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关注下层民众的学人多了起来，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平头百姓都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身价。这种现象当然值得高兴。不过，说实在的，这种研究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凡是有志在此的人们，必须有点吃苦碰壁的思想准备才行。下层老百姓是个无文而且格外庞大的群体，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说学者们熟悉的语言，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所谓“价值”“理念”之类，他们都不甚了了。我们只能迂回绕道，在民俗材料、案件口供、民歌民谣、戏曲传说，乃至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寻寻头绪，找找端倪。然而，这样一来更麻烦的事往往在于，首先你要沙里淘金，能不能淘出来又很难说，因为在浩瀚的沙洲中即使碰上个把金子，也没准一时眼花还给丢了。其次，就是找到了你所需要的东西，怎么样分析归纳又成了更大的难题。对于前者，仅仅有刘知几所谓的那种史才史学史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点民俗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知识才凑合。至于后者，恐怕需要留神的地方就更多，弄得不好，掉到陷阱里你还不知道。刘志琴先生的《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一文（载于《读书》1998年第8期），依我看，也是掉进了陷阱里。

人们最容易掉进的陷阱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看见一点东西就忍不住发一通宏观的议论，用那点芝麻来说明跟它本不相干的西瓜。

刘先生文中所举的第一个事例，是载于1913年7月《时报》的一则报道，说是那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对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考试，要求学生回答他们崇拜的人物是谁。结果在三百多人中，崇拜孔孟的占三分之二，其他的则从诸葛亮到马丁·路德不等。其中***排在孟子之后，得票十七，高中“探花”，而已经做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才得了两票。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材料是有价值的，的确反映了某种社会意识的倾向。但刘先生的分析结论却有问题了，她说这些师范生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民众的思想走向”，无论如何都是可疑的。那个时代新学堂的学生（刘先生说这些应考者为中小学生，因而说他们是“中下层的文化人”，可能有误，一般来讲，师范学校是不会有小学生的，而中学生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知道***甚至崇拜他当然不足为奇，可是就在同一地方的普通老百姓，知不知道***是何许人也，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可就难说了。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先生说乡下农民把自由党说成是“柿油党”，其实是有所本的，当时扬州的老百姓就“以为革命党就是大家合一条命的党（扬州方言，读‘合’如‘革’）”（《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301页）。再说，革命势力很大、风气又开的江苏的新学堂的学生投了***17票，只投了袁世凯两票，这怎么能说明袁世凯没有群众基础？如果我们把同样的问题提给北洋军的士兵，那么又会如何呢？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其实不可能比***更没有“群众基础”，不然，他怎么会就那么容易“窃”了国，随后又轻而易举地打垮了占有东南半壁的革命党人，把***和他的同志赶到了日本去流亡？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有不少“群众”没有像江苏的学生那样想问题。袁世凯称帝复辟为什么垮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这篇小文里肯定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到了今天，我们还重复袁世凯复辟失败是因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的妙论，无论如何都显得有点过于天真。其实，毛病就出在刘先生的武断，认为这些学生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民众的思想走向”，非要以这样一个特殊的“点”代表面目各异的“一大片”。

研究下层的第二个陷阱是，对材料不加辨析，听风就是雨。绝大多数搞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史料的使用是必须要经过辨析的，不仅要辨析材料的真伪，还要弄清材料所含信息的真实意义，不然分析起来就难免方凿圆枘，甚至张冠李戴弄出笑话。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一进入下层社会意识领域，往往会变得嗅觉麻木，目光呆滞，分辨率极低。比如前面提到的刘志琴先生的文章，在那场师范学校的考试中，由于在众多的崇拜对象中，有皇帝头衔的只有秦始皇一个，刘先生便下结论道：“而数千年以来被奉为万岁爷的皇帝，已经失去神圣的光环，……这说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读书人中已经深入人心。”可是刘先生忘了，对于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来说，皇帝从来就不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就算我们去问鸦片战争以前的读书人，恐怕也没有几个会说他崇拜某个皇帝，因为崇拜皇帝多少有点犯忌。对皇帝要跪拜，但不宜崇拜。古代读书人可能会赞美某个雄才大略之主，但如果你问他崇拜谁，恐怕他还是会回答姜子牙、张子房和诸葛亮之类。就算推翻帝制已经深入人心，但用这个材料来说明显然难以让人信服。更何况，据当时辛亥革命参加者回忆说，同盟会的相当多的人对于推不推翻帝制不在乎，大家无非是“对于清廷压迫汉人，害怕洋人，愤恨达到极点，尽力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满脑子‘种族革命’。”（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59年，67页）革命的中坚尚且尔尔，一般读书人可想而知。其实，在中国，“推翻帝制”远没有“帝制”深入人心，正因为这样，民国以后才会有两次帝制复辟，而且复辟的失败并不全是因为人们对共和的真切拥护。奇怪的是，总是有人兴高采烈地述说复辟的失败，而很少想到为什么都20世纪了，中国还一个劲地开倒车，接连唱出了两台帝制的大戏。

