进行的，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月初二日，缅甸国王莽达派出四艘客船来迎接永历君臣一行。由于缅方提供的船只体积太小，随行的所有人员不能全部登船，因此永历从中挑选了六百四十六人护送并陪伴自己走水道南下，而其他的人要么自己自费雇船跟从前往，要么和总兵潘世荣保护下的岷王世子等人骑马走陆路前行。就这样，永历一行被分成了两路并将各自迎来不同的命运。

初六日，永历君臣从水路出发，乘船南下，经过近半个月的旅程，船队终于到达了距阿瓦并不遥远的井梗（今曼德勒一带）。因为当时的缅甸是大明的属国之一，所以缅甸国王莽达应该算是永历的臣子。因此二十四日，应缅甸国王的请求永历派出了中府都督马雄飞、御史邬昌琦两位大臣作为特使，前往阿瓦与缅甸方面商议迎接的相应礼节问题。

当马雄飞、邬昌琦将带来的敕书交给缅方时，出问题了。因为缅甸的工作人员在拿出明神宗时期颁给缅甸国王的敕书同永历颁发的敕书进行核对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两份敕书上所盖的玉玺大小稍微有所出入。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是件小事，不过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却是件天大的事儿。

玉玺的规格不符，这就意味着这个永历的帝位来的不合法，并非正统。换句话说，这帮自称明朝皇帝和大臣的人，很可能是假的，是冒牌货，此来缅甸也许另有所图！

缅方对于永历等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打算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付永历等人。但关键时刻，沐天波再次出马，挽回了即将恶化的形势。

虽说玺印对不上（永历的那枚的确是新作的），但是沐天波随身携带的征南将军印却是货真价实的。这颗将军印是早先朝廷所赐，而为沐家历代相传的，平时沐家代表朝廷与西南土司和邻近国家进行公文往来用的就是它，因此缅甸当局在对比征南将军印记之后，才算相信了这些不速之客的身份，表示允许永历和其随行人员暂时居留在缅甸境内。

本来缅甸国王对于这位“南幸”的明朝皇帝就不十分待见，现在发现他的皇位似乎还来路不正，这恰好给了莽达一个不尊重永历君臣的合适理由。所以永历等人虽然到达了阿瓦近郊，缅方却一直对永历和缅王的会面只字不提，而是十分低调的将一行人就近安置在城郊，还明文规定，不允许明朝人员擅自进入国都。这样看，莽达兄还真不见外，把宗主国的皇帝大人当难民了。

三月十七日，正在王宫中像平日一样休息的莽达突然接到了一个急报，国都阿瓦城对岸处发现了一支人马的迹象，对方约有千余人，马匹数百匹，且部分成员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是久经操练的武士，其行迹十分可疑。

这一报告很快便引起了缅甸方面的不安情绪，莽达同志甚至大声叫嚣：这绝对是个阴谋，明朝并非是来避乱的，而是意在吞并我国！

既然国王大人都作出这样的断定了，缅甸的大臣们立刻迎合莽达的思路，讨论起应对的办法。最后缅方的一致意见是迅速出动军队，先下手为强，消除这一隐患。

于是阿瓦城内的缅军大举出动，对他们心目中的敌人进行了严密的包围。其实这批人马实在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因为这部分走陆路来到阿瓦的明朝人员中，士兵也就几百人，而且还没携带任何武器，其余的大部分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及其家属，所以真要说成是威胁，顶多也就是会造成当地的物价稍有涨幅而已。

但缅军士兵可不考虑这么多，他们接到的命令只有一个：彻底消除可能的隐患。因而缅军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对这部分明朝人发起了攻势，在发现这些人几乎很难进行有效的抵抗时，又强行把这批人不分男女老幼的分别安插在附近各村的村民家中，令他们严加看管。而所谓的看管标准则是一家一人，禁止往来。就这样，许多入缅避难的大臣家庭顷刻之间妻离子散，连家产也被缅军士兵和当地村民抢光，甚至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在这种屈辱的情境下，通政使朱蕴金、中军姜成德不堪忍受，悬梁自缢。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囚禁中变得日渐消沉。

