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郑火·清华99级中文系
作者简介：
郑火，男，今年21岁，凭着执着的信念与追求走进清华园，平时爱好写作、看书，最喜欢的作家是歌德、托尔斯泰。
古往今来，博学而多才者大多是谦虚严谨、幽默风趣，处处闪耀着光彩夺目的人格魅力，值得世人去称赞，而清华人正是如今博学而多才者的典范。
初进清华园时，我曾给一阵博览群书，了解了母校的辉煌，发现了许多名人趣事，并以那些清华的前辈和各系别有名的师兄们为榜样，写下了我的为人处世的规划，其基本要义是完善自我，搞好人际关系，以行动来表现自己。
€€1.谦逊严谨——千古留传的清华精神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谦逊严谨。他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他的大小方圆，看他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深深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他的描写对象观察之细微，之认真，达到了锻铣必究的地步。
在《荷塘月色》中，有"这时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这样的句子，这蝉声和蛙声是从他观察中得来，是他的亲耳所闻。文章发表后，有位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很重视，马上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他又请教昆虫学家、清华大学的刘祟乐教授。刘抄了一段书给他看，书上说蝉一般夜里不叫，但也有叫的时候，该书的作者就亲耳听到过夜蝉鸣。朱自清认为这可能是一次例外，他没有用权威提供的材料去反驳读者，反而回信对该读者表示感谢。并说："有位生物学家也说夜晚蝉不叫。以后再版，要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后来，朱自清留心观察，又不止一次地听到月夜蝉鸣，而那位姓陈的读者又在某刊物上发表文章，引经据典地强调自己的观点。朱自清只好也写了篇《关于〈月夜蝉声〉》的短文，说明有时蝉确实是在月夜里叫的。他还在文中婉转地写道："从以上所叙述的，可以知道观察之难。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这里，我们看到朱自清处理此类事情的心平气和，不躁不火的谦逊态度，更体会到了他品辨毫厘的创作精神，并由此形成的他散文创作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缉密细致的风格。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严谨、谦逊的态度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解放后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也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为了培养学生有高水平的绘图本领。甚至从怎样用刀削铅笔讲起。他教会学生怎样用手握笔，怎样画线，画线时铅笔怎样在手中转动以保持线条粗细均匀。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状，和记住它们建筑的时期。
有一次***在怀仁堂开会时问到明清故宫建造于何时，梁思成当即准确回答："开始兴建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完成于1420年。"
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字体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对每天制图完毕后，仪器需擦洗于净，文具归放在何处也都有要求。
梁思成在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教师，各人的经历和特长，以及脾气性格都不相同。有的擅长设计，有的专攻历史，有的爱好外文，有的长于画画；有人脾气温顺，有人却耿直怪僻。梁思成不拘一格，尊重并发挥各人所长。有一位教美术的教授，精通业务，但脾气倔直，见到他不满意的人和事就要直言批评，不留情面，不管你是学者还是长者，是领导还是教授，因此得罪过不少人。聘请不聘请这位教授来清华工作？梁思成公开宣布：'识要他工作好，我让他三分。"
梁启超的谦虚
梁启超学识广博，功力深厚，讲话坦直，愿意和人家发生学术上的争执，于是会给人以倡傲自负的印象。其实不然，从一些事情上看，他是很有谦逊气度的。例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学术上是各有千秋，是不宜排什么"座次"的。但由于年龄和资望的关系，人们有时习惯上也常排一排，把王国维排首席时居多，有时也常把他排在首席。而他本人有一次在跟同学谈话时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下面的这件事，就更能说明梁先生的谦逊了。
1923年秋，北京清华学校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当时就已有"北方学术巨擘"之称的梁启超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的讲演班上。梁先生未曾开讲以前，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头，向堂下的听讲者问道："哪位是张荫麟君？"应声站起来的是一位刚满17周岁的文弱少年，他是今年刚进校的新生（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程度）张荫麟。
张荫麟此时入校刚一、两个月，但以各种方式——写信或公开发表文章向梁大师问难却非止一次了。当年9月的《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了他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就是针对梁任公《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而发的、梁任公在书中考证说，"老聃与孔子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人"，前者大约在后者出生后100年左右才出生，因而《老子》一书并不是老聃所作，甚而认为老聃的活动时间应在孟子之后。张荫麟认为"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因"不揣鄙陋，仪述管见。……"稍后，他又写信给梁大师，就梁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列讲演中的一个附表中的多处纰漏和疑点一一提出质疑。梁复书谓：该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该日本人又来自欧人某书，并未著明出处。梁任公在信中承认，"……其中讹时盖不免也"。于是张荫麟又穷追不舍，经过核查，撰发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稣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一文，其中说：""顷继续研究，又得其中遗漏错误者二十余事。兹并录以质正于任公先生。"……他这一次次非凡的表现，备受梁大师的注意和赞赏。当任公先生最初读到张荫麟的文章时，还以为是哪位大学教授或专门学者之作。后来知道竟是一位今年刚刚入学的、连大学门还没进过的自己班上的学生时，不由叹日："此天才也！"他这次未曾讲课先把张荫磷叫起来，就是为了认识并当众褒扬这位天才学生，并顺便问答他的问题的。
€€2.诚以待人的先锋
清华大学的历代教授都反复告诫学生：做人首先要真诚。古人称为本然人品，率真人品，真诚做人，保持本然人品，是做人的起点，也是人品的极致。《菜根谭》中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一个人的思想、品格、言行，都要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不能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矫揉造作，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扭曲自己的本性。真诚的反面是虚伪，自欺欺人，靠戴假面具过日子。真诚坦率的人不失本色，自然有感人的力量。虚伪矫饰的人一生都在演戏，给人留下伪佞可憎的形象，自己也丧失心灵的本性，忍受心理上的折磨。