同样，刘先生文中对另一个事例所做的分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刘先生文中提到，1877年的《申报》有这样的记载，说是乡下妇女进上海之后，竟然过不了多久就“寻姘头，租房子，上台基（所谓的情人旅馆），无所不为，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刘因此认为，“早在19世纪的80年代，沿海一些大城市就有一批处在社会下层的女性，以自己的行动勇敢地突破礼教的禁区，争得自己的社会自由和自主择偶”。我想，如果熟悉上海近代社会史的人，对这种说法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近代的上海底层妇女是不是这样“自由”和“自主”过？我想没有。这样的话用在五四青年身上或许更合适一点。近代的上海畸形膨胀，客观上刺激了娼寮业的发展，农村破产的加剧，又使得进入上海的乡下妇女大量化为明娼和暗娼，因此上海的“娼业”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在全国居于前列，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申报》所记载的那种事情，最大的可能是乡下妇女在上海沦为暗娼和半暗娼，而最不可能是“自主择偶”。即使是给人做“外室”，也丝毫扯不上“自主择偶”和“冲破礼教束缚”，西方情人旅馆这样的东西，在当年的上海不大可能出现，有的只能是为嫖客和妓女提供方便的“受费屋”。他们的行为甚至也没有刘先生所说的“两性关系的新变动”的意义，这些进了城的乡下女人和她们与之打交道的男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何新之有？乡下妇女入城沦为娼妓和某些贫苦家庭需要女人全部或者部分出卖肉体来维持生计，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老现象。身处近代上海的她们，只不过耳濡目染了些洋东西而已。至于观念上的变化，从那个时代社会花边和过度发达的“嫖妓文学”可以得知，近代上海拆俏的嫖客和卖笑的妓女，两者关于两性的观念与他们前辈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可能有什么不同。下层社会两性关系的紊乱和道德的“沦丧”，关键还是在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和巨大的生计压力。

我能指出的第三种陷阱就是先入为主，研究者先有了一个主观的预设，然后根据这个预设找材料进行论证。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义和团研究者，都犯过这样的错误，首先依据一些模糊的根据定下了某些民间教门就是义和团前身的前提，然后就把这些教门的教义当成义和团的观念来加以阐释。依我看来，刘志琴先生也没能幸免，她的这篇我已经提及多次的文章里，也有类似的毛病。比如她在谈到西方的器物从钟表、西式马车到火车轮船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时，很明显就有一个预设：认为下层民众（或者小农社会）狭隘落后，拒绝接受新鲜事物。因此，以上所举的西方器物统统遭到了民众的抵制。其实，对于所谓小农的狭隘与局限也应该作具体分析。因为那个时候，这两样东西对农民的确用处不大，钟表自不必说，依刘先生所说，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要表作甚？马车则是中国有中国式的，西式与中式其实互有利弊，如果没有好路，西式马车反而走得不快，农民当然犯不着为此破财费神。至于轮船和火车，在南方和北方农民那里命运是不一样的，当轮船出现在长江时，老百姓趋之若鹜，把个统舱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不然轮船招商局怎么会一度变成中国洋务运动中惟一赢利的企业呢？至于火车的命运，让我们看看夏衍先生关于童年的回忆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沪杭铁路的杭嘉（兴）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我母亲也高兴地带了二姊、四姊和我，背了长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两里多路，至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地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晒了两个多钟头，好容易看到了一列火车从北面开过来，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融成一片，这个大场面，尽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现在依旧是记忆犹新。”（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14—15页）这就是第一次看火车的江浙老百姓。我们似乎不应把北方义和团的某些行为说成是举国一致的，因为火车轮船的好处和便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非常讲求实用的中国农民其实很容易明白它们的价值所在，只不过，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明白得要早一点，北方落后地区要晚一点而已。只强调小农的狭隘和落后而忽视了他们异乎寻常的实用理性，那么研究肯定要走偏。我们应该还记得，太平天国的农民比曾左李麾下的湘淮军还要早地引进了洋枪，而且规模相当大。李鸿章在吃够了太平军的苦头之后，写信给曾国荃发牢骚说：“长毛专恃洋枪，每次进攻必有几千杆洋枪轰击，猛不可当。”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受了太平天国“泥腿子”的刺激，淮军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即使是后来迷信“刀枪不入”法术的义和团，看见洋枪洋炮，也绝没有像对待其他洋物那样又烧又砸，而是像宝贝似的收起来自用。凡是具有看得见摸得着功效的西洋器物，在农民那里是很容易受到欢迎的。

