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过去九十年了，按国人的习惯，凡是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时候，总要有点例行的纪念。只是，例行纪念，即使在文字上，也难免仪式化，老调子重唱，经过这事的老人还活着的话，还能激起几滴眼泪，而今天纪念过去九十年的“五四”，连这几滴眼泪想必都没有了，想想未免让人泄气。不过，好在中国人做历史，一向大大咧咧，过去常说的事，常弹的调子，未必是事件的全部，仔细翻翻报纸，发现漏下的还有很多。很多事，跟我们的史学家说的好像出入很大。

一说到“五四”，都把它跟新文化运动绑在一起，称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单就“五四”那天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言，跟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以来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太多的关系。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学生们也照样会上街，只要巴黎和会山东的问题没有解决，学生们必然要上街游行抗议，找若干晦气的“卖国贼”出出气，东汉和北宋末年的太学生都这样闹过的。到了清代，学生（生员）和举子因为政局闹事者，大闹者如公车上书，小闹者如各地考试不公。大闹小闹，政府和百姓，都能容忍——学生嘛。

“五四”学生上街，在学生看来，因为是中国要亡了，为此他们中有人割破指头，写了血书。但是，当时的中国情形，其实还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比1915年初，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签二十一条的时刻，处境要好得多。近邻日本，原来凶神恶煞的大隈内阁垮台了，换上的新人，扬言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不要什么抵押就借给当时的北京政府大笔的日元。而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导下，押宝押对了，变成了战胜国，虽然说处境没有根本改善，但至少庚子赔款德奥部分可以不付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界也可以收回了，连当年被德国人抢去的古天文仪，也还回来了，连耻辱的克林德碑，也被拆了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

但是，第一次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胃口很大。停战日中国人的庆祝，相当隆重，北大的师生跟后来的“五四”游行一样，也唱主角来着，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演讲。大家（包括陈**）都觉得这回总算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中国人也该直直腰了。因此，国人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非常之大，不仅打算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而且想全盘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可是，一战的结束，就跟它的爆发一样，都是丛林时代的产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没有过时。巴黎和会的确像我们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是个分赃会议，会议的发言权，是按国家实力分的，第一等强国英法美日意，有五个代表。第二等的有三个代表；最末一等的，只有两个代表名额。中国人满心以为自己属于大国，理所应当有五个席位，兴冲冲派去了五个代表，结果，到会场才发现，自家被排在最尾，只有两个席位。此时的中国，还属于案板上的肉，处境比战败国稍好一点，但是自家的某些东西，也明摆了是要被人家分的，那就是战争期间，日本从德国人手里抢来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站在英法一边参战，图的就是德国在中国的势力，所谓参战，满打满算，就打了这么一仗，驱走了在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德国人，取而代之。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被视为五强之一的日本，这样的要求欧洲列强怎么可能不答应？虽然美国教授出身的总统威尔逊提出过尊重弱小国家权益的十四点声明，可他到了巴黎才知道，在这里，没有人把他的声明当回事。不久，连他自己也发现，真要实践这个声明，没准马上就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中国的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可是，注定落空的期待，却是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期待，一旦落在地上，全体都失落到了家。这个时候，按国人的惯例，只能在自己内部找原因，即使没有内奸，也要找出来。

当然，此时当家的，以段祺瑞和他头号智囊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或者说皖系政府，为政是有毛病的。这个毛病，就体现在亲日上。亲日给段祺瑞政府带来了大笔的日元借款，只是，段祺瑞没有用来搞建设，却用这些钱推行武力统一，动武压迫西南军阀，也压迫在广东的***的国民党，不仅弄得国内南北关系紧张，而且导致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之间也出现了裂痕。武力统一就要打仗，打仗就难免分赃不均，北洋军打下湖南，立了大功的直系吴佩孚给放在前线作战，湖南督军却给了寸功未建的张敬尧，仅仅因为张是段的亲信。同时，感觉调兵困难的段祺瑞，借所谓参战（世界大战）之机，利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暗示着今后一旦全部日式装备和训练的参战军成了气候，此前的各派各系，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同时，在政坛的文官，原来一向得宠的留学英美的官僚，因为政府亲日的缘故，忽然失宠，而留学日本的人，比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则跻身政治决策核心，这些失宠者当然也不满意。即使没有这样明显留学背景的政客，相当一部分人，也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搞了自己的国会——安福国会，被边缘化，比如像梁启超和林长民的研究系，当然也不舒服。所有的矛盾，因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而爆发出来，“五四”的抗议运动成了爆发的平台。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是运动的主力，所有的社会名流都在摇旗呐喊，政客起哄，连军阀都声嘶力竭，吴佩孚接连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释放学生，如果政府不答应，这个北洋军阀里的常胜将军，就要提一旅之师北上问罪。到后来，连身属皖系的军阀，比如卢永祥、张敬尧都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他们罢免曹、章、陆。所有人对皖系政府的不满，都借运动发泄了出来。结果，皖系被钉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第二年直皖打了起来，兵力和武器占绝对优势的皖系，居然大败亏输。实际上，“五四”为直系的战胜，立了头功。