正直也是做人的本分。正直人品表现为襟怀坦白，秉公持正，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正直的反面则是伪善狡诈。正直的人，对人对事公道正派，言行一致，表里一致。虚伪狡诈的人伪善圆滑，曲意逢迎，背信弃义，拿原则做交易。正直和真诚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只有真诚才能正直，反之亦然。观察一个人，可以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看他是真诚直爽，还是虚伪圆滑；是光明正大，还是阴险诡诈。这是区别人品的重要标准。
无私是真诚、正直、仁厚的思想基础。古人的所谓"有欲甚则邪心胜"、"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都是说要做到真诚、正直。
做人首先要诚实，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做老实人，不能靠矫饰伪装过日子。靠矫饰伪装、戴假面具过日子的人，"白日欺人，难逃清夜之愧赧"；"对人则面目可惜，独居则形影自愧。"他们不仅令人憎恶，自己也活得很累。因为他们时时提防假面具被人戳穿，或者受良心的谴责，经常处于紧张戒备的状态，很难获得心理上的轻松、安宁与平衡。
诚实有巨大的人格感召力。一个人没有半点虚假隐瞒的东西，说话诚实，做事诚实，内心诚实，就会令人信服。故诚实可以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古人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格言。这是说精诚的力量可以贯穿金石，何况人心呢。至诚之心的确有巨大的精神力量。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化解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长期积存的矛盾，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今天，我们仍然要实行诚实待人的原则。上级要以诚对待部属，父母要以诚对待子女，企业经营者要以诚对待顾客，每一个人都要以诚对待同事和朋友。以诚待人，才能得到友谊和真情，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敬。人际交往如果离开诚实的原则，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尔诈我虞，那么，人世间便不会有真情友谊，不会有团结亲密的人际关系了。
诚实也是做人的基本品德，从小孩子的时候开始，就要培养这种品德。诚实是一切德性的基础。一个人连诚实都做不到，其他的品德都谈不上了。
诚就是不自欺，不虚妄，诚实对待他人，诚实对待学习，诚实对待工作，诚实对待为人处世、立身修德中的各种问题。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力戒贪图虚名，不求实际。做任何工作，如果华而不实，有名无实，或名过其实，都是不老实的表现，结果终将误国误民，害人害己。力戒虚夸，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过去发生的浮夸之风，给国民经济和社会风气带来巨大的危害，我们应该切实引为教训。反对弄虚作假，盗名欺世。例如，伪造成绩，骗取荣誉，窃取别人的荣誉和成果，等等。这类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侵犯他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应该坚决唾弃。
"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曾经是红极一时的口号，这句话，现在也不为过时。为人处世，首先是如何为人，如何提高自身的品德和素质。自身的品德和素质关系到能否立足于社会，应付自如地处理各种人生问题，实现人生的理想和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个人的道德修养给予特别的关注，把它作为政治学说和人生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德行与事业看作人生追求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强调德是事业的基础。立业如果不注重品德，事业就没有根基。
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毫无理想追求、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总是少数；但不重视修身的却大有人在。结果理想追求和自己的思想、知识、能力相矛盾，难免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被社会淘汰、许多人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可能是社会埋没了他；也可能并非真正有德有才，而是放松了自己的修养和要求，志大而才疏，或者幼稚脆弱，对生活中的矛盾和挫折，缺乏适应能力、承受能力和临机处置的能力。这说明处于现代竞争社会，仍然要以修身为本，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
萧乾老人说：
这些年我时常在思索着在阶级社会里如何做人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不然，就会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80年代以来，巴金老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大力提倡说真话。我在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我说：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是根据我个人对生活的观察而做出的。
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随着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一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他还是死在了监牢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能保住这一原则，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文革"中，我敬佩那些不拉山头，不参加打砸抢的逍遥派。政治上，在逆境中宁可当个灰色人物，也不可当急先锋。
€€3.风趣幽默体现清华人智慧的力量
梅贻琦的慢、稳以及他的沉默寡言，并非是因为他不善于表达自己，在一些公众场合中，他表现得非常善于辞令，语多幽默，常常能使会场大笑，富有生气。"因为如此会讲话，梅先生自然兼了个副业，就是到处为人证婚，常有应接不暇的情形。不过，在幽默逗笑时，他也成为诙嘲的对象。"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在清华人中多有传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曾回忆关于梅贻琦的一则趣闻，说在梅之前"清华的学生和老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时起，大的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校友通讯》复第15期载有谢冰心写的《关于男人》（之四），其中一段是关于她和她的老伴吴文藻（清华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清华1923级毕业生）的趣事，其中也涉及到梅贻琦。吴文藻的书桌上放着冰心的照片。冰心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一件摆设，吴文藻笑着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冰心趁吴文藻去上课，她把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换进镜框里。几天之后，吴也未发现。冰心问丈夫："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谁？"吴文藻才笑着把相片换下来。冰心有一次对梅贻琦说起她的这位"傻姑爷"以取笑梅校长。她说："傻姑爷到家，说起来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随即应道："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为清华的教育辩解。
