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境内的大别山下有一个小村庄，三面靠山，一面临着起伏不平的广漠原野。村庄里居住着四五户贫苦农家，几座低矮的破瓦房和一些旧茅屋躲藏在茂盛的翠竹、苍松和杂树中间；香花茨和柘茨密密地将村庄环绕三面，形成了有花有香的天然围墙。屋后的山坡上长着几百株桐油树，如今正开着粉红花子。桐油树林外紧接着暗绿的松树林，向峰峦绵延的大山上伸展去，笼罩着朦胧烟霭，黑森森不见边际。从两个山峰间奔下来一道泉水，在半山腰被一块大石遮断，随后又从陡峭的悬崖上倾泻下来，形成一道瀑布，银光闪闪地挂在空中。这泉水又奔流了一段路，在山脚下猛栽进很深的小石潭，宝石绿的水面上翻起来白色的浪花和水沫，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水出石潭，流入小溪，绕过香花茨和柘茨构成的村庄围墙下，在村前汇成一个大池塘，又在乱石间低唱着，从一座小石桥下穿过，奔向原野。
池塘岸上，站立着几株枝条袅娜的垂杨柳，近看柳叶儿鲜明耀眼，远看像一堆堆轻轻浮动的烟雾。一株葛藤缠绕在一株高大的半已枯死的槐树上，柔软的长条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紫花，伴着嫩绿低垂的柳枝儿在空中摇摇摆摆，在湛清的水面上荡来荡去。四五株高大的梨树耸立在垂柳外边，雪白的花儿正开，在微风中散播着淡淡的芳香。一头闲散的黄牛藏在垂柳的绿荫里，用舌头舔着不满月的小牛犊，挂在它脖子下边的大铜铃发出来慢吞吞的、安闲而幽远的丁冬声。小牛犊完全被这种温柔的抚爱和催眠的铃声所陶醉，静静地站在母牛的前边，垂着头，眼睛矇眬地带着睡意，斜望着地上的芳草和落花出神。
一位带着孩子气的农家姑娘，穿着一件天蓝色的粗布短上衫，一条紫红色的宽筒裤；卷起袖口，露出来一双健壮的半截胳膊，坐在柳树下捶洗衣裳。捶衣声响亮均匀地从青石板上发出来，飞出村外，传入空谷，在松林掩蔽的悬崖间响着回声。有时她好像有所期待地放下棒槌，一面用双手在石板上搓着衣服，一面抬起头向村前的路上张望，观察着从村边羊肠小路上走过的陌生面孔。其实她并不是在期待着谁的到来，她只是由于生活的突然变化，精神上显出十分兴奋不安。她心里交织着快活与怅惘的情绪：快活的是她就要开始踏进充满着热情与希望的新世界；而怅惘的，一则是她挂心着母亲从今后要感到寂寞，二则是她对于这座安静的小村庄，以及村中的亲族和邻居，难免起一种留恋的惜别之情。然而这种惜别的怅惘之情毕竟抵消不了她心中的快活和兴奋，所以时常在沉思中会忽然忍不住抿嘴一笑。
从池塘边抬头向山上望去，望见那被瀑布分开的两个山峰，一边是寂静的黄昏暗影，一边是跳荡的金色夕阳。几只青灰的水牛和一群白羊，舒适地散步在夕阳斜照的山坡上，有的白羊进入比较稀疏而苍翠的、低矮的小松林中。放牛羊的孩子们坐在石头上或牛背上，一问一答地唱着大别山中的古老情歌。歌声缠绵而凄凉，缓缓地落到暮霭苍茫的山谷里和原野上，会使有的人怀春，有的人忧郁，还能引发回忆，也引起人缥缈幻想。洗衣少女本来是不爱唱歌的，但被牧童们的歌声所感动，也不知不觉地低声地唱了起来：
三根丝线一般长，
做个飘带送小郎。
郎哥莫嫌飘带短，
短短飘带情意长。
她忘其所以地，不能自制地，把这个短短的情歌反复地唱来唱去，手中的棒槌轻轻地在衣服上一起一落，很自然的给歌声打着拍子。当牛羊和孩子们回到村中，山坡上和池塘边的歌声都停止时，夕阳已经落下山头好长一阵，天上只剩下灿烂的几缕晚霞。
“梅啊，”一个半老的女人声音在柴门外面忧郁地低声叫道，“该回来吃饭啦，还没有洗完么？”
被呼唤的洗衣少女停下工作，抬头向柴门望去。虽然听到这呼唤声她心中一酸，但她却勉强地用一种带点顽皮的、快活的声音回答说：
“妈，你又急了，我还没有把衣服洗完哩！”
少女带着感情地向母亲提醒说：“你忘了么，妈？我今天夜里把衣服晾干，明天一清早就跟着舅舅走了。”
母亲在门口轻轻地叹息一声。停一停，她又自言自语地喃喃说：
“飞吧，向远处飞吧！翅膀已经长硬啦，要妈也没有用了……”
