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峭的春风吹起的时候，周天带着援疆干部回到了塔河县。眼看春播就要开始，可是多浪村的春播工作却无法正常进行。多浪村的村民已经习惯了播种棉花。但是按照县委的安排，巴亚宛乡安排每户村民种三十亩红枣，同时拿出五亩地集中连片种二百五十亩葡萄。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试点规划，塔河县援疆联络组要求多浪村在保证每户农民种五十亩棉花的基础上，第一年每户先种三十亩红枣，然后再拿出五亩土地交给村里，由联络组补贴，集中种植二百五十亩葡萄，由乡里派技术队伍，帮助管理三年，三年以后交给村民。村民就坚决反对，认为种红枣前五年没有收入，不划算。而葡萄地交给了乡里，前三年也没有收入。抵触情绪很大。周天带着姬世雄和迪力夏提乡长一遍遍做村民的工作。纳赛尔书记以一贯的党员作风，同意了乡里的安排。而伊利哈姆村主任却怎么都理解不了乡里的做法，一批不愿种红枣的农民就聚集在伊利哈姆的周围。
眼看着春播的时间越来越近。周天几乎放弃了种红枣的计划。周天建议召开援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邀请县委吴为民书记和阿不来提县长参会。会议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农业口的分管副县长认为大规模进行红枣种植不符合塔河县棉花大县的实际。一是农民习惯了种植棉花的模式，二是农民没有种植红枣的经验，三是这一届政府将面临农民收入下降的现实。
姬世雄坚决反对，阿不来提县长也支持姬世雄的意见。周天没有想到，多浪村村民的想法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自上而下的一股阻力。
周天说道：“目前，地委提出以林果业为突破口，实现农民增收一万元的目标，单靠棉花，花再大的力气，一亩地最多在现有基础上增收一百块，那么一百亩也就是一万块，平均下来一户农民五口之家，也只有人均两千元。这只是算的硬账，实际上只要种棉花，就不可能实现五年人均增收一万元的目标。那么要实现这个宏大目标，只有在现有的土地上做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改种五十亩红枣，看起来我们有五十亩土地这五年没有收入，可是如果前三年套种棉花，农民不会减少收入，只是第四年会受到减收影响。而到了第五年，只要每亩土地增收五百块，那么五十亩红枣地就可以增收两万五。实际上按照旺果期平均计算，每亩红枣按三百公斤均价二十元算，就是毛收入六千元，除去成本，每亩地净收入四千元。仅红枣收入就是二十万。那么农民人均增收一万元的目标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阿不来提县长对周天的算法非常赞同。他没有想到，周天从一个援疆干部的角度，把地区发展林果业的战略理解得那么透。但在发展林果业上，县委班子一直和地区的要求有距离。对一届县委、县政府来说，当然要考虑短期目标和长远发展战略的结合。阿不来提县长认真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县委主要领导的认识影响，阿不来提县长在发展林果业上也不可能有过大的动作。但是对于多浪村先行试点，阿不来提县长还是态度明确。
阿不来提说道：“我认为周天的想法符合援疆工作目标，也符合当前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我们可以在多浪村试点，不影响大局，还可以保证援疆工作顺利进行，可能也是我们塔河县从棉花大县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开始。”
吴为民书记对于周天和阿不来提的讲话不好批驳，于是说道：“姬世雄是个管经济的好手，单谈农业就有点力所不及。塔河县还是要坚持棉花发展不动摇，我们不能跟风。塔河县有塔河县发展大农业的实际，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如果搞砸了，耽误的不仅是农民增收，而且还涉及塔河县发展全局。这事还得慎重，我看我们一方面还得做调研，另一方面还得向地区汇报。”
对于吴为民书记的发言，周天听得云里雾里，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周天理解吴为民书记的讲话实际上是定了个调，慢慢来，但春播就在眼前。
周天说道：“我同意吴为民书记的意见，要慎重。可是对于拥有八十万亩土地、拥有六十万亩棉花的塔河县来说，多浪村只是三千亩的试点，也无关大局，是不是我们先干起来？”
吴为民书记的脸上已经充满了怒气，说道：“我的意见已经说了，你们下去再做工作吧。”