梅贻琦是具备领袖气质的人，遇事沉着镇定，从从容容，不慌不忙。陈岱孙先生回忆说，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在躲避空袭时，梅贻琦和师生们一起，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飞到临头时，他又和师生们一起跳入乱坟里事前挖好的壕沟中，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难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有一次，梅贻琦和两位同事一起去叙永联大分校去看望，途中饱尝水灾和轰炸等多种困扰，令人不堪忍受。一位同事为一件小事曾大发雷霆，梅贻琦静静地等他火性发过，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我倒真想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词神情与诚恳的态度，使这位同事火气全消。
€€4.勇敢正义 乐于助人
梅贻琦一向视学生如子弟，他的一句名言是："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也是我的学生。"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表现在日常学习、生活、课外活动等一切环节中，尤其是表现在历次学潮中，例子之一是所谓"黑名单的故事"。
1936年2月29日，清华发生了大批军警闯入校园捕人的事。白天，先有400军警入校，先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领头人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等人，激起学生的公愤，他们一哄而起，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退了军警，推翻了他们的汽车，抢回了被捕同学，并扣押了他们的头头。军警们恼羞成怒，造舆论说："数百名共产党在清华园暴动。"入夜，他们率领4000武装军警，带着事先拟好的"黑名单"卷土重来，进校后便向学校索要学生住处名单，以便"对号"捕人。这一下难坏了梅先生，不给是不行的，给了更不行，因为那样一来，便会有大批学生被抓走（梅校长不知道，其实在学生领袖们的组织安排下，几乎全体学生们都已转移到体育馆里躲避去了）。梅校长急中生智，便给了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因为清华的传统是，学生宿舍每年都要来一次大调整，去年的学生，今年早已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结果是，军警们胡乱抓走了20余人，但想抓的人一个也未抓到。
第二天，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训诫"学生们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们不讲理，人家更可以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劝告，出了事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是不大准确的。"
在40年代末学生运动频发的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诸士茶训导长等主持的校方当局，始终没有干涉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好几次游行示威后，经学生自治会要求，梅校长和诸士基先生都答应派十几辆大汽车来把同学接回校。……据说在反动政府召集的一些大学负责人征询处理学潮意见时，梅先生也表示反对镇压学生的态度。……对干几个敌人早就注意、危险最大的同志，总支作了更精心细致的安排。例如曾多次在学运中出头率领群众并与敌人做过谈判斗争的郭德远，考虑认识他相貌的敌人很多，很费了苦心。当时清华的代理训导长李继侗先生也很关心，出主意叫郭德远找清华教授会书记戴世光教授研究办法，戴计划把郭德远藏在梅校长的汽车后面的行李箱中偷偷带出学校，并已商得梅校长同意。但后来总支考虑万一敌人对梅校长的汽车也要检查，岂不束手就缚，决定放弃这个计划。
1948年8月，国民党的"特刑庭"连续给清华大学发来两份"拘提"名单。要求学校把所列学生交与他们审判。梅贻琦校长一面召开紧急教授会商讨应对办法，一面给"特刑庭"回了一份公函，并把公函内容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了。其内容如下；……昨接贵庭三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发庭审第26号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签发拘禁、拘提学校学生。×××等六人，检附名单一份，嘱将该生等交案以凭讯办等由，附名单一纸。准此，经查，×××一名，本校并无此人×××一名，已于上学期退学离校；×××、……三人均于上月毕业离校；至×××一名，因暑假期内未在校中，相应函复查明。
复查昨日（十九日）由贵庭送交本校传票十三张，计被传学生×××等二十六名，嘱为送达等由。查其中×××等六人业已毕业离校；×××一名业已休学；×××三人本校并无此人；至其余。×××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行止不定。兹准贵庭按名传讯，当经依次派员前往该。×××等十六人宿舍内代送贵庭传票，惟均不在，未能送达。除已布告各该生返校后即行领票到案外，相应函复，并希查照为荷。
总之，同篇实际上就是说："你们所要的人眼下学校里一个也没有。"为什么这样呢？原来，这是梅校长应付"特刑庭"的一项杰作。
€€5.光明磊落——清华名人的大胆示爱
爱情是人生的一大主题，在爱的时候只要大胆和光明，不论成与败都不虚此生、老清华的金岳霖和吴宓在这方面非常典型，使人至今难忘。
金岳霖的爱情观，既古典又现代，堪称是一种典范，他和林徽因、梁思成之间传奇般的爱情故事至今为人们所传诵。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在她著的关于林徽因的一本书中写道："梁思成和林徽因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崇高的爱情，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如果你真心地爱一个人，就应该希望那个人幸福。梁、林之间的爱情确实达到了为了对方的幸福，可以割去自己所爱的崇高境界。"
梁思成和林徽因住在总布胡同的时候，金岳霖就住在他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
1931年，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见到他哭丧着脸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据梁思成自己回忆，"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诚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当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金岳霖时，金岳霖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梁思成回忆道："从那次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正如梁思成说的，在金岳霖心目中，梁、林二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从此之后，金岳霖把他对林徽因的爱恋深深埋在心中，他之所以抱独身主义，终生不娶，无疑受其影响。
如果说金先生的爱炽热而冷静的活，相比之下，吴宓先生就有些大胆而冲动了。
吴宓一生中最大的轶闻，恐怕应属他和毛彦文女士之间颇为浪漫的恋爱史，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时间长达七八年，被炒得沸沸扬扬。但他不畏人言，顶着压力，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追求，许多人对此深为不解。1932年，他追求毛彦文受挫，非常苦恼，他写下了《吴宓先生之烦恼》诗四首，倾吐他对毛的恋情，并在报纸上发表，其中一首是：
"吴宓苦爱毛彦文，
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
金钱名誉何足云。"
清华同仁看到后，觉得有些不对头，推举金岳霖去做吴的"思想工作"。金对此印象颇深，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景还有过专门记述。