这姑娘名叫黄梅，佃户出身，从苦难中成长起来。远从曾祖父的时代起，她的家就给城里的一家姓罗的大户耕种田地，一代代用血汗浸润着山中土地，度着安分守己的贫苦生活。七年以前，在大别山中农民叛乱和流血的时代里，黄梅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被这叛乱的狂潮卷进去，相继在叛乱中牺牲了。年纪轻轻的小叔父，比她只大十岁模样，随着叛乱的主力突围西去，以后也杳无消息。母亲带着她从死神撒下的血腥网眼里逃出来，离开故乡，逃难到靠近平汉铁路的一个小城中暂时住下。母亲有时给人家洗衣服，有时又替成衣铺或鞋铺做一点零碎针线，母女俩过着和叫化子差不多的饥饿生活。后来遇着一位同乡，把母亲介绍进当地女学校做了娘姨，生活从此才安定下来。在大别山的暴风雨年代里，黄梅原受过两三年小学教育，曾被那些造反的村人们夸赞为“少年游击队”的优秀队员。如今这位佃户的小姑娘也做了这女学校的贫苦学生，常常在同学们面前遭受白眼，下课后还要含着泪帮母亲做点儿杂活。夜间，黄梅点着灯拼命读书，而疲倦的母亲就在她背后的黑影中躺着流泪，思念着死去的丈夫和儿子，思念着居住了几代的小村庄。有三四年工夫，母亲迅速地衰老起来，而黄梅长成一个可爱的少女了。她以自己的聪明和能干，加上各种功课都好，赢得了一部分同学的敬爱。但有的同学嫉妒她，有的因和她的思想见解不同而疏远她，讨厌她，有的因她母亲的地位而瞧不起她，这些“反对派”常常在背后面前用种种语言讥讽她，提醒她别忘了自己出身贫贱。她常常同这些同学们发生冲突，越斗争越变得倔强起来。
到逃难出来的第四个年头，黄梅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优等学生。这年年底，正当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学校里起了一次风潮，黄梅被学校开除，母亲也被这学潮连累解雇。于是她们尝受了不少的艰难困苦，重回到故乡来了。然而她们虽然有故乡，曾经用几代人的血汗灌浇着故乡的土地，但土地和房屋都是属于地主的，如今回来后仍然连一块打老鸹的坷垃也没有，只好到王家湾寄住在舅舅家里。舅舅王有富是一个走树下怕树叶儿打头的老实人，一面耕种着自己的一小片田地，一面做罗家的世代佃户。在大别山暴风雨的年代里，他虽然也有一个儿子参加赤卫队牺牲；一个儿子随徐向前的红军西去，至今没有消息；他自身和另外两个当时年纪较轻的儿子虽然也参加了叛乱，但没有显著“罪恶”，尤其以他本人平日尚能“安分守己”和老实务农，在国民党进行“清乡”的血腥日子里，得到了地主的原谅和照顾。
地主罗香斋在县城里是一位老派绅士，做事情很有魄力。他所以能成为全县最有声望的老绅士，主要的是依靠他的家产大，门第高，以及当年镇压农民叛乱时的努力和功绩。当年在长毛作乱的时候，罗香斋的祖父以举人身份在地方上组织团练乡勇，立过战功，受到曾国藩的特别赏识。罗氏的家声从那时起就显赫起来。罗香斋的父亲虽然没有功名，不能创业，但是个能够守成的地主和读书人。在军阀混战和土匪如毛的年代里，这位严守“耕读传家”古训的绅士因受了土匪的绑架，赎回后惊骇而死，家道中衰了十年光景。大别山的红色风暴起来之后，罗香斋变成了本县的民团领袖，从无数反叛者的血泊中建立起他自己的威望和地位。暴风雨一过去，罗香斋因为一则身体多病，一则阅历较深，产生急流勇退思想，所以不愿多过问地方公事，就把兵权交给了他提拔起来的亲信人物，自己挂了个慈善会会长名义，半隐居了。
罗香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名叫罗照，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闲住在家中不务正业，罗香斋常骂他是“不肖之子”。第二个儿子名叫罗明，抗战前在北平一所名牌大学读书，北平沦陷后由天津乘海船逃到山东，在省城里搞了一阵抗日的“平津流亡同学会”，然后回来。他今年只有二十二岁，秉受了父亲遗传给他的刚毅和豪放性格，却不同意父亲的许多见解。为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见解有出入，父子间不断地发生冲突。但罗明自幼读书聪明，有志气，是罗香斋希望所寄的好儿子，一贯受父亲宠爱，因此父亲对他的活动并不采取过多干涉的态度。“一切都由你，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物了。”父亲总是用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再加上一声叹息，表示他对罗明的不满和无可奈何的心情。