对于一个县的工作，县委书记的意见就是结论，反对县委书记的意见是几乎不可能的。周天却犯了大忌。周天没有左右会议的权力和影响力，会议在无可奈何的结论中结束。
事情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分管农业的地区领导在检查塔河县春播准备工作时，发现了塔河县在林果业发展上的落后做法，整个塔河县只落实了两万亩林地，这是地区不可容忍的事。地区领导在地头大发雷霆，要求塔河县拿出三万亩土地用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林果业。
黄成华副书记在地区农业生产汇报会上了解到了塔河县班子思路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出入。作为联系塔河县发展的地区领导，黄成华副书记立刻到塔河县和吴为民书记进行了交流，对吴书记的工作态度明确提出了批评。虽然吴为民心里不怎么服气，但他也知道黄成华书记说话的分量，黄副书记不是代表个人和他交流看法，而是代表地委来督战。吴为民是不想听也得忍着，不想干也得做着，容不得个人想法。黄成华又与班子座谈，统一了思想。塔河县以四大班子承包的方式，紧急下派干部包乡包村进驻田间地头，开始大面积种植红枣。
多浪村的产业结构调整迅速开展起来。
多浪村安排了一千五百亩土地种植红枣，每亩一百株，每株三块钱。塔河县援疆联络组安排了四十五万元援助资金，用来购苗。
高明带着林业局的干部去山西运城购苗。一个星期以后，十五万株优质灰枣苗运抵多浪村，多浪村一派繁忙的春播景象。
周天带着高明、金立、居来提到多浪村指挥春播工作。迪力夏提乡长也一直在多浪村指挥春耕生产。纳赛尔书记带头完成了春播任务，全村用了二十多天，在4月底结束了一年的春播。
看着白花花的地膜棉，看着齐刷刷的红枣田，周天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援疆工作第一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扎扎实实迈出了新步伐，这是这个城市长大的男人无法想象的任务。而眼前的土地上呈现出他们的梦想，播种着希望。
迪力夏提乡长陪着周天在条田检查红枣生长情况。种下五天的红枣生长良好，几乎百分之百发出了假芽，这是即将成活的信号。只要假芽抽芽率高，那么随着换芽、浇水，就可保证树苗的成活。走到村北却有近两百亩的树苗全部抽干枯死，这让周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问了土地户主才知道，这是村主任伊利哈姆和其他十户农民的土地。迪力夏提乡长让乡农业技术员挖出树苗。技术员告诉乡长，这十户农民的树苗都是被人为地从根部用坎土曼挖断的。
迪力夏提怒不可遏，他安排人去找村长伊利哈姆。伊利哈姆正陪着父亲库尔班在葡萄架下吃肉喝酒。
库尔班有个习惯，每年春播结束时，就回到村里，向儿子了解春播的情况，看着播种着希望的土地，和儿子分享丰收的希望。和儿子聊天过程中，库尔班知道了村里发生的事，他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赞叹不已。走南闯北的库尔班大叔看到了多浪村的希望，看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带给农村的巨大变化。他为自己的儿子骄傲，为多浪村的未来高兴。
听说迪力夏提乡长和周天书记在伊利哈姆的地头检查工作。库尔班催儿子带路和他一起到家里的承包地里。路上库尔班对伊利哈姆说道：“现在的干部都是老百姓的领路人，伊利哈姆，你这个村主任要学着点，不要一天到晚不是喝穆塞莱斯，就是跳麦西来普。”
忧心忡忡的伊利哈姆哼哼哈哈地敷衍着父亲，来到了地头。迪力夏提乡长正在呵斥着地里的几位农民。农民低着头，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看到伊利哈姆到来，迪力夏提谦虚地给库尔班行了抚胸礼，然后脸色一变，就训斥起伊利哈姆。居来提原原本本地给周天他们翻译。库尔班听明白了迪力夏提发脾气的原因，从一旁的柳树上折断一条粗粗的柳枝，开始抽打伊利哈姆。伊利哈姆也不躲避，任库尔班手里的柳枝噼噼啪啪落在身上。
库尔班边打边骂：“你这个戈壁捡来的野人，只有山里的狼吃光了绵羊还要咬主人，上海干部为多浪村种红枣，是在帮助我们多挣钱，让土地给我们更多的幸福生活。你做梦都做不到的福气水一样来了，可是你却干了什么？砍断了树根，就砍断了多浪村的希望！你这个村主任，不是多浪村的村主任！不是我库尔班的儿子！”
周天看不下去了，对居来提说道：“你去劝一劝，别把人打坏了，伊利哈姆又不是稻草人。”
居来提道：“老人打孩子，我们不能劝的。”
周天就走上前，准备站在伊利哈姆的前面。可是愤怒的库尔班没有发现周天，一柳条抽在周天的头上。周天叫了一声，痛苦地捂着脸，蹲了下去。