金岳霖对吴宓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
这下吴宓生气了，他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不过，金岳霖后来回想起来，他做"思想工作"的水平实在欠佳，话说得的确有点"不伦不类"。
吴宓不仅敢爱，而且敢恨。清华人中至今还流传着一则吴宓怒砸"潇湘馆"的故事。
吴宓是清华教授中的又一位红楼迷，也是红学的开拓者之一，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曾用英文演讲《红楼梦》，拿《红楼梦》和西方的文学名著作比较研究，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在西南联大，他利用业余时间开《红楼梦》讲座。在《红楼梦》人物中，他尤其钟爱林黛玉。可有一次，他居然在昆明城内看到一家经营狗肉菜的小饭馆冠名"潇湘馆"，这老先生实在生气，这也配叫潇湘馆，真是沾污了林黛玉。一怒之下，举起手中拐杖，乱抡一通，边砸边数落人家，吓得饭馆主人站在一旁唯唯称是。据说这事后这家饭馆果真改了名字。
€€6.廉洁奉公恪职守
清华大学研究梅贻琦的专家黄延复先生说："一个人在私生活上做到节俭并不难，但并不是一切节俭都能发展成为廉洁奉公，更不等于可以构成一种感人的美德。而梅贻琦先生在这几方面的表现，都受到校友们一致高度称道和赞扬。"
梅贻琦个人生活的节俭是有名的。他早年生活清苦，家庭负担重，为缓解家庭生活桔据状况和资助弟弟妹妹上学读书，他30岁之后才结婚成家。婚后仍一如既往的俭朴，每月收支连买一个小物件也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在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名大学校长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的太太为帮助他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做过围巾穗子，做过糕点，并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挎着篮子去卖。还曾摆过地摊，卖掉破旧衣服杂品以解决饭资。儿子的眼镜丢失了却没有钱再配一副新的。他一生两袖清风，虽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但个人却没什么积蓄，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
梅贻琦为政，始终遵守一个"廉"字。他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坚持一切从俭。冬天全楼的供暖，全靠地下室的一个大火炉，他将司机和烧炉工合并成一人，而他本人则常常下地窖去从炉子里掏出有用的煤渣，以节省公家的开支。他任校长后，住进清华国甲所（校长住宅），他首先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的工人自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供应的两吨煤。款额虽小，但他认为，"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50年代，他到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即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为节约经费，他的办公室一直用的是藤椅，始终不肯买一套沙发。他说："清华有点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对个人的要求是如此，对校务的管理，梅贻琦亦是突出一个"廉"字。他做清华校长期间，总是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人员减到最低限度。他常说："因人设事扯反多，因事设人效率高。"30年代，清华的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之比经常是2：1上下。如"1935年教学人员为297人，行政人员只有120人。1946年，清华复员时，有学生2300人，教师389人，职员约160人，工警约180人，教师与学生之比为1：6，教学人员和学生与非教学人员之比为7：1。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绝大多数系都不设办公室，系务通常采取碰头会的方式处理。直到1948年，一个工学院院长室只设一个行政人员和一位工友。当时学校有几条约定：（1）包括校长在内，一律是夫妻不同校，父子不同校（均指工作人员）；（2）不论教职员工，除学校规定的例假和公假外，一般不得请假，如必须请假，则要自己找人代职，报酬即从本人工资内偿付。那时的办事人员，一般都能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大家都很爱护自己的学校。"
梅贻琦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就他自己，从不因为生活清苦，用积蓄改善生活，相反，他经常从自己工资中支付各种名口的捐助，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难赈灾，从救济困难师生员工到营救被捕学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有许多事例，至今仍鲜为人知。于公，他并不因为节俭丽舍不得花钱，他只是主张应该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人们说他"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是要钱花得经济。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如此，是积极的俭，才够上德。""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1955年11月，梅贻琦离开了他在美国纽约的寓所，去了台湾，用清华基金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制定了在台湾建立清华大学的计划。1958年，他碍于情面，不得已出任台湾的"教育部长"。1962年5月19日，他在台湾病逝。在病危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来组织专门人员启封，原来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7.学识第一 学位第二
学位文凭只代表一个人的求学经历，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学识水平。只有具备真正的博大学识，才能为别人所尊重和敬仰。
陈寅恪（1890-196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兼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字右铭），官至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因主持湖南维新失败被革职。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与谭嗣同、陶谦、吴保初一起被称为清末"四大公子"，著有《散原精舍诗》，曾是"新江西派"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陈寅恪从1902年春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断断续续在海外留学18年，在欧洲，他就读于柏林大学，并先后游挪威、瑞士等国，"游迹所至，颇有题咏"。后到瑞士苏黎世大学就读，再到巴黎大学求学。1910年起人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学习梵文、巴利文2年。1921年再人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学，又4年。
