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盛传的新的土地改革，也许快要成为事实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可望获得有条件的流转权。这意味着农民对所耕作的土地，终于有了不仅仅限于生产上的支配权。这种权利，很有点类似于清朝江南地区获得永佃权的那种田面权，即田底权，土地所有权是地主的，但田面权，即土地的永久经营权，却属于经营者，可以出让或者典押。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农民终于在耕者有其田的道路上，在物权的意义上前进了一小步，可喜可贺。

自打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在革命时期响遏行云的“耕者有其田”，即分给农民土地的主张，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禁区。很多大牌学者都极力反对给农民土地，在他们看来，只要把土地给了农民，农民就会把它随意卖掉，随之就会造成土地兼并、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的巨大社会问题，土地只能公有，由政府看着，才会避免悲剧的出现。好像农民都是傻子，对自家的东西很不在意，非得这些学者和政府来操心不可。

然而在现实中，法律上标明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往往都是通过地方政府之手，贱价卖给了开发商，或者自己强占，造成了一拨又一拨失去土地的农民上访者。

这些学者的担忧（如果真的是担忧的话）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农民刚刚分完土地，就有人出来这样讲了。说是土地分了之后，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富的富，穷的穷，贫下中农又有人卖地。山西省还特意做了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说是农民出卖土地的情况很严重。一时间，土地兼并、农民卖地的舆论甚嚣尘上。

我就奇怪了，其实那个时候（1953年底到1954年），农民刚刚分到土地，早一点的种了两三年，晚一点的一年都没种上，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现两极分化了呢？农业生产的周期都是以年来计算的，就算发家致富超快，也没有可能在两三年内从一个大体平均的水平上，突飞猛进变成地主的。况且，古代社会土地兼并，往往不是官僚置产，就是豪强抢夺，这两个条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根本就不存在，兼并和两极分化从何说起呢？

其实，在某些人鼓噪两极分化的当口，从上面已经传出来农村集体化的口风，在这种很有来头的风传之下，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想卖地，但地价低得一塌糊涂，而且有行无市。当时的新华社内参，就反映了这个情况。如果说有卖地潮的话，也是上面极力要想推行的集体化的政策催出来的。

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大规模的农民失去土地形成流民，固然有土地兼并的因素，但更多的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严重失误，越来越过分的横征暴敛，或者是因为大规模持续很久的天灾；即便是土地兼并，出于农民之间的买卖（所谓土地主买地）也微乎其微，真正的兼并往往来自官僚集团。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是跟兼并相关度最大的一次，而兼并的主体，无一不是门阀和豪强，即变相世袭的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僚，他们凭借的恰恰是来自政府的权力，也可以说是东汉王朝对门阀和豪强的放任和姑息，才演变成这个局面的。

同时，失地不等于失业，只要社会上存在农业的替代产业，也就是说有发达的工商业存在，即使在古代社会，大规模的农民失地，也不一定会形成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北宋和南宋，在政府过于庞大、冗官冗吏成害的情况下，租税比前朝高七八倍，农民的负担很重，失地农民也很多，但由于工商业发达，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即使有农民造反，也始终未能危及政权。中国农民的确眷恋土地，但绝非到了某些人强调的那样，根本不能离开。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工商业，以及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和工人，其实多半都有农民的血液。在土改过后尚未集体化的短暂时间里，也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卖地是为了改行从事工商业的。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市场网络理论，证实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农村实际上存在着由城及乡的市场网络，在这个网络的底端，大量乡镇的坐商、牙子、手艺人，其实都有半个农民的身份，只要条件成熟，他们就可以卖掉自己的土地，进入城市。事实上，在大规模集体化之前，这种城乡人身份的转换是经常发生的。将农民强制固定在土地上，是与剥夺他们对土地的控制权相配套的国家策略。恰是这种策略及其后遗症，才是今天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

当年土地改革，国家是立了一个《土地改革法》的，每户农民分到的土地包括房产，都有国家发给的土地证，上面明确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依法分给”的字样。集体化一来，没见到国家再立一个相应的法，只说是农民自愿把土地交出来了，但依据何在？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当初的集体化，农民即便是在高压之下，还是表现了相当强烈的抵抗，即使不公开表示，风靡全国的宰杀牲畜现象也说明了一切。原来是个体农民，一夜之间，不仅土地归大堆，而且牲口（包括猪）、大车大农具都归集体，农民会乐意？现在给农民地权，说到底，不过是把本来就是农民的，还给农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