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罗斯福与丘吉尔在上述问题的矛盾表面化了。但是罗斯福清楚，无论丘吉尔如何张扬，昔日的大英帝国一去不复返了，全球性的殖民主义政策必然日渐消亡。加之英国无力独自抗击德国的侵略，美国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反法西斯的第一强国。所以他不顾丘吉尔的反对，毅然作出两项决定：

一、为给予中国一个大国地位，阿卡迪亚会议通过由美、英、苏、中领衔的《联合国宣言》。值得一提的是，在罗斯福亲笔审定的发起国名单中，中国继美国之后位居第二，只是由于丘吉尔的反对，加之为了呼应苏联莫斯科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才把中国改排在第四位。

二、为了让蒋介石具有盟军正式地位，决定在盟国战场中单独辟出中国战区，请蒋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罗斯福并于是年岁末——十二月三十一日亲自签署了这份致蒋介石的电文：

委员长阁下：

为立即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起见，今正在南太平洋战区成立一最高统帅部，指挥全部美、英、荷军队。此项联合国在中国战区的共同活动，亦需有同样统帅部，事属当然。予今征得英、荷政府代表之同意，建议麾下，负指挥现在或将来正在中国境内活动联合国家军队之责。予等并建议，该战区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到达之安南及泰国国境。予等并信，欲使此统帅部发生效力，应立即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倘麾下认为可能而苏联表示同意者，苏联代表亦应参加。此参谋部应在麾下指挥下服务。印度军司令及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当命其与麾下统帅部取得最密切之联系，该三总部间应互派联络员。上项办法，是使麾下之意见与势力影响及于各战区作战，与一般战略之策划。特此奉电，企候赐复。

罗斯福

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受了韦唯尔的污辱之后收到罗斯福总统这则电文，大有三伏天吃冰棍的感觉——甭提有多么舒服了！他很快就从阿卡迪亚会议确立的“先欧后亚”战略的失落中取得了平衡。为此，他激动地写下了这段日记：“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

另外，蒋介石清楚自己无力抗衡老牌的大英帝国，唯有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联美对英，方能确保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他于翌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给罗斯福拍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总统阁下：

阁下提议，中国战区，及部分印度支那与泰国等盟军作战地区，现有作战之盟军部队，及将来可能进入之盟军部队，由本人出任最高统帅；本人认为，对于所有有关其他国家人民，及对中国，均负有严重之重任。然而，阁下协调英、荷政府，作此提案，本人只有毅然承担。最高统帅之建立，将使中国战区盟军充分合作，战略统一。此等部队之有效协调，实超过一切，至为需要。阁下之倡议与努力，使此一目标统一，而在可以达到范围之内。本人将全力支持阁下之努力，为所有联合国家之福祉效命。此等国家，现已将国内资源、各个前线交通与作战部队相联系。中国人民，全力支持此一团结。为符阁下提议，本人欢迎英、美速派代表，作为联合总部计划参谋。至于苏联代表问题，留待此一参谋本部成立开始作业之后，再予考虑。至所提与驻印美军统帅，及南太平洋战区统帅间，联络官文交换一节，迨中国战区指挥及总部参谋一旦成立，即可实现。对于各方发展，深盼阁下表示观点与提示。

蒋介石

对此，丘吉尔犹如哑巴吃黄连——有嘴说不出。他在罗斯福再三的催促下，给韦唯尔将军发了如下这则极有情绪的电文：

我必须向你解释美国的观点。在许多美国人的头脑中，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美国的参谋长们要把缅甸置于韦唯尔的指挥之下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认为，与中国的联系和打通滇缅公路是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决不要忘记，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亚洲大团结的阴影……如果要把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中国”。

蒋介石作为一代纵横家，他的最大聪明之处在于平衡权力的再分配。他收到罗斯福要他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电文之后，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谁出任中国战区副司令？又由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他重读罗斯福的电文，知道他这位战区最高统帅是由罗斯福和英国、荷兰协商并取得认同的，他的直觉反应是，决不允许英国给他派副手。自然，蒋介石选择的战区副手唯有美国人了。

蒋介石选择美国人做他的副手还有两个目的：一、是对罗斯福总统的厚爱的回报；二、通过未来的军事副手钳制美国“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为中国战区争得更多的美援物资和武器装备。基于此种难于启齿的目的，他需要的美国军事副手应符合这样的条件：其一是不必精通中国的民情、政情和军情；其二是在美国军中有威信，以中将为宜，而来华的军职是中国战区参谋长。

蒋介石如何把这些信息通报给罗斯福总统呢？以电文交换这类意见，必然会刺激英国人，加大中英之间的不信任感，对未来抗击日本的侵略必然产生不利的影响。他历经深思熟虑，决定通知时在美国并在阿卡迪亚会议开幕的那一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私下商请罗斯福总统。

