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德清是我的外婆家，是一块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土地。这次“中华首届游子文化节”由德清县委发起并举办，体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延续。我在19岁那年，曾下乡到德清洛舍公社所属的陆家湾大队，然后又离开这里走向遥远的北方。今天的“游子文化论坛”，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当年，一条孤独的小船划过烟波浩渺的洛舍漾，载我从这里出发，离开了江南故乡，一去30余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游子”（或称游女）。而我的母亲，又是一位公认的“慈母”。所以在感情上，我对孟郊那首诗的认同，会更加强烈和亲近。

今天的人们大多都是在路上远行的“游子”。而“慈母”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意义上的慈母，应该也包括慈父、严母或严父。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和当下的现代人所须承担的家庭责任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物质欲望增强，情感需求减少。家庭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亲情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变得疏离和淡漠。但是这种“破坏”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彰显出社会公共空间的增大、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加强，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生存的依赖性和互助性，自然会逐渐递减；子女与父母亲之间，传统伦理中所规定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必然在消解之中。我们置身于现代语境下，试图寻求传统道德与现代精神之间的连接点：在这个物质时代，究竟有哪些文化应该摒弃清算，哪些传统应该保留延续。我们呼唤的是一种现代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真诚、亲情、关怀、尊重和理解）今天我们讲游子文化，已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范畴，它应该比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具有更为丰富和深厚的精神内涵。

但是现实的情状并不令人乐观——事实上，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家庭成员之间的防范与戒备，疏离与冷漠，尤其是子女与父母的精神沟通障碍、子女成人后对父母的赡养责任逃避等方面，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冷酷与自私的倾向，某些极端的事例，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忧虑与关注。

古往今来，人作为一种具有精神与感情需求的高等动物，亲情、友情、爱情，都是我们生活的精神支柱。然而，亲情表面上看来温情脉脉，却蕴含着极大的杀伤力，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毁灭自己和毁灭他人的温情杀手，带来恶劣的后果。我们看到一些腐败事例的发生，表面上是为顾及子女、亲友、情人的生活前途，违规批条，甚至不惜挪用公款、贪污受贿。在这里，亲情其实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亲情的背后更多的是腐朽的宗法、血缘、封建残余价值观，比如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等，直至权色交易。这样的所谓亲情，恰恰是现代社会应当坚决摒弃的，并应以理性与法治加以约束的。

另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人群大规模流动，更多的年轻人为了求学、谋生和发展，远走他乡，或进入城市，然后逐步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命运。其中有一部分“游子”，从此置父母于不顾，对于那些曾为抚育他成长付出极大辛劳的父母兄妹亲友和故乡人，避之不及，羞于认亲；无论在城市和乡村，争夺财产、为逃避赡养责任产生纠纷、虐待老人之类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使得亲情作为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中华美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崩溃得如此迅速，脆弱得不堪一击？难道仅仅是道义的指责就能挽回的么？传统文化的老根是否需要重新嫁接新枝，才能萌发健康的新芽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立足点，能够从心灵的本源中寻求帮助？

社会机制和道德体系又该怎样整合，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健康人性发展的外部条件？

我想以自己为例，来进行一些思考和回顾。

我19岁离开杭州前，曾在德清插过队，我所在的大队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外婆特别疼爱我，经常从镇上给我送菜去。我在德清农村生活了3个月后，北大荒农场开始招收知青，我义无反顾地决定离开德清奔向更广阔的天地。外婆知道后很伤心，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怀有一份对外婆的歉疚之情。后来我从北大荒到了哈尔滨读书，在东北生活多年，又到北京定居。30多年一直是个远离家乡的游子。但我父母对我是支持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了照顾他们而选择回杭州生活，不会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这样的父母是可敬可佩的。因为文学同样也是他们的理想。父母与子女之间彼此的理解，是以精神追求的一致性作为前提的。

