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瓜脸的贾政，一天到晚，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这种永远不能卸妆的戏子滋味，实在够他受的。

三十年代，如郁达夫，如张资平，如叶灵凤，如穆时英等新派小说家，他们大都在日本留过学，受日本人爱用外来语的影响，挺爱在作品里使用一些陌生的、与常用汉语大相径庭的外来词汇。“生的门答”，翻译过来的意思为：“感伤的”“惆怅的”“多愁善感的”。当然，“生的门答”，似乎又不尽是感伤之义，还含有一点浅浅的忧郁、淡淡的哀愁、无可奈何的失落。

贾政的“生的门答”，准确地说，是他老人家找不到任何感觉的迷惘。

应该说，活得挺沉重、挺负担、挺孤独的贾政，一直扮演着不是他自己的那个令人敬畏，不是使人亲近的代理家长的角色。自始至终，都是处于“生的门答”这样的情绪当中。

感觉很重要，我们都是凭感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感觉好的人，活得比较开心，感觉不好，或不太好的人，就不会开心，或者很不开心。《红楼梦》里的贾政，感觉多么好过，未必，多么坏过，也未必。如同曹雪芹在书里给他安排的，既不是主角，但也不是配角的半吊子位置一样，上不去，下不来，高不成，低不就，所以，这位老夫子一直找不到感觉。

找不到感觉，通常的诉求之道，就是奋斗，奋斗到有了感觉时为止。但也有自暴自弃者，去他妈的，老子就这样了，那也未必不是一种活法。贾政，处于两难境地，想重振雄风，苦于没有那份力气，想破罐破摔，又缺乏那份勇气。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也常常碰上这样的尴尬。在文坛上，也不乏诸如此类的人，无庸讳言，鄙人即其中一员。看起来，还在挣扎，还在熬煎，其实，不过是困兽犹斗。要是索性承认江郎才尽，跟文坛拜拜再见，又不那么甘心。懂得这滋味，也就了解贾政一二。他挺烦，这是肯定的。

不认输的，还是很多，铆足了劲想造出一些动静者，大有人在。但文学终究是属于年轻人的，你再英雄盖世，无奈“廉颇老矣”，怎么也是过去时了。应者寥寥，和者寡寡，当面捧场，背后撇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世上有常青之树，无常红之人，尽管抱大决心，可是无大本钱，尽管有屠龙志，可是无缚鸡力。还在折腾的这些大牌作家、桂冠诗人，什么时候能找到感觉，能大彻大悟呢？

贾政先生同样，一是找不到感觉，活得很累；二是悟不开禅机，则活得更累。

在金陵那条街上的荣宁两府里，贾政应名是家长，他的这份职衔，并不名正言顺。因为家族最高统治者为史老太君，年事已高，不能亲政，委托他代为履行职务。要是按封建社会中继承的尊卑秩序，长房为宁国府，那位住在道观里炼丹的贾敬，才是户口本上的一家之长。可此公一心想得道成仙，指望着白日飞升，已经不食人间烟火，哪能接受组织上的这份安排。按兄终弟及的古训，接下来，该是荣国府的贾赦接棒，虽然他好讨小老婆，名声不雅，即使讨一百个妾，也是贾政的哥哥。然而老太太不喜欢他，硬是不让他当家长，也只好没脾气。

人上了年纪，倘不老年痴呆，就要成精，那很可怕。甚至那张脸，也变得狰狞，所以，要搞起政治来，一个赛一个厉害。老太太为了将贾政推到前台，一、她把宁国府那边的贾珍提拔起来为分家长；二、把赦老爷的儿媳王熙凤定为内阁总理大臣；三、说得清楚，政老爷不过是替她主持家政，做她的代理罢了。这样，老太太一言九鼎，大家无屁好放，于是这位“代”家长，便坐在议事厅里，一天到晚，拉长那张苦瓜脸，不苟言笑，装腔作势。

