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工业生产和绿色农业生产合称为绿色生产，也叫清洁生产。
世界工业发展史表明，无论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都是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工业经济发展的。可以为此佐证的是，美丽的泰晤士河，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黑水”、“死水”。正因有这些令人心悸的前车之鉴，才会有《京都议定书》的签定。但遗憾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在沿袭这些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 2。
那么，我国的情形又怎么样呢？我国的绿色工业生产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绿色工业，初现工业共生体系
所谓绿色工业，是指实现清洁生产的、生产绿色产品的工业。具体表现为：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时，能够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自觉保护环境和实现生态平衡。其实质是减少物料消耗，同时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将工业企业相对集中于一个园区内，通过对工业园区进行综合管理，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千方百计保护所在地区环境，这种形成生态工业园区的做法，现在十分流行。尤其是一些特殊产业，建立生态工业园区的优势更加明显。
例如化工行业，这本来就是一个极长的产业链。上个环节产生的剩余物，如果没有下游拥有，就会成为“三废”；如果有下游产业衔接，“三废”就立刻摇身一变成了原料，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循环经济。
绿色工业园区的由来
绿色工业园区也叫产业生态园区、生态工业园区等，是指以生态工业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园区内生产链和生态网建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从工业生产源头上将污染物排放量降低到最少甚至实施0排放技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工业区建设的革命性变革 3。
绿色工业园区最早、最著名的雏形，是丹麦的卡隆堡工业园区。卡隆堡在首都哥本哈根以西100公里，是一个只有2万居民的工业城市。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里的火力发电厂就开始改变传统运行规律，把一部分热量送到附近的炼油厂，从而形成“热电联产”。
从此以后，该市的主要企业就开始相互之间交换“废料”——电厂向炼油厂和药厂等供应水蒸气，多余热量供应一个养鱼场，鱼塘的污泥回收作肥料；炼油厂过量的高硫瓦斯被加氢脱硫回收硫磺，成为一家硫酸厂的原料，并把清洁的瓦斯卖给电厂，节省了煤炭；电厂用石灰将本来要造成污染的烟道气中的硫脱除，产生硫酸钙直接卖给墙板厂代替石膏；电厂的飞灰等废物，被用于筑路和制造水泥 4。
如此一来，在整个卡隆堡工业园区内就自发形成了一种“工业共生体系”，既减少了资源消耗，又让废料得到重新利用，全面体现了环境和经济优势。
从此以后，产业生态园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在美国，它的发展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美国总统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还专门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专门研究如何将产业生态园区从理论模型引入到具体实践中去。1997年，美国已有15个这样的产业生态园区项目规划。与此同时，在加拿大、荷兰、奥地利等国，也有类似规划 5。
绿色工业园区在我国的发展
中国工业化必须走新型工业化即绿色工业化道路，这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出路，而生态工业园区则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在我国，1999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广西贵港开展了全国第一家生态工业园区试点；2001年5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命名为国际示范区，要求在整个“十五”期间基本建成生态型工业园区，各项环保指标都要达到或超过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城区）的指标 6。
截止2005年末，我国已经设立了17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它们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具有行业特点的生态工业园区，另一类是具有区域特点的生态工业园区。前者试点行业主要集中在制糖、造纸、化工、钢铁、冶金等行业。通过各系统之间中间产品、产品和废物的相互交换，使园内各种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废物得到有效利用、环境污染降低到较低水平、经济效益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后者主要是对现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生态化改造的工业园区，以及新规划建设的生态工业园区，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高新区等 7。
在此基础上，目前我国正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试点。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确立的8个试点省市分别是：辽宁省、江苏省、盘锦市、日照市、义马市、鹤壁市、贵阳市、武威市 8。通过引入循环经济理念，目的是要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工业共生体系。
绿色发展，企业崛起必由之路
绿色工业生产虽然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可是，绿色生产理念却正在形成。不过，这种理念的形成是被逼出来的。
这是因为，持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工业生产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第三大贸易国，堪称世界奇迹。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背后，是我国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工业化必须走绿色发展道路。
绿色工业生产是我国的必由之路
2005年6月18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第七届绿色中国论坛发表演讲说，回顾建国以来5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经过了一波三折 9。
20世纪50年代，我国采取的办法是学前苏联，走的是一条低就业、低消费、高消耗、自我封闭的重工业模式。结果怎么样呢？由于我国人均资源少、资金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再加上政治动荡，这条路很快就走不下去。与此同时，日本从百废待兴中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所以到了80年代，我国开始了第二波学欧美传统的发展模式，用资源高消耗、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追求资本生产率、利润最大化，可是却忽视了资源利用率和环境损失。结果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可同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资源损耗最严重的国家——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多倍，劳动生产率却只有它们的几十分之一。
就这样，我们不得不进入第三波发展战略——绿色工业化道路，这是痛定思痛后的唯一选择。
因为建国50多年来，我国人口已经从6亿增长到了13亿，增加了1倍；可是由于水土流失，可以居住的土地却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了300多万，减少了一半。当我国人均gdp还只有400～1000美元时，就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达3000～10000美元时才出现的严重污染。如果按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15年后，当我们的经济总量翻2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2番！