这正中罗斯福总统的下怀。对此，后人曾评说：“时日本凶焰正张，美英既采用‘先欧后亚’的政策，又因兵源不足，无力东顾……正拟派一高级将领驻华襄助，既闻我方有请荐参谋长之电，又稔参谋长有带领若干中国军队之可能，乃建议即以美军代表，除兼任中印缅区美军司令官外，并在监理中国租借物资条件之下，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罗斯福当然清楚蒋介石选任参谋长两项标准的真实目的：在不干扰蒋介石军事行动的前提下，还能为中国讨要更多的美援。他自然是不能同意的，可是像这类具体人事安排，是无需他和宋子文当面说长论短的，故笑着说：

“至于我国选谁出任委员长的参谋长，交由我们的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参谋总长去办吧。”

宋子文是办外交的老手，知道蒋介石所提的条件是强美国之难，且不符合盟军统帅部组成原则，而罗斯福的回答是尽情尽理的，故当面允诺。多年之后，宋子文的所为都遭到了亲台学者梁敬如下的抨击：“此种安排，初与我方请荐专任参谋长之原意不合，且因参谋长一身数职，如遇两国政府意见不一之时，必感两姑为妇之苦。委员长曾饬宋子文先将参谋长权限地位予以澄清，再议其他。而子文自作解译，既未将委员长意旨转商美方，又遽接受美方安排，签订宋（子文）史（汀生）交换函件，造成参谋长地位权限之不同解释，为史迪威事件发生纠纷之主因。”此乃后话。

时任美国陆军参谋总长的马歇尔将军是一位资深的军事战略家。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他在二十年代出任过驻华使馆的武官，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当他受命选派一位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的时候，直接的反应是：一、此人应熟悉中国的民情、政情，尤其是要熟悉中国的军情；二、必须是一位强有力的军事统帅。但是，在美国的高级将领中谁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呢？许久没有选到完全合适的人。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还是听听老朋友史迪威的意见吧！”

……

使华败北

三

史迪威的祖先是英国人。祖父乔.史迪威是位颇有头脑和富于报复心理的干货商人，因经营房地产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父亲本杰明.史迪威是位性情固执的绅士，并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九日生下史迪威，给他起的名字是约瑟夫.沃伦。这个聪明活泼而又有进取心的孩子最喜欢干的事，是爬房顶和在马槽里淹死老鼠，最不喜欢的是礼拜天的礼拜。而这种不安分或曰喜欢自行其是的性格至死未改，成为史迪威在华悲剧事件中的性格原因。

史迪威原本是要上耶鲁大学的，只是因为他在中学复习期间恶作剧，才在父亲的安排下考上了有名的西点军校。在军校读书期间，他天赋最高的是语言，其中法语成绩名列全班第一；他最喜欢的是运动，且又偏爱大运动量的体育锻炼，他是西点军校长跑队队长、划船运动员、足球运动员，同时还享有把篮球引进西点军校的美誉。这充分说明他有着极强的竞争意识和求胜心理。自然，也为他后来从军过非人的战争生活打下了基础。

史迪威于一九○四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以少尉军阶被派往菲律宾第二步兵团服务，两年后回国，被调到母校——西点军校任法文、西班牙文语言教官，对他这位语言天才而言堪称是如鱼得水。他非常轻松、愉快地当了五年教官，于一九一一年再次奉调去菲律宾，顺路过中国，小住十三日。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或许是因正好赶上辛亥革命，亲眼见到了中国人民反抗清政府的义举，由此和中国结下了一种亲缘。换言之，他十分热爱中国美丽的山河，分外喜爱一贫如洗却吃苦耐劳的下层人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史迪威奉命调往法国，在美国最有名的军事统帅潘兴将军领导的情报处服务。因他精通法语，又勤于思考，所以由他主持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赢得了潘兴将军的赞赏。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时为第一步兵师参谋的马歇尔和史汀生。这是他和未来统帅美军的两位主要将军相识乃至于相知的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史迪威奉派到中国北京充任美军语言教官，一住就是三年。他不仅亲眼目睹了“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情形，而且开始努力学习汉语，广泛接触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学着中国人起名的习惯，取华字谐音史迪威为名，与此同时，他和北洋系的政客、将军始有交往，并和冯玉祥、阎锡山、商震等人结下友谊。

不久，史迪威奉调回国深造，曾和日后名声大噪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同级。一九二六年他再次奉派到中国天津美军第十五团任营长，顶头上司就是马歇尔中校。他们共事虽说仅有八个月，而且这两位性情相反的军人谁也不承认结下很深的友谊，但马歇尔这位“在美国陆军中最有军人风度”的将军，的确在影响着史迪威的后半生。请看如下事实：