陈寅恪在哈佛读书时，与吴宓相识，成为至交好友，且生死不渝。关于他们的相交，吴宓后来回忆说："1919年1月底至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由俞大维君介见，以琢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格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述说至为详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吴亦者，更多不胜记也。"又据吴亦的日记记载："陈（寅恪）群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灾倾佩之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大多数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许多所大学读过书，做过研究，不曾听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曾听说他拿过。一代学界泰斗，学问之大，却没什么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一大奇特之处。
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推荐陈作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当时清华学校还聘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赵元任做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其时赵正在哈佛大学任教，哈佛要赵找人替代，指名最好是陈寅烙，并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土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陈寅恪于1926年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职。当时的清华校刊曾专门登载消息报导："闻教授在欧美多年，购买书籍极丰，每年翻转送数箱回国，将来悉度置吾校研究室中，则同学诸君大可饱览也。"
陈寅恪一到清华园，便显示出一代文史大家的才学风范。他在清华授课及治学情况，他的学生许世臻在《敬悼陈寅恪老师》一文中作如下描述：
"……民国十九年……寅恪师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在中文研究所、史学研究所、中文系和历史学系开课。他在史学研究所所开的课程是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这两课是隔一年开一次。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系开的课就多了，计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寅恪师身体一向衰弱，学校当局特别尊敬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9时至11时），所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寅恪师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以外，北大的同学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到清华园听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惜跋涉的辛劳来学了。寅恪师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授佛经文学、惮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到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担忧怕粉笔灰吸进肺里去太多，有碍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写满一黑板时，就主动去擦，这一点他倒不拒绝。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得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
文中提到的那些听课教授，像吴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京大学的外籍教授钢和泰，皆是一有机会亦必赶来听讲。故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誉。
陈寅恪身体虽然瘦弱，但绝少辍讲，许世跌回忆他曾听陈寅恪四年课，记忆中陈寅恪似乎没请过一次假。他讲课虽只是平铺直叙，但听讲者并不觉得枯燥，都聚精会神听讲。因为内容丰富多彩，有人评价说是"字字精金美玉"，听课者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把它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
陈寅恪的治学，早年并没有什么"巨著"问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有人评述他"是一个辛勤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都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到了30年代，他"才写出几本小书，……文章虽然短小，但是内容的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
陈寅恪学识精深博大，深悉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新观点、近现代科学方法及工具，他同样有极深的造诣。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学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退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或已死亡的文字，他都精通。这些语言帮助他能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对于国学，陈寅恪同时代的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寅恪却背诵十三经、二十四史也是滚瓜烂熟，如数家珍。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很高的声望。他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位华藉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牛津大学之聘，前去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牛津，以亲聆陈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记述："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碗等少数几个人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之高，还因为他常常可以解决外国著名学者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次，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境内发掘到3个突厥碑文，纷纷研究，均不懂不通，后请陈寅恪翻译解释，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孟与吐蕃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著名的如法国之沙碗、伯希和等人均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后经陈寅恪解释，也使国际学者很是满意。
关于陈寅恪在国际学人中的声誉，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蓝孟博曾转述了他亲自经历的一件事。1933年他在日本，有一次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白鸟库吉拿出一份中国古代地契，说是中国明朝后期的东西，请大家传看。
当传到蓝手中时，蓝孟博一眼看出并非明物，而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东西。白鸟听了很是惊讶，请他再仔细看。
蓝孟博说："不用看了，这纸是清末流行的东北双抄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或"绢'，亦非明制，地契的格式为清末以来通行的格式……"