库尔班看打错了人，扔了柳条，转身离去。库尔班不能容忍儿子伊利哈姆不诚实的做法，不能容忍儿子伊利哈姆让自己丢了脸。回到家里，开车返回白水市。
库尔班走了，伊利哈姆捂着布满血印的脸喔喔哭起来。那哭声就像刀郎木卡姆里赛乃木的哭声，沙哑而苍凉。
这块土地上淳朴善良野性的村民感动着周天。
周天回到县上，和联络组的兄弟商量，又拨出六万块钱，为多浪村砍树苗的农民买树苗。高明和地区林业局联系，第二天把两万株树苗运到了多浪村。
多浪村一千五百亩的红枣栽种任务终于完成。
投资三万元的二百五十亩葡萄园也栽种完毕，多浪村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林果业种植计划如期完成。
米拉去县委找高明。
高明领养小古丽的事已经家喻户晓，地区报社和新疆日报社的记者几次来到塔河县，要采访报道高明的事迹。高明总是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是我家里的事，不需要宣传。拒绝得多了，让记者非常不高兴，也就没有人再来吃闭门羹，对高明产生了许多怨言。
高明没有来新疆以前，只知道团结同志这回事。援疆以后，知道了在新疆还有民族团结一说。对于帮助小古丽的事，高明认为这就是一种对弱者的帮助，一种凝结在心里的同情和爱怜，他没有想那么多，觉得人和人之间有时就是需要一点点的理解和帮助。和小古丽的交往，满足了他的无私感，有时候他觉得无私这个词是那么抽象，而帮助小古丽就是一种真正的无私。这让高明有一种道德的高尚感。在这个过程中，高明和米拉有了更多的接触，他逐渐开始喜欢这些淳朴热烈的人们，喜欢他们那种爱恨分明、快意人生的达观精神，他们不存伪装、不尚空谈、真实可爱的生活态度。
小古丽的奶奶又病了，常年的劳作和营养不良，使小古丽的奶奶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奶奶要长期服药。由于家境贫寒，奶奶只是靠简单的药物维持，高明请来专家做了会诊，由于年龄太大，做手术风险太大，已经失去了做手术的身体条件，没有医院愿意为奶奶做手术，只能靠药物治疗。
高明就经常把奶奶送到县医院治疗，一方面是进行有限的治疗，另一方面也让奶奶脱离一下农村的环境，不再下地，进行一段疗养。奶奶明天要出院，又产生了三千元的医疗费。像往常一样，由小古丽照顾奶奶，米拉联系住院、出院的事；其余时间，米拉在村里照顾小古丽的学习。由于高明三天两头去多浪村，出入小古丽的家，多浪村人都把高明当成自己村的人。大家喜欢这个上海干部，喜欢他身上流露的对小古丽的爱。平时小古丽叫米拉校长阿帕，而现在小古丽又有了一个上海的阿达。大家都说，高明和米拉就是小古丽的阿达和阿帕，就经常开他们的玩笑，玩笑里带了许多爱恋和温情。自小生活在多浪村的米拉是多浪村人的骄傲，米拉被村里的人叫作刀郎克孜。
有一次周天问米拉：“为什么大家叫你刀郎克孜？”
爽朗的米拉咯咯笑个不停。米拉说道：“刀郎克孜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敢爱敢恨的维吾尔族女孩。我们刀郎姑娘不盖面纱，可以喝穆塞莱斯，可以男女老少一起跳刀郎麦西来普。虽然社会进步了，但我们刀郎人自古就没有落后过。我爸爸虽然在地区做领导，但我们全家都是多浪村人，我的样子就是多浪村人喜欢的敢爱敢恨的刀郎姑娘的模样，我又长得漂亮，所以，多浪村人叫我刀郎克孜，那是对我最好的奖赏。”
周天从上海回来以后，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妈的去世，让周天一夜之间明白了许多道理。他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依依不舍的感情，他觉得活着应该是一件非常认真的事情。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人，让生活里的每一天都没有遗憾。周天对援疆干部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牵挂，对援疆工作多了一种紧迫感。
周天每天陪着大学的规划组下乡，每天去农村学校督察“两基”工作，俨然以一个县委副书记的身份投入到工作中。东方科技大学的课题组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在县建设局提供的资料基础上，深入乡村，掌握第一手资料，重新做出了塔河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周天和姬世雄一起，请专家评审，规划分别通过了地区和自治区的专家论证，县委、县政府也批准了此规划。