马歇尔回国以后致力于美军军事变革，并通过主持本宁堡步兵学校发动所谓“本宁革命”。为此，他请来了享有东方问题权威之誉的史迪威出任战术科科长。一年以后，马歇尔称史迪威“有教育家的天才”，“可以担任和平和战时的任何指挥职务”。也就是在这期间，史迪威认识到自己有时“不讲道理，缺乏耐心，喜欢抱怨，常板着面孔，疯狂，严厉，爱骂人，粗鲁……”等缺点。为此，他赢得了“尖刻的乔”的诨号。

马歇尔去职不久，史迪威也离开了军校。正当史迪威准备以五十一岁之龄退役之时，他又奉调到中国担任驻华使馆中的武官，一住就是五年。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全过程，不仅看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抗日的真相，而且也听说了八路军挺进敌后抗战的消息。他历经深入考察，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军官是腐败无能的，士兵是吃苦耐劳的，是优秀的，只要有优秀的军事将领，中国军队将无敌于天下。”

一九三九年九月，史迪威重新回到美国陆军中供职。这时，马歇尔已经出任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的提议之下，史迪威被任命为为步兵第二师三旅旅长，并晋升为陆军准将。珍珠港事件前，他任少将师长，负责从加州沿海直到墨西哥边境的整个西部防御司令部南部战区防务。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是在马歇尔的提议下，史迪威飞往华盛顿，就任执行旨在法属西非登陆、代号为“黑色”的作战计划的远征部队司令。不久，因阿卡迪亚会议的需要，史迪威又奉命制订代号为“体育家”的卡萨布兰卡作战计划。

一九四二年大年初二，史迪威奉命赶到了马歇尔的官邸，向着这位可尊敬的老上司行过军礼，十分幽默或曰尖刻地说道：

“按照中国的风俗，昨天是除旧，今天是迎新，请问参谋总长，我们美国人除了挨日本人揍的旧了吗？”

马歇尔是位不苟言笑、被称之为“冷冰冰”的将军。他一听史迪威的口气，生怕把谈话的内容引向和太平洋战事有关的议题，遂直截了当地说道：

“今天请你来不是说除旧的，而是谈在一九四二年如何迎新的。”

“好吧！我先向你汇报‘体育家’计划。”史迪威不容马歇尔分说，就把他一手制订的“体育家”计划扼要地讲了一遍，旋即又以不无得意的口吻说，“这就是我献给阁下的迎新作战计划，怎么样？”

“一句话，我不能批准你这个‘体育家’计划。”马歇尔十分干脆地下了定论，遂又示意就要厉言相驳的史迪威缄口，严肃地说了一番难以为史迪威信服的理由，然后才说，“我今天请你来，不要听你谈‘体育家’计划，而是为了中国的事情想听听你的意见。”

至此，史迪威方知马歇尔传见的真意，遂微然点头，默然静听。

马歇尔扼要地讲了阿卡迪亚会议的内容，重点讲了英国和中国在缅甸的矛盾，以及为东南亚和远东没有统一的有力的指挥系统而感到的忧虑。接着，他又说明为了调和英国和中国的矛盾，盟国决定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由美国派出一名负指挥之责的参谋长。最后，他十分友好地问道：

“人选尚未确定，正在物色之中。干脆说，你有兴趣没有？”

“我？”

马歇尔点点头。

“不行，谢谢。”

“为什么？”

“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不过是个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小小上校。他们见过我赤着脚在泥里走路，见过我同苦力在一起，见过我乘坐士兵的火车。”

马歇尔认为史迪威说得有一定道理，按照东方人的礼仪标准——尤其是蒋介石选择合作者的要求，“对等”是第一位的。否则，会在未来的合作中隐伏下不愉快的种子。他沉吟片刻，又请教道：

“你是个‘中国通’，我们派谁去中国充任自负的蒋委员长的参谋长呢？”

“德鲁姆！”

德鲁姆中将是美国有名的高级将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担任过美国远征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不久，又出任名帅潘兴将军的参谋长，当时马歇尔是参谋。德鲁姆中将是个自负、自夸、妄自尊大的资深将军，他瞧不起曾是他的下级而今却是美国陆军参谋总长的马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曾以第一集团军司令的名义要求指挥美国第二支远征军开赴欧洲作战，被马歇尔断然否决，导致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季演习中和马歇尔发生冲突。他以傲慢无礼和尖刻的讲话激怒了马歇尔，两人交恶不语。