“代”，是一种状态。有其名，无其分。不“代”的人无所谓，“代”的人挺当回事。假设一位“代部长”，可以说你是部长，也可以说你不是部长。因为你做着部长的事，自然可以认为你是部长，但你的这个“代”字，标明你还不是部长。所以，英语中的“代”，为“acting”，就是“正在做着”的意思，而正在做着部长的事的那个人，和正式有部长头衔的那个人，终究有一点点不同。对局外人来说，也许体会不出什么差别，但脑袋上顶着一个“代”字的官员，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因之，政老爷对这个“代”字，总有一股邪火，但作为贾宝玉的父亲，却是货真价实，前面没有“代”字的。因此，“老鼠扛枪窝里狠”，敢对他的儿子发作。除此以外，说起来，他挺窝囊，挺脓包，但算不上是悲剧性人物，因为悲剧从来是庄严的否定。贾政有一些假道学，说得难听一点，还有点伪君子，与庄严无关。不过，他确实活得不那么快活，官做不顺，家管不好，心情不佳，脾气恶劣，既不妥为人子，亦不善为人父。作为丈夫，事事得听老婆的，养个小妾，又没有什么姿色。诗倒是写的，有一篇《归省赋》，是他女儿元妃省亲时呈献的。可能太过于肉麻吹捧，加之文采不足，所以只存其目，不录其文，大家也不知道他究竟写了个啥东西。也许曹雪芹以写自己父亲之心来写贾政，为长者讳，把这篇大作给免了，不让他老人家出洋相。

在中国文坛上，像贾政这样说得多、写得少，甚至述而不作的作家、批评家，我们都曾领教过的。唯其少写，或不写，也就不会出错，或根本不会错。唯其不错，也就理直气壮地拥有指点众生、批评别人的天赋神权。新时期文学二十多年来，颇有几位自认为文学教父的作家、批评家，以我画线，结党营私，互相吹捧，屁话连篇，一时间，那些进京闯码头的文学新秀，必须向其朝拜，才有立足之地的黑社会老大的感觉，简直好极了。

贾政倒不至于像这班人下流无耻，至少他承认自己“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于这怡情悦性文章上更生疏了，不免迂腐古板”。这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确实不具备大观园里年轻人的才情，贾政写不了什么东西，但他却扮演着文学教父的角色，既要制定荣宁两府的文艺政策，又要管住大观园的年轻人循规蹈矩，不得不整天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因此，很是“生的门答”。

“生的门答”为英语“sentimental”或“sentimentality”的音译。

三十年代，一时风气之所至，如不说“香烟”，而说“淡巴菰”；不说“灵感”，而说“烟斯披里纯”；不说“意识”，而说“意罗狄”；不说“政变”，而说“苦迭打”。如时下新潮评论家的文章中，喜欢用那些估屈聱牙的新名词一样，存心让你不明白，是一种被视为时髦，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行文习惯。

细看贾政一生行状，其实他同别人一样地“衣租食税”，过着寄生生活，毫无建树，当家不管家，主事不做事，连探春兴利除弊的能力也没有，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干不好。除了认为自己有板起面孔训斥别人的权利，负责政治教导这项专业以外，此公在荣国府，真是聋子耳朵，摆设而已。因此，贾政在《红楼梦》里，算是个重要人物，但无重要性。这和文坛上大作家却拿不出大作品，名作家不知他写过什么东西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也怪，正是这些人，偏偏最难侍候。别的人（包括老太太到王夫人到宝玉到众姐妹到众丫鬟）都为此十分地敬畏他。从上到下，是把贾政当作真的“圣人”看的。要不然，“代理家长”这个头衔，不会落到他身上。

本来，在荣国府，袭了祖宗的官的是他哥，又兼长房长子，理应这位贾赦为一把手才对。可出头露面是贾政，当家主事也是贾政（虽然实权在王夫人和凤姐手里），这多少有点怪，也许贾府成才的男人实在太少，这个贾赦胡子一把，还要打老太太身边丫鬟的主意，可见是多么的不能倚重。至少，贾政能做出一番道德文章的正经样子，所以，他就代理这个家长职务了。不过，他代理得也并不怎么样，赫赫扬扬的贾府，最终还是在他手中一败涂地。子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他，老婆管不了，儿子管不了，成天躲在书房里下棋，家都管不好的人，给他一个单位，给他一个部门，又能有多大作为？

但这种人从不承认自己不行，总是错误估计自己，认为既然把我摆在那个位置上，我也就必然成了内行、专家。于是半点也不害臊地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还要别人敬礼如仪，洗耳恭听。再加上一帮抬轿子吹喇叭的，马屁拍得山响，更不清楚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恐怕是空心大佬的最大特色。这班空心大佬，永远觉得自己充实得不行。