不消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国际上声誉不错的文明抗争。虽然是排日爱国，但学生们有意识地避免暴力，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直接伤害日本人，而且面对警察时也不采取对抗手段。凡是爆发运动的城市，军警的态度也大多暧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几十上百的警察，大体上在旁观。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对于镇压学生一向不积极，后来上任的步兵统领王怀庆，虽然名声不好，但抓捕学生，大体上属于守势。猫捉老鼠，其实军警才是鼠，过街老鼠。第一次被抓的学生关在步兵统领衙门的监狱，条件不好，舆论一致声讨，后来再抓，就临时关在北大法科，其实根本就没打算真正把学生怎么样。各地的军警，就更加姿态低，万一伤了一个学生，就像惹下滔天大祸，全国声讨，国会议员都跟你没完没了。抵制日货，军警虽说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制止，有的地方还暗中相助。

其实，运动中的暴力还是有的，只是对内不对外而已。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里打，但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儿子）出来挡驾，学生们就不打了。其实原本“五四”那天上街的大队学生，没打算去砸曹汝霖的家，只是少数激进分子，早就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预备大闹一场。可是，群体运动中，激进者总是会占上风，对施行暴力表示质疑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半途就心灰意冷，据说还挨了一拳。此后的运动，在抵制日货的声浪中，暴力连连。学生们自己很有奉献精神，先把自己所有的日货拿出来烧掉，然后就逼迫商家也如是办理，理性一点的地方还知道把查抄来的日货处理掉，当成运动的经费，不理智的干脆就一把火。凡是不肯痛快抵制日货的商人，一律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挨揍也是免不了的。有的激进分子，看见街上有人穿日本布料做的长衫，上去就是一剪刀。上海的市民，一度传说日本人下毒，因此，凡是日本人上街买药，打酱油，都被怀疑为暗藏杀机，当场扭送警察局。在北京的游行队伍中，发现有日本记者接近了学生放食物的地方，也被怀疑有下毒的可能，也扭送警察局。这样的下毒担忧，其实跟义和团运动中类似传闻性质完全一样，只是，人们没有把怀疑的对象抓来砍了而已。

但是，运动中的暴力，基本上都被爱国主义凯歌遮蔽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名流，所有的社会舆论，都无条件地向着学生说话，只有梁漱溟对学生的违法行为发表过一点异议，但也很快被批评声所湮没。在济南，有皖系背景的《昌言报》，对学生行为稍有批评，报馆就被砸掉，主编被抓去游街。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人自由和解放，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下面，就自动萎缩，连一向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一声不响。

尽管如此，“五四”运动，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的确具有合理性。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觉醒，而且通过抵制日货，振兴了民族工业。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人为干预，作为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在日货的倾销下，民族工业很难有喘息的机会。政治抗议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也因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不仅引入学理和思想在发酵，而且西方的学制和学科体系也进一步完善发展，大学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一部分人在运动过后，向右转，倾向政治改良；一部分人居中，继续走教育、学术救国的道路；一部分人向左转，奔向了革命。三部分人都是像蔡元培所说的，是吃“五四”饭的。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后来虽然得到当政的***的赞赏，但***本人对“五四”并不感兴趣。但吃“五四”饭的人，在国共两党，都声势烜赫，后来的中国，实际上是他们的天下。

虽然说，国民党把“五四”定为艺术节，共产党把“五四”定为青年节，海峡两岸主流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五四”的主题，都不可能否定，“五四”科学民主的旗帜加上爱国的旗帜，至今还在飘扬。但是，人们发现，其实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学理输入引进的自由主义，在抗议运动当口和在其后，都命运不济。自由主义者龟缩在学界一隅，自由被科学和民主（虽然国共对两者的理解各有不同）挤到了角落，至今没有出来。

注：此文已在《南方周末》发表，但有很大的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