多浪村的规划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投资九百万元左右，实施七方面的建设。一是连续三年总投资一百五十万元，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以林果业发展为突破口，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发展现代农业。二是投资一百五十万元，以抗震安居为重点进行整村搬迁，集中连片改造村居民点，建设农村新居。三是投资五十万元，以整理刀郎木卡姆民间艺术为活动载体，推广挖掘刀郎文化。四是投资八十万元，以新建村小学为基础，实现“两基”工作的全面达标。五是投资四十万元，集中种植五百亩葡萄园，发展葡萄产业，统一穆塞莱斯产业标准，发展穆塞莱斯酿造技术，争取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塔河县建一个穆塞莱斯厂。六是投资三百万元，进行十公里乡村公路改造。七是投资一百八十万元，进行农村基层组织阵地建设，建设好村党支部办公室、村医务室、村文化室、村警务室。
周天把经济发展规划先行的理念带到了塔河县。塔河县的援疆工作思路规划科学、措施有效、层层推进，让县四套班子啧啧称赞。过去很多同志认为援疆就是给资金、投项目的观念被周天的做法给打破。周天给塔河县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援疆工作教育课，启发了塔河县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的发展思路，大家非常佩服周天这批援疆干部的工作水平。
地区召开了援疆工作项目推进会议，地委张书记发出了向塔河县援疆联络组学习的号召，把多浪村作为援疆工作示范的一个观摩点，周天代表塔河县做了专题发言。会议充分肯定了塔河县的援疆工作新思路、新措施、新途径，把塔河县援疆工作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地区推广。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参观了塔河县多浪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对塔河县的援疆工作给予肯定，一时间周天成了援疆干部中的新闻人物。
巴亚宛乡到多浪村的农村公路建设正式开工。道路两旁的居民拆迁进展得不顺利，一些农民为了多要赔款，找各种理由不配合拆迁工作安排，周天和姬世雄就隔三差五地到现场办公，周天也学会了姬世雄在一线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那天周天带着居来提和高明前往一户钉子户做工作，周天说了许多道理，那位农民就是不理周天。居来提就一句句翻译。居来提在翻译时不知又说了什么，那个农民就拿了长杆扫帚追打居来提。由于语言不通，周天束手无策。居来提被追着打，脸上划出了几道血印。这时候，两辆警车停下来。公安局局长武文韬冲出来，站在居来提和农民中间。那个农民正在围绕着圈子追居来提，没想到突然冒出个警察，一时被吓着了，腿一软，摔倒在地，扬起许多尘土。
远处，农民的父亲在喊：“警察，一点点空气给，一点点空气给。”
那场面非常滑稽，大家就笑起来。武文韬把农民呵斥了几句。居来提就又在旁边一句句翻译，农民的父亲和周天他们都笑起来。
纳赛尔书记过来，训斥了农民父亲几句。
农民父亲说道：“上海的书记，修公路是我们喜欢的事情，我的巴郎坏得很，眼睛里只有普勒，我好好地教育，二天（第二天）我们拆房子。”
武文韬告诉周天，刚在巴亚宛乡破了一起杀人案，顺道陪同地区援疆的公安局副局长余波去多浪村了解村警务室的建设情况，刚好遇到农民打居来提的事情，就解救了居来提。周天对村民豪爽、野气的举动已经见怪不怪了。农村的思想工作有时就是面对面的碰撞，但是只要道理说清楚，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和城市里做信访工作是两个概念。
回去的路上，周天好奇地问居来提：“我在心平气和地说服农民，吾局长你怎么就被农民打了？”
居来提答道：“周天书记，你的话说给我听可以，说给农民没有人听。我说，你是野人，是狼一样没有良心的人，上海干部白给钱修公路，县上给你补贴了，你还贪心要钱，你是一个不要脸的刀郎人。那个农民就打我了。给他们说话要用农民的话，你的话是上海人听的话。对猎犬要用鞭子说话，对鸽子要用苞谷说话。”
周天笑道：“我看你去信访办比较合适。”
居来提夸张地说道：“哎，上海的周天书记，那个地方头疼得很，一天吵架到晚上。我心疼得很，和你工作我开心得很。”
周天道：“开心好，开心好，但农村的工作，我头疼得很。”
周天学着居来提的腔调。车里充满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