“你为什么推荐德鲁姆呢？”马歇尔有些茫然地问道。

“德鲁姆大腹便便，会长篇大论地讲话，然后要经过译员翻译，这样他就有时间考虑，慢慢地作出决定，就能保得住自己的尊严。”

“还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我认为，”史迪威又操起他熟练的尖刻言词继续说道，“他和蒋委员长从性格到为人可说是天生一对、地长一双，他们合作一定有好戏可看的。总之，德鲁姆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马歇尔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议，决定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一道和德鲁姆中将谈话。史料记载：

“史汀生指示德鲁姆，他去中国的目标是确保中国成为进行初期作战，并最终‘发展成对日发动有力反攻的基地’。他的第二个目标是使中国不脱离战争。史汀生说，中国目前形势很糟，有与日单独讲和的可能。他特别提到第三项主要使命：‘负责处理全部’租借物资，全权指挥美国驻华空军作战，以及可能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指挥中国军队。蒋曾经表示可以‘提供一到两个军的部队’。

“马歇尔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保住中国的目的，除了要把中国当做空军基地和在那里加强美国航空志愿队的力量外，主要应‘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帮助他们训练’，使他们能够更加有力地对日作战，以限制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这就是陆军部队租借物资应该达到的目的。

“这样的使命对德鲁姆将军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觉得任务本身‘模糊不清’，与要在战争中达成的主要目标相去甚远，而且由于马歇尔声明不准备向中国战区派遣美国地面部队，那么具有像他这样高的职务和作战经验的军官去那里实则是一种浪费。”

结果，陆军部长史汀生凉了下来，拿起笔划掉了德鲁姆的名字。

接下来，马歇尔又向史汀生推荐了史迪威。

史汀生虽说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战场上结识了史迪威，而且知道史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深谙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但史汀生并未瞩目于史迪威。原因也很简单：在一次讨论“体育家”计划的会上，史迪威低着头坐着，一言不发。马歇尔扼要地讲了史迪威的军事素质和个性为人之后，又以幽默的口吻接着说道：

“他低着脑袋，很可能是正在准备冲锋呢！”

“好吧，我和他当面谈谈。”

元月十四日晚九点，史迪威奉命来到史汀生的住处，他们在书房内的壁炉前交谈了一个半小时。史汀生问他对担任此职有什么想法，他以军人的姿态和口吻答道：

“我听从调遣。”

“我听从调遣”这五个字，给史汀生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完全了解中国。他半个小时所谈的关于中国军队作战英勇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以前得到的所有资料还要丰富。他对中国人的勇敢精神评价很高。”

在这次谈话中，史迪威告诉史汀生，这项使命的成败完全要看蒋介石是否愿意把他的部分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陆军部长要史迪威放心：蒋已经提出交出部分军队，宋子文也这样表示过。史迪威或许是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对此表示怀疑，并以怀疑的口吻说道：“如果能得到军队，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我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史汀生恰好寻求的是这种热情，因为对他来说，这项使命代表着“多少年来他一直深信不疑的政策和原则的实现”。入睡前，他欣慰地感到：“发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对付未来问题的有用人才。”从这天起一直到最后，史汀生始终是史迪威最热情、最坚定的支持者。

两天后——元月十六日下午两点半，马歇尔召来了史迪威，二人就出使中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史迪威，你是不是认为出使中国可以大显身手、有所作为？”

“是的，”史迪威沉吟片刻，又担心地补充，“如果我能够得到军权的话。”

“怎样安排才能得到军权呢？”

“问问蒋介石是否愿意？”

“好，把这个问题记下来。”马歇尔用铅笔记在了一张纸上，“我还要把这个问题转告宋子文。”

“我再说一遍：未来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时，我将行使指挥权。”史迪威作为一名将军，深知军权的重要，故又加重口气地说，“或者他们拒绝而我不去，或者他们接受了而我可以去。”

马歇尔是一位非常实际的战略家，近来太平洋——尤其是英属东南亚诸国殖民地逐渐落入日本之手，待到日渐危厄的缅甸完全陷落之后，盟军作战地区恐怕还得重新划分，故他又笑着说道：

“不要想这样多了！情况进展很快，说不定等你到达中国上任的时候，你可能成为驻澳大利亚军队的司令官了。”

史迪威作为典型的美国军人，十分反感政治家们朝令夕改，他赞同这样的说法：“陆军部如同消化道一样，你在这头送进食物去，那头出来的都是废料了。”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以缄默表示自己的不满。

