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游戏

2003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被停职了。

2002年初，我经过竞聘，当上了广西文学杂志社的主编。我当时四十岁。在《广西文学》五十年的历史上，是最年轻的主编。

2002年底，我在《广西文学》上编发的一篇文章，先后被《今晚报》、《杂文选刊》、《读者》转载。2003年5月初，《读者》转载后没几天，因此篇文章牵涉到民族宗教问题而被收缴。当晚，消息通过个人传到南宁。第二天早上，单位领导把我召到办公室，告知我要暂时停我的职，让我反省。我说好啊，没事。我还以为会有领导来找我这个当事人谈谈话，调查了解，但都省了。我倒是省了这份心。

此时离我上任主编刚好是一年。我也是《广西文学》历史上最短命的主编。

我当时就没把这事当一回事。我想，我不杀人不放火，不强奸不盗窃，不贪污不受贿，能有什么事呢？可以说，我向来对工作很认真，很卖力，完完全全对得起那份工资。但我又把工作上的得失、对错当作游戏。就像一个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犯规了，裁判要罚你就罚；教练叫你上你就上，叫你下就下。你想当运动员就得遵守规则；你当不了运动员，就当观众。

我上大学时当过校队的足球、排球运动员，我懂比赛规则。

其实，很多事情都很简单的。

我说过，无论富贵贫贱，只要自己开窍了，就一切应对自如了。

停职了一个多月，闲了没事，就去上石。当时，中国刚刚发生过令世人恐慌不安的“非典”。因怕传染，大家已经多时不敢外出了。

上火车前，经过了体温测试。上了车，发现旅客比以往少了许多。闷得慌，就想跟谁聊聊几句。

突然想起了柳州的那个女同学阿红。

在大学时，她与我关系甚好。她这个人，随和，心善，开朗，能随便开玩笑，男女同学都喜欢她。毕业后我们久不久都有来往。她先是分配到柳州师专当教师，后跟随丈夫调到其家乡岑溪市，在公安局工作。当时岑溪开发开放甚热，前景看好。但没几年，就没声息了。他们又重回柳州。她还是在公安局工作。

电话打通，我一开口就说，我出事了，现正被公安押解到外地。她开始当然不信，还跟我打哈哈，后来见我很认真，就严肃起来了：不会吧？我说是真的，我编发了一篇稿子，出问题了，公安现在把我押解外地，进行审查。

她半信半疑了：真的？我说骗你干嘛，你听火车的声音，我正在火车上呢。火车正在开动，她一定听见车轮轰隆轰隆的震响。

她信了：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沉默了。

我就哈哈大笑起来：亏你是干公安的，这个常识都不懂！我真的被收审了，还让我跟你通话吗！

她那边沉默了一下，突然就嘤嘤地哭了：你……干嘛这样骗我……

我才意识到我把玩笑开大了。

我知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对我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人绝对是没有的，毕竟我们都是文化人嘛。但希望你平安，这样的人是有的。

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同学的这份真情。

后来，北海的一个朋友、女作家谢凌洁也知道了我停职的事。我以为她会叹息一番，怎知她连连说，好啊，真是上帝造就你了呀！你的机会来了！一个挫折，一座山，都是上帝给你安排的，我都妒忌死了……

——在这一段时间，只有她一个人是为我庆贺的。

我隐隐约约感到了我将与这座山会发生什么。

到了止嚣庐，看见山顶上新种下的桉树已经长有一米多高了，一棵棵整整齐齐，绿油油，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子。但我并不感到欣喜，我甚至感到憎恶。老伯的坡地与那片桉树林之间，还留有一排原来种的杉树，作为分界线，看上去十分的显眼。但总给人一种感觉，界线以上是富裕区，以下是贫困区。那些桉树就是富裕的标志。

再看那个水池，真的彻底干了。茂密的草丛完全把水池盖住。外面的人，绝对看不出这儿曾经蓄过水。

吃完了饭，我便告诉老伯，我刚被停职了。

老伯吟哦道：怪不得，今天见你话不多。我说没有的啊，我话本来不多嘛。

老伯把手伸到烟袋里，哆嗦着摸出烟丝和烟纸，要卷烟。他既不看我，也不看手里，直视前方，一字一顿地跟我说：这样也好，让你有个教训，也让你从此认清更多的人。

说话间，老伯把烟卷好了，放到嘴巴转一圈，用口水把烟纸粘实，然后点燃，吸出了浓浓的一口烟。过了一会儿，轻轻地说：干不干也无所谓，亚伯这里有地，可种红薯、玉米，饿不死。

老伯以上这些话，都是我从日记里原文摘下的。不用加工，也加工不了。

《小窗幽记》云：“良心在夜气清明之候，真情在箪食豆羹之间。故以我索人，不如使人自反；以我攻人，不如使人自露。”每一个人，我是无法看清的。清与不清，不用看透，各自都会在各自的言行中暴露无遗。

老伯有所不知，我是不至于被开除的，还不到种地的地步。

但老伯只有土地，只能用土地来为我壮胆。“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他大概是认了这个理。

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到，我与老伯，似乎都是为对方而生的。我们已经成为一种亲缘关系，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老伯的话，也让我感到土地的亲切，土地的温热，土地的宽厚。人与人为了一寸土地可以争得头破血流，国与国为了一寸土地可以大动干戈，除了个人利益和国家政治，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人出于对土地的情感。

在这座山里，我对老伯和土地，开始产生了依赖。

第二天杀鸡。我切下一截鸡肠，用一根细绳绑住，拿到水沟边钓螃蟹，钓得一只。

两个月后，杂志社领导将我的手机费停了。我对给我下达通知的人冷笑了两声。随后，我被调离到别的部门。很快，人事部门就把我从事业编制转为公务员。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相信，这是文联领导对我的关照。

公务员工资高。很多人都想从事业编制里往公务员编制调。

后来有人跟我说，你是因祸得福了。我说，没祸，福倒是得了。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古人云：蛾扑火，火焦蛾，莫谓祸生无本；果生花，花生果，须知福生有因。

哈哈，我倒捡了个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