决不能等到环境污染严重了再治理
前面已经提到，世界工业发展史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牺牲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有人说，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不也趁现在多赚点钱，为将来治理环境污染创造条件，非要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来要求自己呢？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就好比有病在身，重要的是先治病养病，而不是等赚够了钱再去看病。否则等到病入膏肓时，谁也无力回天了。
之所以说不能等到环境污染严重时再去治理，有这样3条原因 10：
首先，我国的工业化起步太晚。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他们一边发动工业化，一边积极进行海外扩展，早就把世界市场和资源瓜分完毕。他们经济起飞所支出的资源环境成本，同样早就已经分摊到全世界头上。可是当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们的环境资源成本已经转移不出去了。
其次，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太差，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百分之几，根本没有实力和别人拚消耗。这就是说，发达国家能够在人均gdp达到8000～10000美元时解决环境问题，可是我们却支撑不到那一天。估计我国人均gdp在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就会挟裹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到来，而这时候原来取得的那些经济成果，很可能根本无法抵挡。
最后，环保问题并不是和经济发展对立的，完全可以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治理环境。例如在日本，日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国更差。开始时，他们也学欧美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后来支撑不下去了，通过深刻反思后，走上了一条绿色崛起道路，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解决了环境问题。
目前，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抛弃了传统工业发展模式，走上了一条绿色经济发展之路。试想，中国还有什么理由要“独辟蹊径”，不通过走这条捷径来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呢？
环境消费，协调发展已成共识
绿色工业生产倡导环境消费。这种观点认为，环境也是一种资源，谁消费的环境多，谁就应当作出更多补偿，以此促使企业节约能源、降低消耗、治理污染、减少排放，保持生产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而这一点，也正在形成共识。
消费环境应当作出补偿
既然环境也是一种资源，那么消费环境就理所应当作出补偿。
2004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工业与环境协调发展高峰论坛”上，专家们纷纷指出，在使用环境方面，再也不能有“免费的午餐”，谁消费的环境多，谁就应当作出更多补偿——让生态补偿扩大到消费领域，充分体现社会公平。
大家认为，政府很有必要让使用环境的付费，作为调节消费的杠杆，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环保产品，从而促使生产者加大治污投入、改进技术。尤其是要通过加快实施绿色gdp、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保障公众的环保参与、用生态补偿来体现社会公平、走生态科技之路等一系列新政策、新法规，来改变目前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11。
进一步促进节能降耗
节能降耗不仅仅是环境消费的要求，更是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产量、创造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因此，绿色工业生产的题中应有之义之一，就是要不断降能节耗。
石油化工行业历来是环境污染的重点行业。燕山石化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资源再利用；实施技术改造、实现耗能减量化；加强科学管理、实现全方位节约；走出了一条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循环经济之路。10年来，资源利用率和节能水平明显提升，实现了生产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据统计，“十五”期末与“九五”初期相比，燕山石化每吨原油创造的工业增加值从497元提高到了1101元，增长了122%；可是与此同时，万元产值耗能却下降了55%，万元产值耗水下降了72% 12。
煤炭开采，生态环境压力凸现
绿色工业生产在一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尤其受到关注，可是发展现状仍然不容乐观。以煤炭开采行业为例，生态环境压力仍然很大。
制度漏洞导致管理不善
虽然我国《煤炭法》规定，我国对煤炭资源实行有偿使用，煤炭资源已经纳入资产化管理轨道。可是在《矿产资源法》中，却缺乏对煤炭资源产权细化的具体规定和实施办法，从而导致地勘单位和生产企业参与探矿权、采矿权市场投标的观念淡薄，竞争意识不强，探矿权人圈占地盘、采矿权人不珍惜资源 13。
由于上述因素，煤炭资源管理工作滞后，在利益驱动下，越权审批、跑马圈地、整块煤田被随意分割肢解。在煤炭资源开采中，无证采矿、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采易弃难、越界开采、争抢资源、重复建设等问题突出。调查表明，我国矿区煤炭资源的综合开采回收率为30%左右，小煤窑为10%左右，而且对整个矿床造成破坏，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严重，从而加剧了煤炭资源紧张状况。
国家开征资源税，虽然已经考虑了煤炭企业的级差收益，设计了浮动税额，可是在实际执行中，向重点煤矿征收的资源税高于国有地方煤矿、地方煤矿高于乡镇煤矿，这与它们的资源回收率正好相反。结果，客观上助长了乱采乱挖现象，无法充分反映由于资源条件不同而导致的开采收益差别。
利益驱动疏忽环境管理
近几年来，我国煤炭价格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可以说，我国煤炭市场走出低谷、形势好转，主要是受国内外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和市场需求拉动、而不是行业自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结果。
煤炭产量大幅度上升，导致“萝卜快了不洗泥”，煤矿以超能力生产、超强度开采的方式提高产量，增加效益，降低了矿井服务年限、缩短了矿区维持正常生产能力的服务年限、加快了矿井衰老报废速度、打乱了矿井正常接续部署。
更为严重的是，采空区沉降、塌陷面积迅速增加；地面设施毁坏严重；农田破坏、耕地逐年减少、人地矛盾加剧。
更何况，我国煤炭企业以原煤开采为主，产品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对原煤的深加工不足，采用的仍然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一次性粗放经营利用模式，一方面造成资源的损失和浪费，另一方面产生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 本案例参考了方跃等：《绿色生产走进水泥工业：三狮集团推行循环经济》，2005年12月6日浙江日报。
2 《绿色经济主导中国未来——中国绿色经济联盟工程专访》，2004年3月9日中国贸易报·领导与决策周刊。
3 《何谓绿色工业园区》，2001年8月26日新民晚报。
4 同前。
5 《何谓绿色工业园区》，2001年8月26日新民晚报。
6 同前。
7 《我国目前已批准设立17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2005年11月7日新华网。
8 同前。
9 潘岳：《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2005年6月23日光明日报。
10 潘岳：《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2005年6月23日光明日报。
11 《我国应走工业与环境协调发展之路》，2004年6月18日中国环境报。
12 《节能降耗促生产与环境协调发展》，206年2月17日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13 孙立平、杜永武：《煤炭资源开发与经济可持续发展》，2005年9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