在荣宁二府中，最高领袖是史太君，他连顾问一下，也不可能。财权完全掌握在王熙凤的手里，他根本插不进手。袭了祖宗官职的，是他哥哥贾赦，他没份。自己房里的事，权柄属于王夫人，他是个傀儡。丫鬟袭人的名字，他听来刁钻，皱眉头表示不满，可王夫人也并不顺他的意旨改掉，说了等于白说。按说，他是贾府男性公民中唯一的“自幼酷爱读书”“原要他从科甲出身”的人，而且“最喜的是读书人”。虽然大观园题匾额时，他连一副对子也诌不出来，但并不否认自己是此道中人，有着光荣的过去，就在说这番话时，还在撰写他的《省亲赋》的。因此可以设想，他找不着感觉，自信还是有的，认为自己是荣宁两府里的文化权威。那位大概在政府意识形态部门负点责的北静王来了，得由他出面接待，可以想象他那种自负的神气。一旦他的自信和自负发生危机，也就是别人不当回事时，政老爷就要“生的门答”了。

他不但拿不出令人叫好的诗，很遗憾，其他方面，戏曲啦、说书啦、古琴古筝打十番的艺术欣赏啦，数老太太最有发言权。他只能在诗词歌赋上发表些相当正统、相当陈腐的见解，年轻人根本不听他的。亚文化方面，例如饮食，他怎么也吃不出老太太的水平。行个酒令什么的，那是职业选手鸳鸯的拿手好戏。至于猜谜、射覆、博弈、骑猎等等，也不是那几个纨绔子弟，如贾珍、贾琏的对手。

所以，他相当地“生的门答”，没办法，唯有在书房里和詹光、程日兴这班幕宾下围棋了。偶尔，抽冷子抓个机会，吼贾宝玉一顿，宣泄心头这股无名毒火罢了。日久天长，成了条件反射，一见他的这个儿子，就忍不住要发作。

贾政未尝不想自在，视察稻香村，遂生归农之意，也许只是一种士大夫式的清闲，但也反映他一些心态，他也未必很想扮演一天到晚把脸皮绷紧、做木乃伊状的这个角色。但在这样的大家庭里，不能没有一个应对场面的人物，一座寺庙还得有一位知客僧呢，一家合资公司也得设一位公关经理呢，老太太不能事必躬亲，可环顾左右，能不摇头叹息吗？那个贾敬，“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那个贾珍，是敢“把那宁国府竟翻过来”的主儿；那个贾赦，除了打鸳鸯的主意，抢石呆子的扇子，就是养小老婆的老不正经；至于贾琏、贾蓉，也都是些“膏粱轻薄之流”。人头屈指可数，拨拉来拨拉去，贾政就被推到这个位置上来了。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他不行不配不称职不上台盘，可别人比他更不像样子，就只好把黄袍加在他的身上了。

老太太不选他，还能选谁呢？史太君的哲学是“乐得都不管，说说笑笑，养身子罢了”。这位实际上的家族领袖，倒很放手。所以一般的应酬，出头露面的事情，就由贾政来当这个代理家长了。无论如何，他能讲得几句四书五经，写过几句诗词歌赋，也许未必称职，但比贾府其他几块料，还算拿得出手。这位置也不能空缺着，就拿他来充数了。

所以，秦可卿死封龙禁尉大出殡，北静王世荣设路祭，怎么也该死者的公公贾珍、死者的先生贾蓉出面，于理说得通些，绝不会因为这两人伤心过度，而疏于礼数吧？偏偏是贾政出来应付，贾赦等除唯唯诺诺外，也插不上嘴，这就证明他确实在过“代”家长的瘾了。

北静王很关心文学，据红学家考证出来，他的名字叫水溶，有可能是乾隆的七皇子永瑢，那就更是清时文坛的龙头老大了，还让宝玉到他的文学沙龙去坐坐，可见他挺看重贾宝玉。尽管他说，“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其实，话里话外，并不把贾政的文学成就看在眼里，他虽属资质平平，可并不傻，不是听不出来，在这个位置上，又无法不应酬。

再有，他女儿元妃省亲，这固然是大家庭得沐天恩的光荣，做父亲的他自是更有天大的面子。但作为“代”家长来接驾，又不得不一口一声地称臣，行安问参。按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长门长子是那位想成仙的贾敬，即使这省亲大典是荣国府的事，论理也该贾赦出头，他是长房，他该跪下叩问圣安。可是贾政越过了他，越过又如何呢，也并非真正的家长，仍有“代”字在前面挂着，因而，很“生的门答”。