白鸟点头。随后，白鸟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
蓝孟博答道："是不是陈援庵（即陈垣）？"
白鸟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
蓝孟博说："那是恩师。"
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
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要以代为请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8.淡泊明志 傲骨节操
朱自清一生过着淡泊清苦的生活。早年，他母含辛茹苦供他求学，他读大学的学费，是他的夫人卖了金首饰贴补的。在中学教书时，他的穿衣打扮，"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到清华任教后，情况有所改善，但因子女多，花销重，他的生活仍不富余。抗战期间，他的日子更难，所穿的衣服几乎不成样子。1942年冬，昆明异常寒冷，他既没有大衣，也没有钱缝制棉袍，只好买了一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铺。每天早晨，他就披着这件东西从所住的乡下赶到学校去上课。样子太别致，引起街上许多人注意，但他昂首阔步，自有风趣。在不少当年联大学子的回忆中，朱自清教授身上的这件披风，煞是联大的一道风景线。
朱自清虽穷，却穷得极有志气，表现出铮铮铁骨般的硬汉风格。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请他出去做官，他不屑一顾；当局要人亲自登门拜访，他避而不见；达官贵人请他吃饭，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拒不出席；某名流要他写"寿序"，出价三千元，他拒而不写……因为劳累和贫困，到抗战结束时，他的健康完全摧垮了，他仍然多次带头在反饥饿、反内战宣言上签名。至1948年6月18日，他已是重病在身，无钱医治，吴晗送来一份声明给他看，声明中说：
"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宁可饿死也不购买美国人的面粉，表现了崇高的节操，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9.善于合作，搞好人际关系
我们正处于一个合作的时代，合作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手段。因为科学知识向纵深方向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人们不可能再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每个人都要借助他人的智慧完成自己人生的超越，于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竞争与挑战，也充满了合作与快乐。
合作不仅使科学王国不再壁垒森严，同时也改写了世界的经济疆界。***总统的首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在他著名的《国家任务——迎接21世纪》一书的开头写道："我们正经历一场转变，这一转变将重组下一个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将没有一国的产品或技术，没有一国的公司，没有一国的工业。至少将来不再有我们通常所知的一国的经济。留存在国家界限之内的一切，是组成国家的公民。"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与技术的合作早已超越了国境线，许多大公司开始做出跨国性联姻，财力物力与人力的重新组合，导致了生产效率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增加，必将使科学技术的成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造福于人类。
其实，不仅是现代人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在60年前的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正是基于对人类共处中相互依赖性的认识，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高尚的道德水准，使爱因斯坦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科学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而闻一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来清华大学执教前，在与人交往方面则走过弯路，受过挫折。
闻一多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1925年5月回国，暑假后即来北京就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他开始时热情极高，全力以赴地干工作。但，由于他只有诗人的热情，没有行政工作者的练达，很快就遭到了中伤和诽谤。他于是"愤而南归"，连衣物、书籍都没有带走。
1927年秋，"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时，聘他去担任外文系主任。但他还是不能适应环境，不久又离开了。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挂着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着它游遍了一个世界，
……
我战着风涛，
日暮归来，
谁是我的家，
谁是我的归宿。"
1932年秋，闻一多应母校清华之聘，来校任中文系教授。这时他的思想感情十分痛苦。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现在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1933年春，应届毕业年级请他为纪念册题词，他竟以《败》为题，信笔挥就了一篇文字。
随后，总结过去"败"的经验教训和到清华任教的需要，闻一多决心改走一条学者的道路，他把它叫做"向内走的道路"。他刚到清华，就拟订了一个庞大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决心在这方面有一番作为和突破，他说："……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我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祸而非祸。"于是，他在教学之余，便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完成他那庞大的计划，过起"名士"的生活来。
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先生还勉强可以依靠治学和做"名士"逃避人际关系的话，这种办法在21世纪的今天则寸步难行，根本行不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指出："学会共处"是对现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学会共处是在全球化将成为21世纪重要特征，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它的原意是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共同工作。学会共处，有着同样深刻的内涵。