虽然黄梅的父亲和哥哥们曾经参加了农民叛乱，同罗家为敌，但罗香斋对老佃户留下的寡妇弱女却并无冤仇。因为几代的东佃关系，加上罗香斋在“剿共”中杀的无辜农民过多，退隐后开始念佛，每想起这劫后余生的母女时常不免动恻隐之心。自从黄梅和她的母亲返回山中，老主人曾经嘱咐人给黄梅母亲带几次口信，叫她带女儿进城来让他见见。倔强的黄梅总把老主人的好心关照看做是猫哭老鼠，一年多来同母亲只去过城里一次。那是在两个月以前，罗香斋的母亲下土的时候，罗家派人来接黄梅的母亲去帮忙做活，并要黄梅一道去城里玩玩，说是一家人都很想她。舅舅和表哥们都坚持着她母女俩应该进城一趟，母亲也答应了，黄梅虽然竭力反对，但胳膊扭不过大腿，终于被母亲和舅舅拖进城去。看见自小就被她全心敬爱的母亲突然甘心向主人低头，甚至内心里希望着主人救济，黄梅伤心得几乎要痛哭起来。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她就懂得了反抗和憎恨，经过的苦难愈多，她在童年时期从革命风暴中所接受的反抗思想愈变得顽强，这成了她性格中的主要特点。许多年来，她不仅把罗香斋当做永远不能妥协的阶级敌人，甚至每次想起来小时候常常欺侮她的罗明兄妹，也愤恨得咬牙切齿。
但经过这一次进城之后，黄梅对罗香斋一家人的看法有不少改变。她看见罗明同他的父亲并不一样，前者是一位有热情和正义感的进步青年，后者依然是可恶的封建地主和绅士，父子间经常发生冲突。罗明的哥哥罗照变成一位毫无出息的败家公子，整天在外边吃酒打牌，有时候彻夜不归；但他的太太却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温柔少妇，除丈夫和孩子之外她不知道生活着还有另外的什么希望。黄梅特别喜欢罗明的妹妹罗兰，她已经是一位很懂事的少女，美丽而有天分，充满着幻想，略带着忧郁，同罗明一样有新的头脑。每一次罗明同父亲冲突起来，罗兰总是站在她哥哥一边。在寒冷的飘着雪花的晚上，黄梅常看见他们为救国的工作出去开会。在初春细雨的日子里，她看见过他们在泥泞中游行宣传。起初她对于他们兄妹两人的行动深感惊奇，随后朦胧地看出来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新鲜的爱国事业，暗暗地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羡慕和崇敬。
有一次罗明问她愿意不愿意参加他们的救亡工作，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使她十分发窘，登时脸颊飞红，不知道如何回答。在惶惑中沉默片刻，她口不随心地喃喃答道：
“俺，俺不配……”
“你这话真奇怪，”罗明摸不着头脑地说，“你反对救国么？”
这位山村姑娘本来对罗明所谈的救亡工作是有些理解的，又有一些疑问，不是完全理解，但绝无反对意思，只是一时不知道应如何回答才好，所以回答时词不达意。经罗明又逼着反问一句，她不能多考虑，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慌张地回答说：
“我既不配反对，也不配参加。”
“为什么不配参加？”
“因为国家是你们有钱人的国家。”
罗明和他的妹妹忍不住大笑起来。罗兰笑得流出眼泪，挥着手连声叫着：
“回答的真有趣！真有趣！有趣极了！”
黄梅被笑得很不痛快，脸颊涨红，按捺不住平日的倔强脾气，愤愤地说：
“这道理本来很明白，有什么可笑的？乡下的农田山林到处都是地主老爷的，城市中的工厂商店到处都是资本家的。从中央到州县，到乡镇，各级各样的大小衙门都是替有钱人们设置的，各处的军队都是为镇压老百姓使用的。国家！国家！国家对穷百姓有什么好处？穷人们连饭都没有吃的，哪有工夫管别的事情！”
黄梅的这几句冲口而出的话使罗明感到十分新鲜和吃惊。使他感到新鲜的是，在他所接触的众多从事救亡活动的青年学生中，还没有听到一个人能够一针见血地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基本性质批评得这样深刻。使他感到吃惊的是，这位山村姑娘能够有这样深刻的和带着革命感情的批评意见，不是来自什么书本上，而是来自她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她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受的大别山革命风暴的思想影响。他望着黄梅笑着，考虑着如何改变她的片面性认识，引她到抗日救亡的道路上来。但是正在他笑而不言的时候，罗兰突然向黄梅笑着问道：
