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复杂而特殊的存在，他是1921年发起成立“五四”时期重要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是最早表现宗教题材并在作品中洋溢出浓郁的浪漫主义异域情调的现代作家之一，是中国梵文研究者的先驱之一。同时，他又几乎是宗教背景最复杂的作家，他在佛教熏染下成长，受基督教的高等教育，对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颇有独见的研究。这就难怪他能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调和”在他的作品里。

而作为学者，向以科学的态度详加考据见长，他对于宗教比较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史学等，广泛涉猎，且都有很精深的研究。他不仅懂英法德日等多国文字，还通晓希腊文、梵文，编有梵文字典。任继愈认为：“中国文化人有一个好传统，是文史哲互相交融，有成就的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有成就之史学者无不兼通文艺。”许地山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是史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

他最初是以小说步入文坛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即出手不凡。茅盾认为其是浪漫主义色彩最浓的一篇，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以对宗教的虔诚和对死后能进入乐园的自由快乐的笃信作为反抗现实的手段，也就是在“浪漫的风度里”有着“写实的骨骼。”其后更以《商人妇》、《换巢鸾凤》、《缀网劳珠》蜚声文坛。后期，则以《春桃》凸显出“人生派”写实主义小说的魅力。以他小说的收尾之作《铁鱼底鳃》为例，郁达夫甚至认为“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中国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于1940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并的作品。”

有趣的是，许地山在为人和为文上表现出来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常令人称奇说怪。在燕京大学就学期间，他的寝室内堆满了书籍，并起名曰“面壁斋”，以示专心读书。“头发养得长长的，大拇指上是一个挺大的白玉戒指，衣服的式样是他自己发明的”；天天练习书写梵文；吃窝头不吃菜而蘸糖，被同学戏称为“三怪”。再加上平素喜独来独往，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更落得一个“许真人”的绰号。待同学与他熟识了，才发现这位“怪人”不光待人和蔼，且文才卓然，他知音律，能谱曲编歌，弹一手好琵琶，爱唱“粤讴”，会说好几种方言。

除了儿童时代，许地山一生都在做学问，以致后来索性放弃了写小说。他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作家、学者，这本《道教史》只是他诸多学问的钻研成果之一，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在教学之余编写《道教史》，他做了大量繁复而细致的工作，可惜只完成了上册，后便因投入抗战，劳累过度，猝然死于心脏疾患。他的死在当时看来，“乃是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大损失，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大损失！”

许地山在《道教史》序言讲明，书分上下，“上编述道家极预备道教的种种法术，下编述道教发展中教相与教理。”《道教史》出版以前，许地山即已在《燕京学报》相继发表过四篇道教论文：《道家思想与道教》、《摩尼之二宗三际论》、《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附：如实论反质难品）和《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这次此书新版，特把《道家思想与道教》作为附录收入，因为《道教史》即是在此论文的基础上拓展而成，并博取了时人的研究。

单就道教研究而论，许地山还写有《扶箕迷信的研究》一书和为著《道教史》而编的工具书《道藏子目通检》，写成二三万张卡片。另留下六部遗稿：《道教史稿》、《云笈七签》、《道教辞典》、《道教编年》，以及要为《道藏子目通检》写的序文《道书源流考》和在燕京大学讲《道教史》时所编的道教史讲义。

对于许地山的佛道研究，曾于“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的陈寅恪，在许地山去世以后论及他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时评价说，“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也正由此，许地山在《道教史》序言中所谓“全书创见极少，成见也无，”当属谦辞。

但他在那本充满了佛禅灵悟的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的弁言中所说，却不免令人唏嘘：“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个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自入世以来，屡遭变故，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

“变故”与“流离”最是治学之大忌，文人若常能“宽怀就枕”，方可能有学问之大成，古今中外同理。果真如此，也就不会有许地山尚不及五十岁的华年早逝。《道教史》下篇自然顺理成章。这样看来，郁达夫在1941年于悼念许地山大会上焦虑提出的口号并未过时。他“要求一般社会，对文人的待遇，应该提高一点。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乌来得实际。”其实，岂只是文人学者，这何尝不是人类所面临的生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