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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散文选 世间杂记 §3

最先鼓励我写电影的是黄宗江,虽然我至今也没写成一个电影剧本,但这份关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悬崖上》发表后,接到在电影学院要毕业还没毕业的董克娜的电话,约我去谈谈。意思是要我把它改为电影剧本,他们作为毕业论文来拍片,后来桑夫同志又来约,说北影会拍得更好。但我对电影把握不大,兴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时结婚不久,住在西单大院胡同,我去时他正享受天伦之乐,就背着小女儿,拉着大女儿跟我谈话。听说丹娣如今也做了妈妈了。我不知二小姐长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可爱却颇欠文静。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断地笑和叫,有时还加上跳!我们整个在她震耳的欢笑声中费劲地谈了一晚上。宗江听她的叫声像听交响乐,精神更能集中,思维更加敏捷,听完我诉说后极力鼓励我写,还在二小姐的伴奏下为我出点子,指出小说中哪些细节阅读起来虽有趣味,但无法用视觉艺术表现,并教给我如何改成可视形象。就这样我也还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久都没动手。

1957年4月30日这天大清早,接到黄宗江一通急电:“喂,小邓,你上我这来一趟好吗?”

“什么事?”

“来了再说。”

“多咱去?”

“吃了点心就来,越早越好。”

我当时正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筑公司深入生活,连住也住在南礼士路的公司里。这时宗江住在双栅栏。骑车到了西单,看看时间尚早,我先去同春园吃早点,然后又故意在报摊上磨蹭了一会才去双栅栏的黄公馆,我进屋时他正坐在床边发愣,不光还没洗脸,连袜子也还没穿。我说:“看样你才起来,那刚才的电话是……”他说是早上想起这事给我打了电话,打完电话他又回来躺下了。

他一边忙活一边神聊,话却不谈到正题上:“赵青从舞蹈学校毕业了,想替她找个师傅学点传统舞蹈,你说找谁好?”我说:“当然是韩世昌。你看看他的《学舌》《闹学》《游园》,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说:“我们也想到他了,可《满城争说十五贯》之后,昆曲的行情见长,韩先生正筹建北方昆曲剧院,怕是没工夫教徒弟。我们想找小翠花,你以为如何?”我说:“那也好,《红梅阁》的魂步是一绝呀。于先生最近倒是总闲着。”他说:“对,赵丹正在北京,今天他们就决定这件事。”我问:“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喝了口牛奶说:“没关系,找你来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请客。”

祖光我倒是认识,他常骑着英国飞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这儿来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对门,总碰见祖光上厕所,他总不会为这个请我吃饭。

我就问:“祖光请谁?”

他说:“请赵丹他们。”

我说:“那我去干什么?”

他说:“赵丹想拍你的‘悬崖’,要跟你谈谈。他明天就回上海,没工夫单独约你了,咱就凑一块去谈,他们谈赵青拜师的事,咱们谈剧本的事,各行其是,两不耽误。”

“人家不是要吃饭吗?”

“咱跟着吃呗,反正祖光花钱。”

“晚上吃饭现在就去?”

等他漱口,净面,剃须,热奶,沏茶,着装,登履,升冠……这套忙完,就将近中午,天安门前已经人山人海。我俩在人堆中钻空子前进,走到新华门对面就再也走不动。只见画家彭彬挤在人群中翘首相望,眼睛盯着天安门方向。我们就凑过去闲聊。过了半个多小时,从那边传来欢呼声,又过十五分钟,近处人头开始转动,前边的人往后退,后边的人往前涌,随后就看到***跟伏罗希洛夫两位站在一辆敞篷车上缓缓而来,车经过处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万岁!”“欢迎……”但并不整齐——那时距“文化大革命”还有好些年,还没定出欢呼致敬的仪式和规格。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场的形式。我也喊了“***万岁!”还把脚踮得更高些瞻仰领袖的风采。谁知离我们还有数丈远时两位却坐了下来,车子也加快速度,拐弯进了新华门。尽管两位都是巨人,坐下后人们也还是看不清楚。我跳起来看了一眼二位领导的后背,就退到后边去休息。人散开后我们继续前进,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宗江说:“中午咱们省了一顿,这晚饭还不知什么时候吃上,咱先吃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就到东单三条口,吃了顿奶油炸糕,到帅府园吴府时离吃晚饭时间不远了。