“按你这么说，那么万一国家亡了呢？你甘心做亡国奴么？”
黄梅被问住了。她确实不满意这个国家，但是做亡国奴，让日本或任何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她决不甘心。但是这道理比较复杂，她过去不曾认真思考，所以她望着罗兰，心中有点茫然。
罗明用亲切的态度说道：“黄梅，你刚才说的几句话很有意思，但不能成为你不关心抗日救亡的理由。我们正确的态度是，既要发动全民抗日救亡，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要唤起民众，改造我们的国家，革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两大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但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抗日救亡。你说是么？”
黄梅不觉点头，说道：“我不是说我们穷人不应该抗日救国，我的意思是，我不愿意在抗日胜利后，还是有钱人骑在穷人身上，穷人仍然像往日一样过牛马生活。”
罗明说：“噢，不会的！不会的！我刚才所说的两大任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的历史使命。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决不允许广大劳动人民仍像今天一样地生活！黄梅，这一点你要相信！”
黄梅感动地望着罗明，心中暗说：“说得真好！”其实，近几天来，她同罗明兄妹在精神上已经发生了某种联系，不再像从前那样将他们看成是一般反动的地主家的少爷小姐，而是朦胧地觉察出他们目前的救亡活动很有意义，值得钦佩。她也觉察到罗明兄妹对她的关心是真诚的，也完全是以平等地位待她，跟她幼年时候在罗家遇见的情况全然不同。现在罗明的话使她的心中猛然开窍，开始知道罗明们对中国前途的有些想法竟然同她的心愿相似。她原来所懂得的只是一个清楚而简单的道理：她是贫农的女儿，和地主豪绅家的少爷小姐思想感情是绝对不同的，阶级对立是天然的，没办法消除的。而现在，这个她一向认为是极简单的问题，须要她重新看了。当罗明又一次问她愿不愿搞救亡工作以后，她搓着手掌想了片刻，想不出能够使自己满意的见解，便笑一笑，爽快地回答说：
“我并不反对救国，不过不晓得我能做什么工作。”
罗兰立刻抓住了黄梅的手，找不出适当的话语表达她心中的快活。她像一个孩子似的在地上跳着，望着黄梅的眼睛叫着说：
“那么你就留在城里吧！留在城里吧！”
黄梅感动得说不出话，轻轻地点点头，但跟着又把头摇了一下。
“救国并不是某个阶级的事情，”罗明向她讲解说，“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进步，都和民族的解放密切相关，不能分开……”
黄梅低下头去，静听着罗明翻来覆去地讲解着救国道理。有时她抬起脸孔来向罗明兄妹看一眼，有时咬一咬嘴唇，有时表示领悟地点点头或微微一笑，但不敢再说一句话，像一个小学生站立在老师的面前听课一样。罗明的理论她虽然还不能彻底了解，但是她感到他的每句话都非常新鲜而有力，她不能从他的话里发现出一点毛病。当罗明的解释结束之后，她的脑海里仍然在盘旋着她开始领悟的一个极简单而又极实在的，放着光辉的朴素道理。
“在目前，我们是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作战，民族的利害远超过了阶级的利害，各阶层都应该团结起来。”
她想着罗明的这句话，以前的思想越发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了。她继续在心中暗想，在她的童年时代，她听到的口号是“阶级利益高于一切”，那道理是多么熟悉，而现在听到的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提法多么新鲜！难道“阶级利益”和罗明所说的“民族利益”不是互相冲突吗？她顿然间无端地悲哀起来，觉得几年来世界在她的周围飞快地变化着，跃进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无情地把她抛弃到后边了。