为此，他要规行矩步，要匡正世道人心，要维护封建统治，要管束像贾宝玉这样的年轻人可能萌生异端思想。挺忙，挺正经（至少在装正经），处处得他出面，事事得他说话。虽然，他晓得他不受欢迎，尤其不受年轻一代欢迎，甚至被视作一个多余的碍事的人。有一次元宵灯谜晚会，他也想凑热闹，乐一乐，弄得年轻人好嫌他，一个个对这位权威，“钳口禁语”。最后老家长把他撵了，他甚至很痛苦。“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故也备了采礼酒席，特来入会。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予儿子半点？”

可见他的“生的门答”的心绪了。

当然贾政未必不羡慕别的老爷、少爷们那样花天酒地、妻妾成群，何况在那个社会的那个阶层里，“一味高乐不了”，并不稀奇。贾政是人，岂能例外？看他为“丁香结子芙蓉绦，不系明珠系宝刀”的林四娘，搞诗歌大联唱的积极性，组织了对这位巾帼英雄的追思礼拜，那难得流露的一往情深的样子，多少可以窥见其内心奥秘。证明他并非清教徒，如此膜拜一位英武的女性，难免有些弗洛伊德主义的。

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受笞挞”，对他儿子实施管教，应名是“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但贾政对儿子作为一个男人的风月事，并不过于计较，只是恨贾宝玉，“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何祸及与我？”这才下死手揍的。要害在于“祸及”他，他才大动干戈。最后他在众人拦劝时说：“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考虑的仍是他个人安危，而且还上纲上线，拉上皇帝老子。看来，他并不反对风流，只是反对儿子风流错了对象。

贾政非但不敢学他侄儿贾琏，在小花枝胡同置了座外宅，偷娶尤二姐，也不敢学他胞兄贾赦，非要讨老太太的贴身丫鬟，没能如愿，再去买个小妾嫣红。最不幸的就是这个贾政了，难怪他“生的门答”。那么，唯一能够断定贾政必须装个正人君子，怕是由于畏惧王夫人的“阃闱”了。

这倒有点冤枉王夫人了。

第七十五回的中秋晚会上，贾政讲过一个笑话，而且是个怕老婆的笑话。假如王夫人果真是河东狮吼的太太，贾政绝无胆量以身试法的。另一点还可佐证王夫人对于这类事情不太介意，那就是她放纵袭人的政策。她比较早地选拔了这个丫鬟给自己儿子做候补小老婆。侍妾身份未明，当母亲的把话说到如此赤裸裸的程度，令人吃惊。她说：“我索性就把他交给你了。好歹留点心儿，别叫人糟蹋了身子才好。”听这话，简直有点教唆犯的味道。对儿子尚且撒手，哪有对丈夫不宽容之理？

在曹雪芹笔下唯一提到贾政私生活的地方，是第七十三回开头两行文字，极含蓄，但颇传神。“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问时，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滑了屈戌，掉下来，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自己带领丫头上好，方进来打发贾政安歇。不在话下。”所以，王夫人生了个衔玉的儿子后，便不再生育；而赵姨娘却接连生了一个女儿探春，一个儿子贾环。从这段隐约的文字里，便可见贾政全部可怜的浪漫。

说了归齐，贾政并非没有领略一番旖旎风光的欲望，除了假道学之外，根子就在他实实在在的无能了。所有无能而又不肯承认无能的人，都常用假道学来掩饰自己的无能，道貌岸然倒不失为一种伪装的法子。

这个一本正经的贾政，其实材质庸劣，本想凭个人努力，正经从科甲考个出身，好像未能如愿。谁知是考砸了呢，还是压根就没敢去考，结果靠老子死后奏上一本，蒙皇上的恩典，才在工部“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清代六部，是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工部主管建筑、水利等业务。下设司一级职能部门，分管各项业务，司的主管叫郎中，副手叫员外郎。他从一个相当处级干部的主事，升到副局级的员外郎，而且不久又升为郎中，接着放了一任学差，可谓圣眷日隆，但书中只字未提他官做得如何。由于“皇上怜念先臣”，这位酷爱读书、学问不大、科举不得、功名无望的高干子弟，才得以一步步擢升起来。

