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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闲话鼻烟壶 好您哪,宗江大哥

写这篇东西我没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写,也不能叫我按他的意思写,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四十年来闪展腾挪,东遛西窜,无意中竟跟黄氏五杰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黄宗洛没有接触,可还是先后同事——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搭过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团来了个新战士黄宗江。听说是红极一时的明星,周游世界的水手,《卖艺人家》的作者,《大团圆》的编剧。他怎么来当起小兵拉子呢?听到过传说,说法有几种,我也没考证哪一说最可靠。一说是于伶先生建议他参军的,一说是沈西蒙主动求贤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说是白文把他转让来的——白文当时正任特纵的文工团长,到上海招新兵,黄宗江到他那儿报名,白文觉得自己庙小,供不下这个大菩萨,就把他推荐到了军区文工团。

所以有此一说,因为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师和上级,我在他手下当过差,他是戏剧股长,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区前是上海“苦干剧团”大台柱,《视察专员》演县长,《秋海棠》演副官,《大马戏团》里演慕容老头,红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锋头也更键,人们把他和石挥并列,连白文都承认演技上颇受宗江启发。上海人把石挥捧为“话剧皇帝”,在评议中认为惟一有资格与他较量的就是黄宗江!可宗江声明不参与竞选。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话剧丞相”的乌纱非他莫属。白文也少不了弄个“尚书”之类头衔。不料这两颗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后失踪了。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闻,人们做过各种猜测,可谁也没猜准。因为连他们俩对自己的“下一步”都没猜准!原来白文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演员身分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正在一顺百顺之际,有人把个什么名单弄丢了,情况紧急,后果难料,组织上命令名单上的人立即转移,他就连夜带着老娘去了解放区。到解放区后就分到文工团当了我的顶头上司;宗江是报国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后方去了,到了那继续演戏(这倒是他自己计划好的)。可演着演着从舞台上一跳,跳到军舰上当水兵去了。

我听冯二哥(亦代)说过这件事。他说当年在重庆,有一天他上剧场后台聊天。看见位潇洒小生坐在化妆台上看书,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书,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这里的爱国剧人他都熟识,这位却从没见过。听说上海来了个黄宗江,他估计八成就是他。便客气地问道:“您大概就是黄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礼,操一口京片子说:“不才是我,敢问您的台甫?”亦代指指书上原有的签名说:“在下就是冯亦代。请多指教。”两人脸对脸看了一会,都大笑了起来,马上就成了朋友。从此后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亲戚同屋休息,那亲戚正准备投考海军,和宗江也一见如故,关上门他俩又接着聊。聊些什么不知道,总之天亮后再见宗江,他就宣布“投戏从戎”,说完跟那亲戚一块去报名去了。随后就换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训,在英美扮演了个风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头奔向两个方向,谁也没想到何时再见面。等白文穿着军装带着手枪回到上海时,宗江又重登上剧坛了。原来海军训练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着军舰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转一阵后,一回到上海就又来个“投戎从戏”。白文替特纵文工团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时确也说过:“我要报名参军。”于是以讹传讹,就说成宗江参军是由白文去引荐,其实宗江是有更大的来头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们小字辈震动。像他这样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团结的气氛下,到哪儿也少不了他一个位置,一份尊重,要参军也会得到照顾。身边例子很多,有位并不出色的什么家,一进门就享受团级待遇,也还过不惯,待不住,干了几天又走掉。可黄宗江却坚持要从小兵当起,不要任何优待。我估计很少人知道黄宗江离休时的军阶,硬是按着班排连营团师的台阶一级不落爬上来的。他头一炮就来个锤震四平山!

当年像我这样行伍出身的文艺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对新兵看不惯的时候多。新出校门的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可在艺术上不如我们有经验;名家艺术成就比我们高,按革命资历又没我资格老。对谁我也敢说三道四,惟独对宗江却只有服气。人家放着现成的统战对象、明星班头不当,自愿从最低级的文艺兵干起,没点真格的行吗?这就叫革命性,事业心,不服你来呀!

他对名利既然不屑一顾,也就不故作深沉状,对上级、下属、同伴都一视同仁。随随便便,坦率真诚。连对我这年龄、成就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轻视。见面小邓长小邓短总要扯几句。我刚学写作跟他打听点学问,有问必答。既不摆架子也不讲客套。平等中透着亲切,指导时不失尊重。那时刚进城,生活还相当艰苦,纪律约束也严,可他咬着牙适应,决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谦虚把大家征服了,热诚和恳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们中间能互相交心的一员。其实他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别人身上就会受到挑剔,对他却没人计较。比如:军装穿在他身上总比我们的板正干净,他自己买的皮鞋也比我们发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还自己带点肉松之类小菜来,我们不光不说他特殊化,还凑上去夹一筷子。(对这点他坚决予以否认,说我诬陷他。我在此郑重把他的抗议注上。也同时补充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吃肉松的地点,是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二层楼的阳台。)