五月初七，缅甸当局经过商议，决定将在井梗暂居的永历一行和随后到达的陆路人马集中安置在与阿瓦城隔河相望的近郊，并用当地随地可见的竹子为明方人员围造了一座城，其中有草房十间作为明朝皇帝的住所，至于其他的随行官员，缅甸政府是不予安排住所的，这些人唯有自己动手，自行搭建住所居住。

就这样，永历君臣算是正式在缅甸安定了下来，不过缅方始终没有给予明朝人员正式的官方接待，甚至莽达住在阿瓦城内、永历住在阿瓦城外，离得如此之近，两个人也从来没有见过面，更不用说是按照礼仪规定，对永历行藩臣大礼了。

生了病的老虎不但不再是老虎，有时连一只病猫都不如！

对于缅方的无礼，永历无能为力，只得苦笑，毕竟此时的永历手中没钱没武器，说什么也是不灵的。

朝廷在缅甸的生活日渐艰苦，而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国内。当时多尼、赵布泰、吴三桂的三路大军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云南全境的占领，而罗托、洪承畴依旧固守贵州，明军虽然没有受到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可是却因为清军堵住了交通要道，被分成了若干个独立的部分，很难组织有效的反攻，而且由于清军的主要力量多集中在比较繁华的城镇，明军为了生存就只能呆在穷乡僻壤、鸟不生蛋的蛮荒之地，那条件的艰苦程度绝不亚于入缅的部分。

然而就是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白文选得知朝廷的窘境，立刻率军从驻地木邦出发，攻往缅甸境内，要求缅方送回永历等人。

虽然白文选的兵力不多，而且还是接连被清军击败过的，但是缅甸组织迎击的军队在白文选的面前却是不堪一击，缅军很快便被明军击败。按照某些史书的说法，白文选所部大败缅军数十万，兵锋直指缅都阿瓦。个人以为，这个记载或许有些失实，但数万人我看还是有的。

眼看着缅军一溃千里，明军即日便会兵临城下，莽达着急了，他把上派人逼迫永历下发了要求退兵的诏书，这才使得白文选退去，暂时保住了自己的王位。但是这件事让莽达认识到了一点，做事一定不能太过分，否则即便永历没有那个能力，白文选同志却是能随时要了自己的这条老命的。

磨盘山战役后，李定国基本上丧失了再次对清军发挥大规模打击的兵力，不过李定国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而是积极的联络散布在各地的明军余部，准备联合展开反攻的行动，从清军防守的薄弱处入手，率先收复云南和四川的部分失地。建立明军的反攻根据地。李定国的这一想法很好，也可以说是当时唯一的办法了。然而不久之后，一个消息的传来彻底打乱了李定国的计划，因为这个消息是冯双礼被俘了。

当初朝廷在决定放弃昆明时，冯双礼等人带领部分主力北上进入了四川建昌。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是要避开清军的主力，转入敌后，和在当地颇具实力的夔东十三家军实现联合，以便开创抗清事业的新局面。

由于西南清军的目光主要在李定国和白文选的身上，所以冯双礼部很顺利的到达了建昌，并顺利的与夔东十三家军完成了会师。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大顺利了。在督师阁部文安之亲自统领大军围攻重庆，即将有所突破的时候，明军内部突然发生了内变。早有降清打算的谭诣因被同行的涪侯谭文发现自己的企图，在当夜派人刺杀了谭文，密约降清。

次日，清军出城迎战，谭诣率部忽然临阵倒戈，使得明军阵列陷入了混乱，就此被击败。不久，新津侯谭弘在谭诣的招引下也跟着向清军投降。至此，攻打重庆的明军水师全线崩溃，而行至丰都的明军陆上部分在得到报告后，不得不撤回原地。

重庆战役失败，忠州、万县等地因此陷落。这一切使得在四川坚持抗清的明军诸将信心大受打击，部分将领准备向二谭学习，趁机降清，于是以德安侯狄三品为首的一些人暗中联络了吴三桂，下定了叛变的决心。

永历十三年（1659）四月，狄三品看准机会借口商议军情将冯双礼活捉，随即带队不远千里前往投降。与此同时，镇守四川嘉定的延长伯朱养恩、总兵龙海阳也叛了变，四川境内的抗清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股投降的风潮开始暗中在西南地区扩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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