学会共处，首先要了解自身，发现他人，尊重他人。一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学生了解人类本身的多样性、共同性及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学校开设的诸种科目，无论是语、数、外，还是理、化、生或史、地、社会学科，都是为了传递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增进对于本氏族和其他民族的了解，认识各自的文化特性和共同价值。了解自己是认识他人的起点和基础，所谓"设身处地"，就是讲的"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注重从了解他人、他国、他民族的过程中更深切地认识自己，认识本国、本民族，这种了解和认识，始自家庭，及于学校，延至社会，推而广之于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及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风俗生活方式等等，并从这种深入的了解之中，培养人类的尊严感、责任心、同情心和对于祖国、同胞和人类的爱心。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关心，学会分享，学会合作。仁爱，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准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直是相传千年的社会理念；"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更成为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时代风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烈竞争无疑给传统的群体主义、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念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倡导在法律规范内的公平竞争，利用其有利于发挥个人首创精神和提高经济效益效率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更要发扬和倡导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互相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平等对话是互相尊重的体现，相互交流是彼此了解的前提，而这正是人际、国际和谐共处的基础。家庭之内，父母和子女之间如朋友般的思想交流不但是消除"代沟"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条件。
学会共处就是要学会用和平的、对话的、协商的、非暴力的方法处理矛盾，解决冲突，这对于人际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同样适用。学会共处，不只是学习一种社会关系，它也意味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到当代世界倡导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无不指明了学会与自然"共处"的重要性。这种学习，像其他学习一样，也包括了知识、技能和态度、价值观念的习得和养成。
作为年轻人学会共处，主要不是从书本中学习，它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参与目标一致的社会活动，学会在各种"磨合"之中找到新的认同，确立新的共识，并从中获得实际的体验。
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也能够提高社交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
与人相处，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言而有信。中华民族历来是强调讲信用的民族，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从古至今都把信用看得非常重要。
《论语》中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程颐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还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信用如镜，一有裂痕，难以复原"等等，讲的都是一个意思："言而有信"。
在当今社会里，"言而有信"依然被人们所推崇。
《中国青年报》曾连续报道过清华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深夜，一位校党委副书记接到同学们的电话，学生们问："我们宿舍楼的厕所坏了，你们当领导的管不管？""管！"
于是，他连夜找到校总务长，带领后勤人员赶到现场，疏通了厕所。
第二天清晨，当同学们发现厕所畅通，楼道干干净净时，连连称赞校领导"言而有信"。
相反，某学院一位领导，为了扩大本院的教师队伍，加强学院的教学力量，到一所名牌大学各系许愿，说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生到他们学院后，可以受到培养和重用，生活福利待遇也很好。
但是，一些研究生、本科生毕业到这个学院工作后，这个领导似乎忘了他当初的许诺，重用培养不仅成了一句空话，就连一般的福利待遇也成为泡影。这些新来的人员抱怨院领导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于是纷纷要求调离。
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上述这类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战国策》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富贾拥有两名妻妾，长的非常秀丽，一天，有一位年轻的后生看中了这两名妻妾，便先从年长的那位下手。
"我是有夫之妇，请你自爱。"她这样向青年人拒绝后，这位青年人仍不死心，继续缠着她不放。
"卑鄙的小人，你真比禽兽还不如。"最后这位年长的女子这样斥骂他，他只好知趣地离开。
这位青年小生求欢不得，便又转移目标，向另一位小妾频送秋波，表示爱意，俩人便很快地勾搭上了。
不久，那位富贾去世了，年轻人的一位朋友劝告他："你也该为自己打算了，既然人家的丈夫已经死了，你就正式把她娶过门吧。"
"别开玩笑了"。年轻人摇摇头说道："我不喜欢这种女人。"
"哦，为什么呢？你们不是一直来往着吗？"他的朋友很诧异地问道。
"话是没错，可是你想想看，这种不信不忠的女人，我要是把她迎娶过门之后，一有机会，她还不是照样跟别人胡来。"年轻人这样解释道。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不信治不忠的事例。信用是忠诚的外在表现，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不管表面如何，人们心中都是渴望信义的，正像古人所说的那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然，对于这种人，人们是无法与之正常交往的。
请记住：与人交往，最重要的就是要讲信用。
€€10.行动的力量
不管是做什么事，离开了行动就注定了不能做成。我们必须要勤于行动，只有这样，成功才会青睐于你。
在清华的沧桑史上，我们可以发现，清华人共同的人生哲学：行动，亦即历史倡导的"行胜于言"、"少谈多做"。
梅贻琦校长在任期间，从当时中国对人才的需要出发，十分注重教育的实效，讲究培养人才能济实用。他认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也必不敢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共不问事业终有成就。"当学生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他坚持认为，纾难报国，不必专惟开会宣传为已尽其责，"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实的报国方法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当日本侵略者的炮声炸醒了正在香山度假沉浸在夏令营活动中的清华学生时，梅校长也并没有号召学生去参军出征，他仍认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因为战后国家肯是急需大批科技人才重建家园的，在造就人才的目的问题上，他的看法是："学校造就人才是为实用，假若学生没有用途，学校的教育全归枉费，是极大的损失。学生受过相当训练，而不能展用他们的才能，生活上受影响，精神上受损失，是一件悲惨的事。"
梅贻琦校长塑造了清华人注重实用的价值以观和踏实的性格。
成功的目标一旦确定，成功的寄托便在行动。再好的目标了也难以实现；行动与目标相反，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因此，确定了正确的成功目标，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最后的成功关键在行动。