最后，就是研究下层的人往往易于过于强调上层和下层的文化上的不同，甚至将它们截然对立起来，一谈到下层就渲染他们如何如何的不一样。我承认上层和下层伦理价值和风尚是有所不同的，但根本不至于对立。刘先生所述的“敬惜字纸”习俗，说下层百姓不尊重，其实正好是颠倒的。“敬惜字纸”的风习，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下层百姓更在乎的，成天和字纸打交道的士大夫倒未必会真的当回事。明清以来，常见的是老百姓把士大夫丢弃的字纸郑重地拣起来，小心焚化。污秽了字纸而遭雷击的传闻，恐怕也是老百姓会更相信些。而刘所提到的官府的禁令，倒更可能是顺从民意，打击那些在上海这个特别的地方，一心只想着发财的、大多由士绅变成的商人，目的自然是维持被洋鬼子带来的欧风美雨“精神污染”了的风化。说“老百姓并没有这些顾忌，按着方便行事”是不合乎情理的，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恰是民间讲究最多，禁忌也最繁。另一方面，下层老百姓其实并不是不愿意讲道德规矩，只是没有条件，一旦有了条件，他们讲究的会比士大夫还凶百倍。洪秀全一作了天王，规矩就大得吓人，连80岁的老奶奶和8岁的孙子都不许同居一室，太平天国不仅有三纲五常，而且还有叔道婶道、兄道嫂道、姐道妹道，真是磕不完的头，作不尽的揖，记不住的规矩，吓死人的排场。当年太平天国的诸王，对西洋的自鸣钟和千里镜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一点也不比北京满族王公差多少。

从本质上讲，处于同一文化体系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在价值观念上是一致的，大传统讲忠孝仁义，小传统也不例外。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大传统对小传统负有指导的责任，当然也具有指导的意义。对于强调两者在行为表征上的区别，有时并不利于把握问题的实质。多少年来，当我们高扬贫雇农贬斥地主的时候，似乎忘记了其实没有哪个贫下中农原本不是想做地主的。总是向上看齐，才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老百姓讲，“富不出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向上爬的野心常在，机会也未必没有。底层文化的特异之处，往往是因为它带有更浓重的原始因素和自发的无文走向，其“离经叛道”，对于上层文化而言，绝没有本质冲突的意义。

对于历史上的下层社会尤其是对下层社会意识的研究，是个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领域。现在人们开始对此有了足够的关注，无疑是历史研究的一种进步，因为正如刘先生所说，“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也许是由于轻视下层研究的学术史在中国延续得太长了的缘故，当人们转过身来低下头俯视下层的时候，潜意识里或多或少还免不了拖着几丝不以为然，对研究对象缺乏起码的专注，也缺乏必要的尊重，因而往往很轻易地就掉进了其实并不隐蔽的陷阱。另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相当多的研究者，对于下层社会还存在着隔膜，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缺乏必要的体验。对那些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东西，诸如粗糙的口头创作，鄙俚的民间戏曲，烦琐的民风民俗等等都缺乏了解，也不屑去了解。过去离我们说远也远，说近也近，某些深层的东西说变也难，不知今也就难以知古，如果对于今天老百姓所思所想麻木不仁，那么对于历史上下层社会也难以很好地解释。研究历史贵在以古人之心为心，才能贴近历史，而研究下层历史，则不仅要贴近历史更要贴近下层。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之所以在此说三道四，绝不是因为自家比谁高明，仅仅是由于所犯过的错误更多。从陷阱里爬出来的人，有充分的理由在路上竖一个牌子，上面写上：当心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