“如果你出使中国成行，我们将任命你为陆军中将。”马歇尔对缄默不语的史迪威说。

一月十九日，史汀生与宋子文会谈，要求蒋介石把部分中国军队，特别是即将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交给到目前为止尚未任命的美国人指挥。蒋介石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意交出中国驻缅甸军队的“行政控制权”。接着，史汀生讲出了史迪威，征求中方的意见。宋子文调查了史迪威的经历，表示对史十分满意，并认为“被挑选担任此项职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不久，又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前来中国担任此职。”在此基础上，马歇尔再次与史迪威谈话，依然用商量的口吻说道：

“你就是理想人选了，你愿意去中国吗？”

“我愿听从调遣。”史迪威就像回答史汀生那样干脆，没有再说些什么，就这样平淡无奇地接受了出使中国的任务。

但是，他当时的真实感受却是异常复杂的，甚至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准确地说是反对的。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打击终于来到了。俗话说：‘他们将用一只山羊做烧烤的祭品。’这话成了我自己的境况。参谋长把我找去，告诉我说看来我将是那个‘祭品’。”

史迪威为什么违心地甘做“祭品”，而未能像德鲁姆将军那样加以拒绝呢？有的说“他看在马歇尔的情分上不愿拒绝马歇尔的好意”，有的说“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也有的说“他的‘体育家’计划进展不顺利”，甚至有的说“他看重的是晋升中将”……但笔者以为起主导作用的是史迪威的性格——尽管上述众说纷纭的理由也在起着某些作用。

艾森豪威尔将军奉命向史迪威的原参谋班子宣布这一新的任命，全体“大吃一惊，鸦雀无声，一片沉默”。其中一位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乔治（马歇尔）本想用一个聪明的办法摆脱德鲁姆，结果却失去了他最好的军长，他大为恼火。”

事后追论：未来史迪威出使中国的悲剧结局，却不幸被这位同事言中。此乃后话。

史迪威不愧是位典型的军人，当即移交“体育家”计划，旋即走马上任。在此后的几天里，他忙于研究有关中国的文件，凑出出使中国的参谋班子，拟写申领清单，长时间与时在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人交谈。

就在史迪威忙于行前准备之际，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被确定为“理想人选”那天，日军在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登陆，三天后他们在所罗门群岛采取了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联系的第一个步骤。在缅甸，日军正在向毛淡棉挺进。简而言之，这在史迪威及其随行人员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对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区的形势估计更是悲观。他怀疑英军守不住新加坡和仰光，认为中国出兵是赌博，或许出于对史迪威这一任命的歉疚和矛盾之情，他再次警告史迪威，后者的最终去向也许还是澳大利亚。

史迪威却毫不动摇，一心扑在了出使中国，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上。因此，他存在着种种顾虑，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

“中国人会合作到底吗？他们会不会节外生枝或袖手旁观呢？英国佬愿不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会不会在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发现仰光陷入敌手了呢？”

为此，史迪威给马歇尔写了一份战略问题备忘录，明确指出：西南太平洋是盟军处于守势的地区，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中国的“进攻力量”。同时，至少投入一个美国军，以便把战争引向日本本土。

史迪威或许是太了解中国和英国的国情了，他对指挥中国军队——尤其是英国军队存在着某种担心，因此，他提出美国应当派遣一个军去中国战区交由他指挥。遗憾的是，美国在“先欧后亚”的战略指导下，决定不派美国军队去中国战区。也就是在这节骨眼，马歇尔正式通知史迪威出使中国的六项使命：

一、美军驻华军事代表；

二、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

三、对华租借物资管理人；

四、滇缅公路监督人；

五、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

六、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面对这六个头衔毫无兴奋之意，因为他清楚未来完成这六项使命是何等的困难。然而他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军人性格使他毫无畏惧，他想的是作为一名指挥官，如何更好地完成这六项使命。在这些待命出发的日子里，他想得最多的是蒋介石，因为他懂得只有他们二人合作完满，盟军在中国战区始可有为。自然，他也清楚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弱点——尤其是其独断专行的品格，返使他想到必须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加重自己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砝码。为此，他希望行前能谒见罗斯福总统——随身带一封美国总统私人信件给蒋介石委员长，是提高自己身价的最佳的办法。

陆军部长史汀生满足了史迪威的请求，并安排他在二月九日中午赴白宫晋见罗斯福总统。但这次晋见起码对史迪威而言是不愉快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了史迪威未来在华的工作。

罗斯福是民主党选出来的总统，而史迪威在美国国内是个平凡的共和党人。出于传统的党派之见，“共和党人有一致的情感，都很憎恨罗斯福”。加之史迪威的哥哥是个极端派，对他这个弟弟也产生了极端派的影响。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如果史迪威在用烟嘴抽烟时烟嘴翘起的角度跟罗斯福一样，那肯定是偶然的巧合。因此，命中注定这次会见不会融洽。