终其生，放过一任学差，做过一任粮道，仅此而已。说起来，很惭愧，贾存周的官微职轻，与贾府那赫赫扬扬的门阀地位比，尤其跟他那位担任京城城防司令的内兄王子腾比，是小而焉之的角色，极不相称，也使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感觉。

虽然贾政最后捞到一个实缺，到江西任粮道，主管漕粮这个肥差。完全是上赖祖荫，下靠他女儿是皇妃娘娘的裙带关系。皇上赏他这个官的理由，曹雪芹写得颇有点春秋笔法，并不因为他的才干卓越，政绩超群，而是念他“勤俭谨慎”罢了。这四个字的鉴定，算是勉励之语，但对一个貌似才德全尽的圣人来讲，多少有点贬意了。

凡无能的官僚，一般都是轻信小人，很容易被巧言令色的奸佞之徒包围，哄得头头转，还自以为得计。冲他对兴隆街二爷，也就是贾雨村那份赏识、引荐、敬赖，就证明了他既无识人正邪的眼光，也无区别良莠的能力，基本属于分不出好赖人的糊涂脓包。贾政上任后，重用一个品质很坏的李十儿，俗话说：“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实属正常。最后受其蒙蔽，弄了个被参失职的结果，从此就退居，无所事事了。

在粮道任上，起先，还意识到不能当贪官，后来，干脆采取鸵鸟政策，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其实就是默许，任他们胡作非为。这样一来，“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于是别人“用言规谏，无奈贾政不信”了。贾政的糊涂无能，加上李十儿的狡滑贼毒，这就珠联璧合了。

有贾政，必有李十儿，无能之人才能把官当下去，否则连鸣锣喝道站班上堂的人都不齐。但有了李十儿这班势利小人，也必有贾政这类空心大佬，才得以施展其伎俩。因此，在生活中，这种最佳拍档，互相勾结，共同作恶，就像动物界的寄生现象，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也很难讲谁更坏一些，成语中的“狼狈为奸”“一丘之貉”“狐犬当道”“沆瀣一气”，就是为这对最佳拍档准备的。

“贾政向来作京官，只晓得郎中事务都是一景儿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学差，也无关于吏治上。”当闲差时，此公尚可差强人意，等到了江西，便一筹莫展了。在封建社会里，那些抚督台镇，大小官员，都是皇帝的奴才，只要能喊主上万岁万万岁，能把圈画圆了，便可当官无误。一旦需要他们作出判断时，若无皇上的旨意和顶头上司的指示，以及太太、娘子、内亲、近幸的从旁点拨，通常就是摇头，这是官僚阶层最典型的反应。按照官场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摇头，尤其对新生事物，对青年人，对有可能触动既定的社会秩序者，通常是不大会错的。即使裁了的话，皇帝老子至少宽恕你的持重稳健吧。可点头点不好，捅出娄子，就有掉乌纱帽的危险。

贾政一开始也是摇头，可他摇错了，居然要当清官，也太缺乏自知之明了。其实，按他的水平，连糊涂官也未必当得好，明摆着讨没趣嘛！那李十儿之辈是能在清水衙门喝西北风的人吗？于是要他的好看，把他撂起来晾着。他也真是可怜，没有一点本事能制止住员司的怠工，束手无策，走投无路，只好既不摇头也不点头，像鸦片战争时期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的“不战不和不降”的无赖政策一样，把头扎进沙里装孙子，由李十儿摆布了。因此，听贾政说出那样孬种的话：“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就觉得他千里迢迢，来当这个官，也真是够窝囊、够难为的了。

谁让他如此低能呢？竟被一名管门的玩弄于股掌之上，也是活该。而且利益未沾到，反贴了老本，能不教政老前辈“生的门答”吗？即使这么一个官，也当不好，差点捅了娄子。

他被参回京，谢罪出来时“满头的汗”，说话吐舌头，连称：“吓死人，吓死人！”活活画出狼狈窝囊的德行。但也不必可怜他，贾政在培养告密者、亲信谗言方面，并不逊色。无能之辈，一旦掌握权柄，多半借此来进行统治。贾政甚至在家庭中，也惯用这类伎俩。第三十三回的一段描写，是很活灵活现的。“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袍襟，贴膝跪下，道：‘老爷不用生气。此事除太太屋里的人，别人一点也不知道。我听见我母亲说——’说到这里，便回头一看。贾政知其意，将眼色一丢，小厮们明白，都往两边后面退去。”无能者和白痴的区别就在这里，一般来说，无能又不承认无能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搞些令人齿冷的名堂，还是有办法的。