祖光家里好热闹,一进门就听见满是上海闲话,吴侬软语。黄宗英、上官云珠、赵丹……足有七八个人,挤满了东厢房一屋子。还有几位生脸:一个漂亮小伙,说是赵青的全权代表,赵青有事不能来,他替她来谈拜师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人名叫岑参,刚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准备拍一部戏曲片。当时我还没经过当右派的磨炼,面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面前有点自惭形秽。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凤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师的联络人,正和赵丹、宗英、赵青的代表商量有关细节;凤霞是女主人,要忙着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烟。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谨寂寞,就拉过上官说:“小邓有点认生,你来照顾他。”我和上官在上海只有一面之交,并不熟悉。她却认真地照顾起我来,拿过一盘凤霞母亲做的炒红果说:“他们讲话咱们就吃,谈谈你最近又在写什么。”随后又把香港演员送她的一把尼龙伞打开给我看——那时我们市面上还没有尼龙制品。她想叫我看个新鲜,我从这里却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师事务谈完后王雁和赵青的代表就告辞而去了,祖光就领着大家步行上新开路康乐饭馆。我跟赵丹在路上就进行谈判。讲好三个月之后交稿,在这期间我要请创作假,创作假期间我是不领工资的,赵丹答应签定合同后就先预支一笔稿费给我做生活费,走到康乐时我们已达成协议了。

那时的康乐还是家庭饭馆,住房改的营业厅只能摆下一张圆桌。白天卖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只做两桌,所以要提前订座。我们来时前边那一桌还没吃完,掌柜的说:“多包涵您哪,屋里没地方,先在这门道里站会吧您哪。”这几位大明星、名导演就都站在那儿杂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烦,不知外边走路的哪个人认出了赵丹,就伸过头来看。北京人有从善如流的好习惯,只要有一个人伸头看一会后边就站上一帮。还有人自来熟,凑过来问:“早来了?开会了是吧?”大家就提议进里边站着,宁可叫里边人讨厌也别惹外边人围观。祖光带头进了屋,一进去就响起一片寒暄声。原来梅兰芳先生在请客,萧长华、姜妙香都在座,请的是老明星徐来夫妇。大家既都认识,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别的几位也举着筷子让座,乱了一阵他们匆匆吃完把桌子让给我们。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樱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于职守,吃饭时仍拉我坐她身边,见我爱吃什么总是为我多布些。结果我吃得最实惠。

几杯酒下肚,谈话海阔天空起来,有两个话题我最感兴趣,一是宗江谈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请凤霞演女主角;一是凤霞讲起评剧演员王度芳一件往事。旧中国时王度芳在台上唱戏,一抬脚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飞到台下正砸在一个特务的头上,那特务跑到后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顿嘴巴。王度芳有气没地方出,当晚就请自己吃了一顿红烧肉。上官建议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将来的小说里。因为她问近来在写什么时,我说想要写一个反映戏曲艺人生活的小说。

我想大家看到这儿准烦了,吃顿饭用得着这么啰嗦吗?别急,你往下看,下边还有文章。

过后不久赵丹寄来三百元预支稿费,我请创作假回到北京文联写剧本,剧本没写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三百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劳动改造后,有天放假,溜到西单剧场去听昆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我觉得没处躲没处藏,宗江却依然如故,亲切地问我身体如何工作怎样,既不提我当右派的事也不问我剧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笔账一定要还,可眼泪直转怎么也说不出口,这股欠债难还的愧疚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正蹲“牛棚”,有一天来了两位外调人员,转弯抹角地启发我证明赵丹、吴祖光等开黑会的问题。我没的可说,那两人就火了:“不开会你怎么能拿到赵丹三百元?怎么就按计划炮制‘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斗争会,会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对我说:“你小子直到如今没跟我们露过参加黑会的事,就以为我们不知道吗?连日期地点我们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别想散会!”

虽然丢人,我也不想涂改历史,说我“跟造反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照实说我是低头哈腰,老实承认了接受三百元炮制“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问我还策划了什么大阴谋。我说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灵魂这阴谋够不小了,还要怎么大法。

造反派赏了我一顿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简直想哭,因为我挨了顿嘴巴连吃碗炖肉出出气都办不到。

此事我和谁都没提过。我为我的认罪瞧不起自己,觉得对赵丹、祖光和宗江都欠着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