再者，罗斯福和史迪威的性格反差实在是太大了！罗斯福有个痼癖，就是跟别人谈起话来总是喜欢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而史迪威是个军人，最不习惯的或者说最反感的就是在他看来漫无边际的空谈。另外，史迪威和罗斯福之间的地位相去甚远，他不可能像罗斯福的老朋友那样，“趁他吃饭的时候找他谈话，因为那时他嘴里嚼着东西，无法多说话，或者给他严格规定五分钟时间，一到时间就坚决打断他的话”。同时，他更不可能像陆军部长史汀生那样，“跟他（罗斯福）在电话中交谈时会把电话挂上，不听他多说”。他这位刚刚晋升为中将的军人，唯有耐着性子听罗斯福训话，而这又是史迪威所不情愿的。对于这次晋见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

十二点至十二点三十分去白宫。罗斯福很令人愉快，但给人的印象不深，似乎我是作为一名选民前去见他一样，漫无边际侈谈他对战争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战线有二万八千英里长”，等等，等等。只是一大堆空话。我听够了，便插话问他是否有信要带给蒋介石，显然没有，但他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五分钟，想找出什么能够震惊世界的话语来。最后他找到了——“告诉他，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到中国收复全部失地。”接着他说，他认为蒋夫人最好不要到美国来，无论是应某些组织的邀请还是以其他的名义，那太像妇女俱乐部的演讲旅行了。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他热情、快乐……但浅薄。

实事求是地说，史迪威对罗斯福这番谈话的评价是有欠公允的。同时，也看出了他和罗斯福在政治诸方面的水平相差悬殊。对此，美国的史学家评论道：

“在罗斯福的笑谈中阐述了他的对华政策的纲要。他决心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近期内不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他为了鼓励蒋介石，极力保证中国在盟国的同盟中占据中心位置，并答应实现最终目标——收复失地。但是，他又担心蒋夫人的访问会激起国内出现给中国更大援助的压力，于是，他指示要阻拦她来访。总之，他已认定，在目前为战争作的努力中，中国是不会一下子变得更重要的，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一方面通过给予它地位来使它的幻想得到满足，但又强调长远的利益来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

接着，史迪威又拜访了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他希望能从政治顾问的口中得到在总统那儿未得到的示谕，但遗憾的是这位政治顾问更是一位大而化之的政客，令史迪威不仅不得其门而入，且对这位美国政坛有名的政客印象更坏。他在日记上用了最尖刻的语言记述了这次会见：

回到白宫去见哈里.霍普金斯，一个不可思议的、侏儒式的家伙（患有胃溃疡）。他认为在我这个年纪能够出发去进行“伟大的历险”是件美妙的事情（讨厌！）。什么样的机遇啊！“我相信，你会去指挥部队的。如果蒋介石把全部中国军队都交给你指挥，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他又说：“你需要总统做什么吗？”“你打算调动美国军队吗？”于是我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罗斯福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如果我们需要，他随时准备从航空公司抽调一百架客机。他说我走运并答应提供帮助。他建议把在印度航线上运行的“诺曼底号”轮船作为我们和波斯的运输船……在出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的办公室曾是林肯的书房，是林肯和格兰特首次会见的地方。我当时太迟钝了，本可以这样说：“我不是格兰特，但我和林肯有相似之处。”他穿着一件老式的红色运动衫，和一双从路口商店买的鞋子，没系吊袜带，头发八个星期没有理了。要是他给我们帮忙，我就原谅他。

史迪威与霍普金斯的会见再次说明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差异：前者重热情而空泛的鼓动，后者要凝重而实际的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家往往是政治家手中的道具。对此，史迪威却反其道而行。结果，最后参与判决他命运的人，就是他死瞧不上的“侏儒式的家伙”——霍普金斯。

史迪威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撮合下被决定派往中国的。凭着他的敏感，他朦胧地预感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必将影响他出使中国的使命。因此，越临近告别自己的祖国，踏上他热爱的中国土地的日子，他越是感到此行使命的沉重！

史迪威及其随行的参谋班子很快完成了准备工作，于二月十一日告别华盛顿，飞往迈阿密。由于天气等方面的原因，在两次取消飞行计划之后，他们终于在十三日——星期五起飞升空，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告别了祖国和亲人。