宗江参军后头一个任务是筹备开国大庆的演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老艺术家戴涯、路翎等现编了一个戏,叫《国民党一团糟》。1949年10月1日***一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玄武湖公园义务演出。这是出闹剧,与解放大军渡江后国民党一批要人的狼狈情景,剧中妙语惊人,洋相百出,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宗江演一位穿长袍的国民党元老,至今我还记得他神经质地高喊:“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据白文说他那“声音化装”的本事就是从宗江这里学来的。这次是我亲耳听到他的“化装声”,觉得他挺有本事。但这次演出给人主要的印象还是那股欢乐和团结的气氛。宗江回忆这件事时也说:“要是后来我们始终保持那样的大团结该有多好!”

1949年冬天,我调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会从此中断,有点遗撼。

我到北京文联报到,副秘书长王松声叫我随一位年轻同志先去熟悉环境,安排住处。那位同志抢过我的背包说:“来,你就跟我住一间屋好了。咱们文联的团员也都编在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名叫黄真,原名黄宗淮。”我笑道:“黄宗淮!有意思,我有个同志叫黄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俩。”他说:“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这一来我倒跟宗江的关系更近了点。他来看黄真也跟我亲切地聊一阵。过了两年他也调到北京来了,还新结了婚,娶的竟是我们文工团的元老,荣任前线话剧团副团长的阮若珊。由于历史原因,我对阮若珊和对茹志鹃一样,始终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关系更近一步。当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档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团的资历来壮胆,可在若珊面前我永远是新兵,甚至还是孩子,我想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过,宗江还是叫我小邓。只在写文章时后边加个注:“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

他是在《海魂》写完后正式调到北京来的。《海魂》有一部分题材来自起义的“长治号”军舰。“长治号”起义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访的人之一,电影剧本的几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听他们的创作情况。这才知道他碰上多么尴尬的事。《海魂》剧本写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载入电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创作过程却是另一出好难演的闹剧。宗江在里边扮演了个觉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宽大,忍辱负重的一面。宗江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个君子,不掺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论什么行当,不管什么流派,不计年龄档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头即无山头。”这句话对我做人颇有影响,但要学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脱随和,内心是非常清楚,爱憎分明,正义感和责任心极强。强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远。本来他能写的题材极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种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读的是原文不是译本;要土的他书香门第,博览群书,真要弄什么京音律韵,我这样的根本不是个儿。在他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后,有位负责人跟他说:“你总这样跟工农兵不着边不行啊,得深入工农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犹豫地深入工农兵去。下农村,进西藏,随后就写出了热闹一时的《江山多娇》、《县委书记》和一部名垂永久的《农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他还要再接再厉,竟视死如归地去了美国正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越南前线,并且在弹片横飞中写下一部剧本。天可怜见这剧本还没发表就被伟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单。等他从美国炸弹下返回北京,便带着一身罪名,发往大西北充军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文革”中的生命危险绝不比在越南小。可死里逃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还是写作。“文革”过后我俩头次见面他就谈他正在写和正要写的作品,不久就给我送来两个剧本,一本是写一个连队,另一本是写一位被“***”残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说:“我知道这俩戏都不能拍,可我不写出来对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我写出来了,哪怕只给朋友们看看我也算了结一番心愿。”我无法评判过去有些作法的得失。但宗江为人民,为事业的这种热诚勇敢劲头我是永远崇敬的。别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里洋场出过大风头,却绝不是文学、艺术前边加个“玩”字的公子哥儿。

宗江是个多栖、全才的艺术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只看到凡是派给他的活他都干。他的创作一直是文武昆乱不挡。五十年代有一阵听说他在写越剧《春香传》,那剧彩排时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后忙活,可说明书里并没他名字,又听说写了话剧,却又不见下文。有天我和画家彭彬在长安听侯宝林的相声。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过一半,我觉得亮光一闪,有位穿蓝绸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紧挨我坐了下来。那时穿旗袍的人已经不多,何况小姐眼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我便扭过头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招来几句好话。

“对不起,打扰您了,耽误您听段子了。”

“嗨,我当是谁呢,言小姐!”

“冲您点了半天头您理都没理,原来您还认识我呀。”

那一阵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闹气儿,不是一般的气,是气得要自杀。我既和她那位对手一个衙门里办公,挨几句抢白也算活该,我就连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焕发,不像要自杀的样子,搭讪说:“您最近在忙什么?”她说:“排《春香传》哪,是宗江给帮的忙,作家里还是有人够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帮她排《春香传》。

果然,《春香传》演出时门口牌子上写着“艺术指导黄宗江、郑律成”。

戏不错,得了奖,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员之一。论功底,论扮相,论嗓子,论梅派戏的地道味,没几个人能赶上她。在这点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过他还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长处。他说《春香传》连编剧带导演其实都是慧珠自己干的,他只帮了点忙,慧珠却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和他在另一出戏里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过宗江刚看到门外牌子时还有点不安,他说:“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郑律成前边呢。人家是《延安颂》的作者呀。”后来又看到说明书,他心里才踏实。说明书上印的是“郑律成

黄宗江”。由此宗江得出个结论:“言慧珠才女也!”