当官不成，治家同样不行。他哪有王熙凤机关算尽的聪明，应变的能力和狠毒的手段。所以，贾政应名是主持家务，但他一脑袋糊涂糨子，根本也管不了这个家，唯有在外书房说嘴的份，权力中心早转移了。他也乐得不管，这种假托清高，其实无能的人并不乏见。若是一旦出了问题，例如第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骢马史弹劾平安州”，像贾政这样始则魂飞魄散，乱了阵脚，继则推卸责任，洗脱自己，和所有这类无能之辈，在大难临头时保护自己的本能反应一样，是毫不意外的。

此时贾政魂魄方定，犹是发怔。

贾政在外，心惊肉跳，拈须搓手的等候旨意。

贾政听着，虽不理他，但是心里刀搅一样，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们一败涂地如此！”

接着，他便要把自己择出来。

贾政没有听完，复又顿足道：“都是我们大老爷忒胡涂，东府也忒不成事体！”

贾政不看则已，看了急得跺脚道：“这还了得，我打量琏儿管事，在家自有把持，岂知好几年头里，已经寅年用了卯年的。”

此刻，他更像毫无干系的局外人了，他似乎有权责备别人了。“我瞧这些子侄没一个长进！”他仅承认过一次错误：“只恨我自己为什么糊涂若此！”但马上又怪罪开去：“倘或我珠儿在世，尚有膀臂；宝玉虽大，更是无用之物。”老前辈“想到这里，不觉泪满衣襟”。这种“生的门答”的心态，别人看来，自然有些可笑的成分了。

贾政对宝玉的诗，评语是“到底词句不雅”。对贾环的诗也不中意，批评为“难以教训”。这“难以教训”四字，足以代表一些称不上大家手笔，多少有些没落的文学前辈，对朝气充沛的后来者的嫉恨之情。其实，文学史上许多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都是十分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地提携青年一代。只有像贾政这样一辈子只写了一篇《归省赋》的诗人，无才无能，自负变为褊狭，才会认为谁要不按他规定下的路走，便是不可救药。好像上帝赋予了他教诲和训斥别人的使命，人人都得对他恭而敬之，不得抗违。

他永远声严色厉：“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凡是这类原教旨主义者，只有维护正统观念这一点点本钱。可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文学也会变，大观园里的年轻人，如醉如痴地迷上了《西厢记》《牡丹亭》这一类在当时是毫无疑义的新潮作品，并努力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根本不再以他马首是瞻，对他的“东风射马耳”式的谆谆教诲，实际上置若罔闻。

这使得政老前辈不得不吼了，然则吼有何益？他骂贾宝玉“无知的畜生”“孽障”“无知的蠢物”“你这畜生”，并且“气的喝命：‘叉出去！’才出去，又喝命回来，命：‘再题一联，若不通，一并打嘴巴！’宝玉吓得战兢兢的半日。”这是“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的现场描写。今天的青年作者可要幸运得多，不至于随便有被掴嘴的危险。这说明时代是在进步，这位“代”家长的恫吓，到底有多少人买账，连他自己也知道根本无人在乎了。

吼归吼，但结果大观园里的匾额，仍旧采用了宝玉拟就的题名对联，贾政只好自愧弗如。最可笑的，省亲当夜，元妃亲自主持了一次诗歌大奖赛，既未让贾政来首应景诗唱和，也不给他一个评委当当。对他的《归省赋》不置一词，元妃也真够叫她老爹栽面的了。不过，好在贾政能领会上头精神，既然元妃夸好，他也对年轻人的诗“称颂不已”了。

让他最苦恼的，还是那次元宵灯谜晚会。诗谜就是诗谜，本是游戏之作。年轻人嘛，什么都想尝试尝试，其中不免有些虚无出世、伤情悲观的词句，政老前辈也看得太重了，他认为文章乃千秋之大业，这怎么可以呢？忧心忡忡，“小小年纪，作此等言语，更觉不祥。看来皆非福寿之辈！”他也未免想得太多太远太沉重了。而且令他失望的，非但得不到呼应，还要撵他走。看来，拥有读者和观众的还是这些年轻人。他“想到此处，甚觉烦闷，大有悲戚之状，只是垂头沉思”。

年轻人的作品他不喜欢，他自己又写不出来，这就是贾政的最大的“生的门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