啊！这是一个多么不吉利的日子哟，既是十三日，又是星期五。西方人不知是出于何种历史的原因，把这两个日子的前面都冠上“黑色”二字。今天，这两个“黑色”的日子偏偏又重叠为一个日子，是自然的巧合？还是他们信奉的上帝有意的安排？总之，这种带有极浓的迷信色彩的习俗就像是一团棉花，堵住了史迪威及其随行参谋人员的心口，一个个真是憋闷极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很快燃遍了欧、亚、非三大洲与三大洋，美国通往中国的正常航线完全被切断了！史迪威一行不得不改飞临时航线，有时为了安全，一会儿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一会儿又搭乘DC—3型运输机，前后十二天，进行了一系列高难度的飞行。但是，史迪威想的不是飞行安全，而是他未来的顶头上司蒋介石。他越是接近中国，蒋介石的形象越是闪现在他的眼前，像过电影似的回放在他的脑海屏幕上。最后，蒋介石渐渐地化做了一尊雕像立在他的心中，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一系列的自问：

“我如何与这位中国的军事独裁者合作？我又该如何利用美国租借物资以及其他权利，把这位中国的军事独裁者纳入反法西斯战争的轨道？……”

史迪威没有结论。

四

蒋介石在其军政生涯中是得益于外国军事和政治顾问的。

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立之初，应孙中山先生之邀，苏联派来了以鲍罗廷为首的政治顾问代表团和以加伦为总负责的军事顾问代表团。在前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通过和加伦将军的合作，不仅得到了大批的苏联武器，而且还充分调动和利用加伦等苏联将领的军事才干，为东征、北伐制订了高明的战略方针，参与了许多重要战役的指挥，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对蒋介石的崛起进而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眼见蒋介石这颗军事明星在中国南方升起，有意派来了蒋氏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铃木贞一，朝夕与之相伴。蒋氏自然明白铃木贞一肩负的来华战略使命，他将计就计，巧妙地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通过铃木贞一钳制苏联的同时，暗修和日本的友好关系，为未来排苏、分共、下野、复出打下了伏笔。就说他的军事发祥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吧，也是从日本天皇党羽集团组建“大学寮”培养死党得到了启示。

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为了消灭所谓心腹之患——中国工农红军，请来了德国军事顾问，并在其参谋下制订了不同的军事战略，迭次向中央苏区及各地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加之中共中央受军事教条主义的控制及危害，使中国工农红军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据地，相继开始了悲壮的长征。

时下，以珍珠港事件为契机，虽然未能诱使美国确立“亚洲第一”的战略方针，但却在军事上为蒋介石带来了起死回生的转机。他审时度势，故伎重演，决定通过主动聘请美国军事顾问性质的参谋长，达到向美国要更多的钱、更多的枪的既定目的。

蒋介石何以能达到这样的既定目的呢？首先，蒋氏通过和美国在军事上结盟的捷径，利用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的特殊地位，顺势造成中国出人，美国出钱，两厢情愿，共同抗击日本的战略格局。这样，蒋氏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美国要钱。事实上，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罗斯福总统就说服参众两院乃至于持反对意见的驻华大使高斯等人，使“予中国五亿美元财政援助的提议，经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成为法律”。为安抚蒋介石决心抗日，遂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电告中国政府。

其次，蒋介石通过和美国在军事上结盟，利用未来史迪威参谋长这个砝码抗衡英国。一九四一年，英军高级将领韦唯尔的傲慢和无礼，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首先是损伤了蒋氏的自尊心。他出于亚洲人的特殊心理，对英国在亚洲诸殖民地国家的军事惨败——尤其是新加坡弃守失陷，八万盟军举起白旗向日本投降，是怀有某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的。这是因为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在亚洲作威作福，形象不佳，英国军人不可战胜的神话由此破灭了。换言之，照此发展，英国人从亚洲“滚出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蒋介石作为一位统观亚洲战局的战略家，他知道新加坡的陷落对英国而言，必然造成无法控制的灾难。接下来，日本战争的矛头一定会指向英属澳大利亚和缅甸，一旦缅甸失守陷落，英国在亚洲最大的利益所在地印度就失去屏障；万一德国在北非和中东得手，继而再挥兵东指，和日本共同造成东西夹击之势，印度就难以确保无虞了。因此，蒋介石胸有成竹地暗自说：

“无需我再主动，傲慢无礼的英国人会主动找我求救的。”

战争态势完全如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着，只是比蒋氏所估计的更糟、更快。换句话说，英国设在东南亚属地的防线未经几个回合的较量，就被入侵的日本军队全部摧毁了。接着，被称之为“马来亚屏障”的北部要点缅甸，一月十五日被一支日本先遣队从南部突破。“这支先遣队从泰国沿古代步兵和皇帝的象队走过的山路进入缅境。配备现代化运输工具和火炮的部队通常难以通过这一地区，但入缅日军以持不同政见的缅甸民族主义分子为向导，正向毛淡棉挺进。”