可叹才女命运多舛,不久后自杀一次,幸好被抢救过来,但到“文革”时终于还是拂袖而去了。

后来我还看过她一些戏,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时演的《凤还巢》和与宗江合作的《春香传》。此外还有出《百花赠剑》,我觉得谁也没她演得好。

最先鼓励我写电影的是黄宗江,虽然我至今也没写成一个电影剧本,这份关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悬崖上》发表后,接到在电影学院要毕业还没毕业的董克娜来电话,约我去谈谈。意思是要我把它改为电影剧本,他们作为毕业论文来拍片,后来桑夫同志又来约,说北影会拍得更好。但我对电影把握不大,兴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时结婚不久,住在西单大院胡同,我去时他正享受天伦之乐,就背着小女儿,拉着大女儿跟我谈话。听说丹娣如今也做了妈妈了。我不知二小姐长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可爱却颇欠文静。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断地笑和叫,有时还加上跳!我们整个在她震耳的欢笑声中费劲地谈了一晚上。宗江听她的叫声像听交响乐,精神更能集中,思维更加敏捷,听完我诉说后,极力鼓励我写。还在二小姐的伴奏下为我出点子,指出小说中那些细节阅读起来虽有趣味,但无法用视觉艺术表现,并教给我如何改成可视形象。就这样我也还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久都没动手。

1957年4月30号这天大清早,接到黄宗江一通急电:“喂,小邓,你上我这来一趟好吗?”

“什么事?”

“来了再说。”

“多咱去?”

“吃了点心就来,越早越好。”

我当时正长期的无条件的全身心的在第四建筑公司深入生活,连住也住在南礼士路的公司里。这时宗江住在双栅栏,骑车到了西单,看看时间尚早,我先去同春园吃早点,然后又故意在报摊上磨蹭了一会才去双栅栏的黄公馆。我进屋时他正坐在床边发愣,不光还没洗脸,连袜子也还没穿。我说:“看样你才起来,那刚才的电话是……”他说是早上想起这事给我打了电话,打完电话他又回来躺下了。

他一边忙活一边神聊,话却不谈到正题上:“赵青从舞蹈学校毕业了,想替她找个师傅学点传统舞蹈,你说找谁好?”我说:“当然是韩世昌。你看看他的《学舌》、《闹学》、《游园》,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说:“我们也想到他了,可满城争说《十五贯》之后,昆曲的行情见长,韩先生正筹建北方昆曲剧院,怕是没工夫教徒弟。我们想找小翠花,你以为如何?”我说:“那也好,《红梅阁》的魂步是一绝呀。于先生最近倒是总闲着。”他说:“对,赵丹正在北京,今天他们就决定这件事。”我问:“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喝了口牛奶说:“没关系,找你来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请客。”

祖光我倒是认识,他常骑着英国飞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这儿来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对门,总碰见祖光上厕所,他总不会为这个请我吃饭。

我就问:“祖光请谁?”

他说:“请赵丹他们。”

我说:“那我去干什么?”

他说:“赵丹想拍你的‘悬崖’,要跟你谈谈。他明天就回上海,没工夫单独约你了,咱就凑一块去谈。他们谈赵青拜师的事,咱们谈剧本的事,各行其事,两不耽误。”

“人家不是要吃饭吗?”

“咱跟着吃呗,反正祖光花钱。”

“晚上吃饭现在就去?”

“今天天安门前有事,晚了就过不去了。”

等他漱口,净面,剃须,热奶,沏茶,着装,登履,升冠……这套忙完,就将近中午,天安门前已经人山人海。我俩在人堆中钻空子前进,走到新华门对面就再也走不动。只见画家彭彬挤在人群中翘首相望,眼睛盯着天安门方向。我们就凑过去闲聊。过了半个多小时,从那边传来欢呼声,又过十五分钟,近处人头开始转动,前边的人往后退,后边的人往前拥,随后就看到***跟伏罗希洛夫两位站在一辆敞篷车上缓缓而来,车经过处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万岁!”“欢迎……”但并不整齐——那时距文化大革命还有好些年,还没定出欢呼致敬的仪式和规格。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场的形式。我也喊了“***万岁!”还把脚跷得更高些瞻仰领袖的风采,谁知离我们还有数丈远时两位却坐了下来,车子也加快速度,拐弯进了新华门。尽管两位都是巨人,坐下后人们也还是看不清楚。我跳起来看了一眼二位领导的后背,就退到后边去休息。人散开后我们继续前进,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宗江说:“中午咱们省了一顿,这晚饭还不知什么时候吃上,咱先吃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就到东单三条口,吃了顿奶油炸糕,到帅府园吴府时离吃晚饭时间不远了。