早在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竖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20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工程性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工程性的操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担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提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清华每年招生高居龙首，无可匹敌，也是因为它给学生家长与学生本人一个扎实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从根本上说，"实干"后"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
实干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扬的，个人的成功，公司的发展，国家的壮大，都离不开我们的实干精神。如果原有什么计划，想法，那就赶紧行动吧！只有付诸行动，成功才不会遥远。
在清华，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踏实地去做事。任何事情，只有你去做了，才算开始。如果没有行动，任何事情都只能成为虚幻的东西，只能像肥皂泡一样瞬间破灭，行动，正是一件事情成功的力量源泉。只有立足于实践让行动发挥它的作用，做事才会成功。
桥梁专家茅以升说过：
"我看，业余教育是这样，8并不如2+6，如果每天有两上小时学习，来改变不懂科学、生产效率低的状况，企业领导者就会很快发现，这正是一种投资，决不是浪费。"
在这个问题，茅以升是有发言权的。1916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然后他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做工人，工作了一年半，但同时天天晚上去加利基理工学院上夜校。1919年，他从夜校毕业，成为这个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工学博士。茅老关于"8并不如2+6"的公式告诉我们运筹时间的这样一个哲理：学习不能离开工作实践，工作实践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风帆；工作实践中不能离开学习，学习又是提高工作效率的翅膀。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中提出："能力是每个人特有的混合物，它把通过技术和职业培训获得的严格意义上的资格、社会行为、协作能力、首创能力和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交往能力、与他人共同的能力、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越来越重要"。可见，学会解决问题是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方面。怎样才能学会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行动，这种能力只能在实际行动中锻炼。
遗憾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的能力"几乎是我国现代年轻一代的普遍"弱项"第28届国际物理和奥林匹克赛金牌得主、被保送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连乔指出：
中国的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上拿过理论总分最佳奖和总成绩最佳奖，但从未拿过实验成绩最奖。看过一些关于中小学生科技制作之类的报道，其作品这简陋，除去创造性一点都没有之外，模仿的也都不是很好。这也许和我们的教材有关系，据说中国很多科学家科的教程难度在世界上算很大的，但距离现实也算是较远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的经济条件支持不起这些东西。中国的技术方面曾经在历史上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现在却逊色得多了。以我之见，脱离于实践的理论将来可能有用，可是在目前不是约上谈兵，要实现对这些理论的运用是在目前还是纸上谈兵，要实现对这些理论的运用可能需要另一种思想方法，从小培养一些动手的能力对此也许是有益的。还有，对自然的解释是人们研究科学的初衷，也许某门学科的研究会抽象于自然进行，但什么时候都不应跑得太远，立足于事实的科学才有价值。
众所周知，能力是一个人生存的根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一位清华中文系的毕业生说道："赵括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他没有指挥作战的能力，而在于他没有真刀实枪地上过战场。纸上谈兵能力虽强，如果没有实践经验，那了难以决胜千里。"
现在，我们的教育方法，有很多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的。
据1997年6月4日《深圳青年报》报道，有位中学生的父母要到广州出差两天，走之前，给女儿买了很多速冻饺子、速冻馄饨放在冰箱里，告诉女儿自己做饭吃。他们反复教孩子怎样开煤气炉，以为这样孩子就饿不着了。结果，等父母回来一看，孩子直叫饿得发昏。爸妈纳闷之余，打开冰箱一看，发现速冻食品丝毫末动。原来，孩子竟然因为不会开煤气而挨饿！难道这个孩子智力低下吗？不，她的学习成绩优良，但动手能力却太差，即使爸妈已经教了打开煤气炉的方法，她仍然不能很好地运用学知识。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其实，这个孩子是其他的同龄人的一个代表，在这个群体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做父母的什么活都不让他们干只重视他们的学习成绩。这即是孩子的悲哀也是家长的失误。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正是一个呼唤实践能力的社会。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运用，如果不能学以致用，半是一事无成。新的学习观在谈到人才智商的时候，提出了智力新慨念。这种观点认为，人的智力包括两种形式：聪明ⅰ和聪明ⅱ，并由此提出了下列两组公式：
a：（1）书本知识+认识能力=聪明ⅰ
（2）实践知识+实践能力=聪明ⅱ
b：（1）书本知识+实践知识=比较完全的知识
（2）认识能力+实践能力=比较完全的能力
从上面的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是实践知识还是实践能力，在获得高智商、高能力的过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离开了实践能力，书本知识也只能使人获得暂时的小聪明，很难帮助人成就大事业。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知识转化为实践。这一结果正如印证了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倡议，学会做事就是："如何教会学生实践他所学的知识？还有在不能完全预计到未来工作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使教育与未来的工作相适应？这就说明，尽管知识十分重要，但离开实践它将失去效用，努力去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与努力学习同样重要。
21世纪是一个崇尚能力的社会，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多种才能。而培养多种才能的好方法，又往往以应用能力的培养为基础。这种能力的具体表现又恰恰是习惯和意识。只有具备了学以致的习惯，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大展身手。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运用。而只有那些善于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他的生活才会过得快乐、安全，自由。当具备了学以致用的好习惯以后，就会在生活中积极地把实习和实践结合起来，以学习促进实践，以实践带动学习。面临着新世纪的挑战，谁不希望成为时代的强者？既然有这样的美好愿望，不如及早行动起来，尽快把自己锻炼成为既有知识又能够做事的多面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