这时，曾被韦唯尔将军拒之门外的中国军队突然变得受欢迎起来。英国正式提出请求，希望蒋介石派军队入缅，守卫东部边境的掸邦，以便换下那里的第一师去保卫仰光。丘吉尔结束阿卡迪亚会议回到伦敦以后，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令人惊讶地向参谋长委员会宣布说：“我认为，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是一个比坚守新加坡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如让滇缅公路落入敌手，必将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与中国的联系就会被切断”。从此，“保持与中国的联系”第一次变得重要了。

英军已成惊弓之鸟，不战而溃的残兵败将使日军惊奇地叹道：“英国马大，英国兵腿长，我们拼命追都追不上。”由此可见战争态势是何等快地向前发展！不久，英军失去缅甸战略要地毛淡棉，日军距离作为仰光正面最后一道屏障的锡当江只有一百英里了。可是，在此拱卫这道防线的英军只有一个步兵师，且是由一个印度旅和一个缅甸旅组成，还在退出毛淡棉的途中受到重创，已经大伤元气。怎么办呢？无兵可调的英国佬只好收起绅士派头，违心地请求中国派出入缅的远征军，同时，还请求美国驻重庆的军事代表团马格鲁德将军从旁劝言，力促中国入缅远征军尽快挥师南下，阻止日军攻陷仰光，断其滇缅公路的运输。

但是，英国的那位韦唯尔将军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他决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阻止日军入侵缅甸，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战略主张：“弃缅保印，尽快撤出英军。”并得到了身在缅甸的英军将领的支持。英国首相丘吉尔从全球战略大局出发，听从罗斯福总统的劝告，断然拒绝了韦唯尔将军的建议，毅然派出英国名将亚历山大接替胡墩出任英军司令，确保缅甸无虞，同时，命令韦唯尔将军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出入缅远征军。韦唯尔将军虽然不敢抗拒首相的命令，但他仍然心怀疑虑，难改初衷，坚持不向中国入缅抗日的远征军提供急需的运输车辆和燃料、给养等物品，有意调集全部车辆和大批工兵、民工、器材，去抢修通往印度的公路，以应他日自缅甸撤出英军之用。

韦唯尔将军再三主动求援，的确是让蒋介石出了一口窝囊气。蒋氏为确保滇缅公路的畅通——自然也有作个姿态给美国人看的意思，遂下令调陈纳德将军统帅的航空志愿队部分战斗分队移往仰光协防，同时，着手编组中国入缅远征军，临时改用罗卓英将军率领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第六十六军（张轸）待机分道援缅，并指示“第六军集中芒市、遮放、龙陵，候英方派车接送入缅”。

随着日本人对东南亚尤其是对缅甸入侵的节节胜利，缅甸和印度掀起了反英民族运动。其中印度在民族英雄、国大党精神领袖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再一次把民族独立运动推向高潮。罗斯福总统深恐印度的人民会向日军敞开大门，再次要求英国对印度的要求作出让步，“但是英国人拒绝许诺在战后给予当地人民独立或自治领地的地位。他们认为，如果只有抛弃帝国才能打败日本，那么抗日对他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这样，英国和美国在废除殖民主义政策方面陷入了严重的对立。自然，圣雄甘地领导的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政策的矛盾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地步！

蒋介石作为一代纵横之才，完全清楚英、美、印之间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一方面要确保中国的南大门——缅甸和西南大门——印度成为日本入侵的两道屏障，另一方面还渴望扮演所谓国际角色，促成联印抗日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于是学着当年孔明东下吴国的样儿主动两飞印度，和圣雄甘地及其国大党的其他领导举行了多次会谈。

出乎蒋介石所料的是此行结果事与愿违，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不仅没有被他说服，聪明的圣雄甘地反而利用他的访问向英国施加压力。同时，圣雄甘地为了说服蒋介石支持印度独立，尖锐地指出：“蒋介石自己在盟国那里受到的待遇，就说明蒋的论点没有多少意义。”最后，深谙纵横之术的圣雄甘地一针见血地说了如下这句话：

“他们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平等地对待我们印度人，他们甚至也不让中国参加他们的会谈。”

圣雄甘地的这句话刺到了蒋介石的要害处，蒋氏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也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英国人公然抢夺运抵仰光的美援物资以及韦唯尔将军对自己的无礼等往事，猝然一改访印的初衷，决计利用印度风起云涌的反英态势，狠狠地敲打一下英国人的傲慢。几经深思，他指示中国驻英大使转告丘吉尔首相：“印度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使我感到震惊”，如果目前形势不能“迅速得到改变”，日军入侵的危险将与日俱增。为了盟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整体利益，他建议给予印度人真正的权力，满足其民族独立的要求，这样或许能够阻止日军继续入侵。

丘吉尔这个冥顽不化的大英帝国代言人听后十分生气，断然且又藐视地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