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围警署距离地铁站不远，与案件相关的人士亦均已被带返警署。因此安琪将家门钥匙交给榴莲，让他先带见华回家休息，自己则打算跟溪望到警署继续向众人问话。

“晚饭怎么办？”榴莲问道。

“你别跟我说，你连一毛钱也没带来。”安琪面露狰狞之色。

“你当了几年差婆，似乎要比以前聪明了一点。”榴莲咧嘴笑道，“有了上次的经验，你以为我还会带钱过来吗？钱也不是没有，就只有几百块人民币，港币的确一毛也没有。”

（“差婆”是香港人对女警的蔑称，当中的“差”是“在衙门当差”的意思，男警则被称为“差佬”。）

“仆你个臭街！”安琪跳起来锤打榴莲的脑袋。

“哥，快劝劝他们呀！”见华拉着哥哥，慌忙叫道。

“他们闹一会就没事了。”溪望从肩包取出一枚戒指交给妹妹，又道：“把戒指戴上，必要时用来自卫。”

见华接过一看，发现戒指上有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惊呼道：“哇，这难道是泽哥那枚‘莲花泽泪’，怎么会在你手中？”

“嗯，这枚戒指当年差点让榴莲坐牢，所以替他洗脱嫌疑后，我就没有还给他。”溪望狡黠笑了笑，小声说：“你可别给他。”

“他要是跟我要怎么办？”见华像哥哥那样，将戒指戴在右手食指上。

这枚“莲花泽泪”是花泽念初二时制造，当时他的手指并不粗，所以见华戴在食指上大小刚刚好，犹如量身定制。只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戒指的颜色略显灰暗，虽然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但一点也不好看。

“傻丫头！”溪望轻刮妹妹鼻子，又道：“他连房子能被龙哥抢去，难道还会吝啬一枚烂铜戒指吗？”

这边两人刚结束交谈，那边另一对兄妹的打闹，亦以榴莲败阵告终。溪望给见华塞了一张千元港币，让她先跟榴莲离开。看着他们走进换乘的轻铁的通道后，安琪便抱怨道：“哪有当哥的像他这么缩骨，竟然想来吃我的用我的。”

（“缩骨”乃粤语言语，意思与“吝啬”相近。）

“他连房子也能送你，你还跟他计算这点小钱？”溪望轻抚她的背脊，给予她温柔的安慰。

“你可别学他那样！”安琪睁着一双杏目瞪住他。

“不敢，不敢。”溪望作求饶状，逐跟对方一同步出地铁站。

见华跟榴莲乘坐轻铁时，向对方问道：“猛哥，你上次来香港发生什么事了？”

“上次王姗可够狠了，竟然把我带来钱，一毛不剩地抢个精光。”榴莲略显气愤，但很快又平静下来，“唉，这也不能全怪她。明叔走了之后，她一个人在这里生活，身边无亲无故，其实也不容易呀！”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详细告诉我吗？”见华关切问道。

榴莲再度叹息，逐将事情的大概经过告知对方——

我跟你说，你别看香港是个繁华的大都会，其实在这里生活的人普遍都要承受很大压力，尤其是像王姗那样的警察。

过大的压力最容易把人逼疯，所以要在香港生存，首先得学会给自己减压。有人选择赌博，有人选择酗酒，甚至有人选择滥交。王姗虽然没染上这些恶习，但她的减压方法，有时候也让人挺头疼。

你昨夜睡她的房间，应该有看见房间里挂满名牌皮包吧，还有塞满衣柜的名牌衣服。这就是她的减压方式——疯狂购物。

其实现在已经少很多了，之前连明叔的房间也被塞满。你别看她当警察，就以为她很有定力，在工作上她或许能做到严守纪律。但下班后她就换了个人似的，一旦有什么觉得不顺心，就会不停地买东西，信用卡刷爆一张又一张。

那些所谓的分期付款，全都是消费陷阱，好几万的东西分二、三十期还，每个月可能只要还不到一千块。可是当你买完一件又一件后，就会发觉自己每个月工资扣除还款，剩下来连车费也不够。而且如果你没按时还款，那利息就跟滚雪球一样，可吓人呢！

如果连最低还款额也给不上，不但会影响信用度，就连工作也会受影响，以后要想升职就困难多了。王姗为了把钱还上，竟然去跟“大耳窿”借钱，这不是找死吗？

（“大耳窿”是粤语中对放高利贷者的俗称。据说，香港开阜初期，放高利贷的大多是戴着白头巾的印度人，俗称“白头摩罗”。白头摩罗的打扮很古怪，喜欢戴一只大耳环，因为耳环太重，使耳垂下垂，所以耳洞看起来特别大。港人觉得可憎，便有人将耳洞和债务的无底洞联想到一起，创出“大耳窿”这种叫法。）

去年我带了十万块过来，打算帮姨妈买金器，做她女儿的嫁妆，谁知道刚巧碰到大耳窿上门讨债。她好歹也是我妹，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就把带来的钱全给她还债了。之后，我把她的名牌货全拿去卖给二手店，还让花泽在内地给我汇钱过来，这才帮她把欠债还清。

所以，我这次一分钱也不带来，就算再有人上门讨债，也没钱让她抢……

“真的？”见华调皮问道。

“我像撒谎吗？我身上真的没有港币。”榴莲取出钱包打开给她看，里面只有少量人民币。

见华盯着他的眼睛，笑问：“我是说，要是又有人上门向姗姐讨债，你真的不帮她吗？”

榴莲不自觉地回避对方的目光，迟疑片刻才答道：“她要是还敢跟大耳窿借钱，我才会不管她的死活。”

见华笑而不语，于心中念道：你是没带钱，但可带来好几张银行卡呢。我就不信姗姐有麻烦，你会见死不救。

安琪领着溪望走进天水围警署。罗杰已经将跟案件有关的人全部带回来问话，由于溪望不是警员，在这种正式场合不能直接向证人问话，只能透过摄像机了解录影会面室内的情况。

会面室里放在一张三角形的桌子，箫皖婷、罗杰及一名女警员分别坐在桌子的三面。装在墙角的摄录机将拍下会面的整个过程，并录制成三份录像带，其中一份将交给箫保管。安琪解释这是为了保护嫌犯及警员的利益，不管是警员违规，还是嫌犯做任何小动作，录像带都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样虽然能保护嫌犯利益，但同时亦给嫌犯带来心理压力，要向他们套话就困难多了。”溪望皱了下眉头，“而且也不能以暴力或者恐吓等手段逼供，嫌犯会乖乖地坦白交代吗？”

安琪反问道：“我们都忙半天了，但罗杰到现在还没给他们录完口供，你不觉得奇怪吗？”

“的确觉得不对劲，我们中午把所有人都问过遍，花了也没一小时。你的同事就算问得再仔细，应该也早就问完了。”

“在法官裁定犯人有罪之前，我们只能将他们称为‘嫌犯’。嫌犯的权利跟守法的市民一样，原则上我们不能损害他们任何权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只有扣留他们４８小时。”安琪扬了下眉，继续道：“所以我们只能跟嫌犯打心理战，先让他们感到焦虑、不耐烦，甚至是疲劳，然后再让他们坦白交代事实。”

溪望摇头道：“这种方法太没效率了，而且对老油条也不管用。”

“也不一定，你看，似乎已经起效了。”安琪指着屏幕中拍案而起的箫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