祖光家里好热闹,一进门就听见满是上海闲话,吴侬软语。黄宗英、上官云珠、赵丹……足有七八个人,挤满了东厢房一屋子。还有几位生脸:一个漂亮小伙,说是赵青的全权代表,赵青有事不能来,他替她来谈拜师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名叫岑参,刚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准备拍一部戏曲片。当时我还没经过当右派的磨炼,面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面前有点自惭形秽。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风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师的联络人,正和赵丹、宗英、赵青的代表商量有关细节;凤霞是女主人,要忙着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烟。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谨寂寞,就拉过上官说:“小邓有点认生,你来照顾他。”我和上官在上海只有一面之交,并不熟悉。她却认真地照顾起我来,拿过一盘凤霞母亲做的炒红果说:“他们讲话咱们就吃,谈谈你最近又在写什么。”随后又把香港演员送她的一把尼龙伞打开给我看——那时我们市面上还没有尼龙制品。她想叫我看个新鲜,我从这里却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师事务谈完后王雁和赵青的代表就告辞而去了,祖光就领着大家步行上新开路康乐饭馆。我跟赵丹在路上就进行谈判。讲好三个月之后交稿,在这期间我要请创作假,创作假期间我是不领工资的,赵丹答应签订合同后就先预支一笔稿费给我做生活费。走到康乐时我们已达成协议了。

那时的康乐还是家庭饭馆,住房改的营业厅,只能摆下一张圆桌。白天卖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只做两桌,所以要提前订座。我们来时前边那一桌还没吃完,掌柜的说:“多包涵您哪,屋里没地方,先在这门道里站会吧您吧。”这几位大明星、名导演就都站在那儿扎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烦,不知外边走路的哪个人认出了赵丹,就伸过头来看。北京人有从善如流的好习惯,只要有一个人伸头看,一会后边就站上一帮。还有人自来熟,凑过来问:“早来了?开会了是吧?”大家就提议进里边站着,宁可叫里边人讨厌,也别惹外边人围观。祖光带头进了屋,一进去就响起一片寒暄声。原来梅兰芳先生在请客,萧长华、姜妙香都在坐,请的是老明星徐来夫妇。大家既都认识,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别的几位也举着筷子让座,乱了一阵他们匆匆吃完把桌子让给我们。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樱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于职守,吃饭时仍拉我坐在她身边,见我爱吃什么总是为我多布些。结果我吃得最实惠。

几杯酒下肚,谈话海阔天空起来,有两个话题我最感兴趣,一是宗江谈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请凤霞演女主角,一是凤霞讲起评剧演员王度芳一件往事。旧中国时王度芳在台上唱戏,一抬脚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飞到台下正砸在一个特务的头上,那特务跑到后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顿嘴巴。王度芳有气没地方出,当晚就请自己吃了一顿红烧肉。上官建议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将来的小说里。因为她问近来在写什么时,我说想要写一个反映戏曲艺人生活的小说。

我想大家看到这儿准烦了,吃顿饭用得着这么啰嗦吗?别急,你往下看,下边还有文章:

过后不久,赵丹寄来三百元预支稿费,我请创作假回到北京文联写剧本。剧本没写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三百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劳动改造后,有天放假,溜到西单剧场去听昆曲,意外的碰到了宗江。我觉得没处躲没处藏。宗江却依然如故,亲切地问我身体如何工作怎样,既不提我当右派的事也不问我剧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笔帐一定要还,可眼泪直转,怎么也说不出口。这股欠债难还的愧疚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正蹲牛棚,有一天来了两位外调人员,转弯抹角地启发我证明赵丹、吴祖光等开黑会的问题。我没的可说,那两人就火了:“不开会你怎么能拿到赵丹三百元?怎么就按计划炮制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斗争会,会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对我说:“你小子直到如今没跟我们露过参加黑会的事,就以为我们不知道吗?连日期地点我们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别想散会!”

虽然丢人,我也不想涂改历史,说我“跟造反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照实说,我是低头哈腰,老实承认了接受三百元炮制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问我还策划了什么大阴谋?我说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灵魂这阴谋够不小了,还要怎么大法?

造反派赏了我一顿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简直想哭,因为我挨了顿嘴巴连吃碗炖肉出出气都办不到。

此事我和谁都没提过。我为我的认罪瞧不起自己,觉得对赵丹、祖光和宗江都欠着份情。

1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