“你到底怎么决定呢？”罗明望着她亲切地问道。
她没有回答，低下头去，由于心中激动，竟然有两滴绿豆大的泪珠滚到眼角。停一停，她用了很大力气才把头微微一点。
由于罗明他们在城里的工作还没有展开，黄梅在罗家殡过老太太后又跟着母亲回到乡下。两个月来她在舅舅家里期待着换一种新的生活，从她那农家姑娘的心坎上产生了许多天真的朴实梦想。她梦想着她将来也会整天整晚地忙于开会，宣传，演剧，讲演，还有许多她所不很清楚知道的救国活动。她常常一个人坐在池塘边或山坡上沉思默想，有时想着她的未来生活，有时想着她新近才晓得的一些道理。她不是那种爱好空想的女孩子，因此她能把新近晓得的道理同她所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连在一起去仔细思量，时常发现新问题；发现得愈多，理解得越发深刻。从城里回来时罗明送给她六七本抗战小册子，她起初乱读一气，巴不得把所有的小册子都一口吞进肚里，随后她挑出两本最重要的小册子，仔细地、从头到尾地读了一遍。于是，很快地，一种比较明确的认识，也可以说是新的信仰，在她的心里建立了。
她懂得了新的道理，感到了十分骄傲，常常将这种新道理向周围的人们讲解。人们虽然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但对于在遥远地方打仗的事情也很关心，闲的时候很高兴听她讲解，向她打听着战事消息。只有母亲对于黄梅近来的变化有点担心，常常想起大别山土地革命时代的陈旧记忆，忧愁地叹一口气，含着哽咽说：“梅啊，我只有你这一个命根子，别再让妈妈伤心吧！”黄梅听了母亲的话就顽皮地笑起来，回答说：
“妈，你放心，抗日救国是不犯法的。”
“不犯法？”母亲怀疑地小声说，“到犯法的时候就迟误了。”
“你真是糊涂！难道救国还不应该么！”
“世界上‘应该’的事情很多，可是妈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母亲忽然落下眼泪，低下头抽咽起来。
今天饭后罗明同一群学生来乡下宣传，说城里办了个救亡工作讲习班，已经开学半月了，希望黄梅去城里学习，生活费由他供给。黄梅正等待着这样机会的到来，眼眶里充满了感激与兴奋的热泪，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母亲对女儿的进城虽然不放心，但既是小主人亲自来叫，也只好勉强同意。她决定暂且把这只闷得可怜的鸟儿放出去，半月后她亲自到城里瞧一瞧，如果瞧出来有什么不妥，她随时把鸟儿叫回来，关在笼中。
半天来黄梅一直在忙着整理行李，到现在才开始洗她明天要带走的几件衣裳。她心中充满快活，一片灿烂的梦想在面前的池水上荡漾，像夕阳一样的闪着金光。
又过了一阵，西天上的红霞渐渐变了，变成暗灰色，融进了黄昏的山影和暮霭，只有最高山头上的几缕晚霞还没有褪色。鸡子上宿了。农人们背着锄，牧童们牵着牛，赶着羊，羊咩咩叫着，牛的脖子下响着铜铃，陆续从山坡上走回村子，散入各家柴门。随即，山鹊和乌鸦也成群地从旷野飞回村庄，在炊烟和暮霭里飞旋一阵，纷纷地落在树枝上，竹枝上，茅屋脊和柴门上，又噪叫一会儿，渐渐地安静了。宿在树上的乌鸦，偶然带着睡意地拍一下翅膀，或苍哑地轻叫两声，好像人们有时在梦中发出呓语。
村民们都开始吃晚饭了。
黄梅的大表哥端着饭碗驱散了柴门上的宿鸟，走到池塘边，向她说道：
“梅，吃饭啦，还没有洗完吗？”
“不要等我。我不洗完决不吃饭。”
“难道明天太阳就不再出来么？”
“不，今晚上得把衣服晾干，明天清早就走了。”
“为什么走这么急？”
“罗家二少爷昨天告我说，救亡工作学习班已经开学啦。我明天非走不可。为了抗日，我巴不得立刻就进城学习！”
她把“学习”两个字说得特别重，随即得意地抿嘴一笑。
第二天，窗纸还没有发亮，鸡子刚叫头遍，黄梅就急着起床，整理行装。母亲被她惊醒，从枕上抬起头来说：
“梅，你夜晚睡得很晚，现在天色还很早，再睡一会儿吧。”
“妈，不早啦，太阳快出山啦。”
“唉，不是太阳快出山，是你快出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