当年北大荒的生活当然是孤独和寂寞的。记得有一年，在我生日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信封，一看地址就知道是杭州寄来的，信封比通常邮件要鼓些，软软的。打开一看，是一块白色的手帕，角上用红色的丝线绣了我的名字，是“抗抗”两个字。这个手帕是我妈妈寄给我的生日礼物，而手帕上两个红丝线绣的名字，是我妈妈亲自绣上去的。我妈妈从小出去读书，不善女红，但她艰难地、极具耐心地绣上了我的名字。我觉得这块手帕沉甸甸的，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它像母亲柔软的手掌，替我揩去劳动的汗水和思乡的泪水。70年代寄远程邮包很慢，所以妈妈选择了一个非常轻巧的礼物送给我；我妈妈不会织毛衣，所以她给我绣了这个手帕，这是我一生中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我曾真真切切地体会过“慈母手中线”的那种情境。我觉得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亲情，上升为一种自然的感情交流和互相需求的友谊，甚至同责任无关。

上个世纪70年代，知青家长都在找后门、找关系把子女办回城里去，大多数人都采取非常实际的办法来帮助自己的子女改变命运。但是我的父母很不同，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支持我去学习写作，这是很多父母做不到的。因为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了，“投入”和“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即使能发表作品，也很难改变命运。当时我回杭州写初稿、去上海改稿的时候，工资和粮票都没有，我父母却尽全力帮助我克服困难。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过自己在经济、感情、精力等方面的投入，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由于这种理解和信任，我永远感激他们。直到现在，我有一些问题和困惑，还会同他们讨论。我虽然不能常常回杭州探望他们，但我会经常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我的关切和思念。所以，亲情如果以信任、理解和交流作为前提，才能成为超越血缘关系和物质利益之上，一种精神寄托和自觉的要求。

基于以上的感性体验，我不太赞同继续沿用传统的“孝文化”这一概念。“孝”是一种被社会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人人所应当遵守服从的道德操守，带有强制性和公共舆论的监督性质。进入21世纪的现代社会，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早已破除了“父父子子”长幼尊卑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等级观念，以及养儿防老的“投入——回报”关系，而更多地体现出平等、尊重、关怀和理解。“二十四孝”的历史故事中，把肉割下来给父母煲汤，发生在物质极度匮乏和贫困的情况下；“父母在不远游”产生于交通、信息极不便利，疾病频发的时代。而现在，除了献血捐肾，等等特殊情况，父母亲需要的更多是我们平平常常的爱心。比如陪父母说说家常话、关心父母的身体状况、买一些安全实用的老年保健用品；远游在外的儿女，能常常与父母通电话；条件许可的话，把父母接过来同住，与父母一起去旅游。在饮食起居之外，更注重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帮他们排遣孤独与寂寞。尊重父母的兴趣爱好，不干涉老人的感情选择，等等。这种关爱，才是老人真正需要的。有的人其实平时对父母非常冷落嫌弃，在父母过世以后，却举办铺张的葬礼建立豪华的墓地，以此赢得一个孝的名声，或是炫耀自己的权势。这样的孝文化，不是当代社会所应提倡的。

面对无可回避的全球化浪潮，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复兴，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个民族整体的文化教育水准。在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提取例如“责任”、“良心”、“国事家事天下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精华遗粹；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可以学到爱心、尊重、理解与人道主义原则。否则“道德重建”仍是空泛而无力的。在急速变化与转型的时代，亲情不断遭遇“代沟”的拦截，于是，沟通与宽容，便成为两代人之间的精神通道。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清醒和勇气正视现实，我们会看到，传统意义上的“孝道”，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高风险的时代，已经不可能按照传统的样式来复制和粘贴。游子们和虽不远游但身心疲惫压力巨大的儿女们，如何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长久地侍奉在父母身边？一个强大的民族不允许它的主要生产力，陷入老弱病残的拖累之中——由此，症结最后落在一个非亲情的实际问题上：如果没有相应完整的、人性化的社会保障，没有相对完善的社会服务，亲情只是一种虚幻或难以实施的愿望。这将是今天这个论坛所面对的实质性难题：游子们要有爱心，但爱心是以心的方式体现，还是以爱的方式显现？当“爱”（行动）与“心”（愿望）在时间支配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应当更多地服从于事业（即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行为）还是服从于情感和道德（即文化传承）的要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冀着一种两全其美双向兼顾的结局。那么，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介入与完善，将是一个使亲情真正能够到达、迫在眉睫的基础建设工程。

（该文为2004年参加浙江德清首届“游子文化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