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这个东西，真好！”这是我老母亲喝完了最后一口，将酒杯口朝下，透着光线观察再无余沥时，总爱说的一句话。

她喜欢酒，但量不大，一小杯而已。有的人喝酒，讲究下酒菜，六七十年代，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窘，两口子的工资加在一起，不足100多块钱，要维持老少五口人的开支，相当拮据。她也能够将就，哪怕炒个白菜，拌个菠菜，也能喝得香喷喷的。那时，几乎买不起瓶酒，更甭说名酒了，都是让孩子拎着瓶子到副食店里去零打。这类散酒，用白薯干为原料酿制，酒烈如火，刹那间的快感，是不错的，但爱上头，尤其多喝两口以后，那脑袋很不舒服的。

然而，她还是要说：“酒这个东西，真好！”

我妻子吃酒酿圆子都会醉的，不过，她很喜欢闻那股白酒的香味，所以，一家人围桌而坐，老太太拿出酒杯，倒酒便是她的差使。那时，我们很穷，穷得不得不变卖家中的东西。可再穷，这杯酒还是要有的。因为有富人的酒，也有穷人的酒，喝不起佳酿，浊酒一盏，也可买醉。后来，大环境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渐入佳境，好酒名酒，也非可望而不可及了，可是我母亲仍对二锅头情有独钟。我曾经写过一篇《酒赞》，就是赞扬这种价廉物美的老百姓喝得起的酒，歌颂这种陪伴我们一家人度过艰辛岁月的酒。

现在回想起故去的老母亲那句话，“酒这个东西，真好！”就会记起当时饭桌上的温馨气氛，在那个讲斗争哲学的大风大浪里，家像避风港一样，给你一个庇护所，在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小屋子里，还有一缕徐徐萦绕在鼻尖的酒香，那充实的感觉，那慰藉的感觉，对一个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是最难得的一种幸福。我怀念那有酒的日子，酒，意味着热量，意味着温暖，那时，我像一头受伤的动物，需要躲起来舔我流血的伤口，这家，正是我足以藏身、可避风霜的洞穴。

那时候，很有一些人，从无名之辈到声名鼎沸的诸如我的同行之流，最终走上了绝路，很大程度是由于内外相煎的结果。如果我经受了大会小会的批斗以后，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来，再得不到亲人的抚慰鼓励，而是白眼相待，而是划清界限，这样雪上加霜的话，家庭成了一座冷冰冰的心狱，还有什么必要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呢？

虽然，说是避风港，未必就能保证绝对安全，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凶险和不幸，破门而入。所以，那时的穷，倒不是最可怕的事情，猝不及防的发难，才是真正令人忧心的。穷，只要不到断炊的地步，是可以用精打细算的安排，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挨过去的。甚至还允许有一点点奢侈，让孩子为奶奶去打四两散酒。而那些总是看你不顺眼，总是要想法使你过得不痛快，总是恃自己政治上的优越，要将你踩到烂泥里去的人，简直防不胜防。因此，当老母亲把酒杯翻转来，对着透过窗户的冬日阳光，说“酒这个东西，真好”时，即使那是片刻的安宁、短暂的温馨，也是难能可贵。尤其一家人在默默无言中，期望着你能在困境中支撑下去的眼神，更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要倒下去的原动力。

其实，一九五七年因为写了一篇小说，被打成“右派”，我和妻子约好，没有必要将此事告诉老人，让她在思想中成为一种负担；但天长日久，她也不可能毫无察觉我的碧落黄泉式的政治跌宕。不过，她始终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但也是从那以后，她有了这种喝上一杯，麻醉自己的习惯，而且一定要说出那句关于酒的口头禅。

前不久，上海一张报纸上发表出丁聪先生画我的一张漫画，有我自题的一首打油诗，其中“碰壁撞墙家常事，几度疑死恶狗村。‘朋友’尚存我仍活，杏花白了桃花红”的“疑死”二字，绝非夸张之词，这就更让我怀念那杯母亲的酒了。一般来讲，她喝酒，从来不鼓励家中的别人喝酒，但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那些“朋友”们“帮助”得我“体无完肤”，在感觉离死不远的苦痛中，母亲会破例地在她喝完那小杯酒，在说“酒这个东西，真好”时，再倒上一杯，放在被斗得身心疲惫的我面前……

如今，须发皆白的我，也到了我母亲喝酒的那般高龄了。据报纸载，喝一点干红，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或许益处更多。现在，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在空巢中的我和我老伴，每当在饭桌上坐下来，品尝着琥珀红的酒浆时，就会想起那杯母亲的白酒，这一份记忆，也就渲染上一层玫瑰般的甜蜜色彩。

于是，“酒这个东西，真好”的话音，就会在耳畔响起。接着往下想，酒，究竟好在哪里呢？这就是：无论在阳光灿烂的季节中，还是在刮风下雨的岁月里，只要是有酒的日子，那幸福，就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