饽饽和饽饽铺

前文谈到正明斋的花糕，兴之所至，就想说说当年北京的“饽饽铺”。

把糕点叫做饽饽，大概是满洲人的叫法。中原人只管粗粮做的干粮叫做饽饽、如天津人就只称棒子面、小米面的干粮为“棒子面饽饽、小米面饽饽”。还有一种山东人做的炝面馒头，被称为“硬面饽饽”，解放前只有夜深人静之时，才有小贩背着木盒串胡同叫卖：“硬面……饽饽”。硬面两字拖长，喊完后要停顿好长时间，才嘣出“饽饽”两字，在北京叫卖声中极有特色。

北京的饽饽铺虽然其名称可能自清朝主政始，其营业至少从元朝就已经很有规模。著名的老北京作家金受申曾对我说过，他认为北京大量的建筑都是明清时代格式，唯有饽饽铺保持着元朝的风韵。什么根据他没讲，但他讲过此话后我确实注意过一些残存的原是饽饽铺的建筑，风格确有其特色。饽饽铺一般都是两层，有的虽只有一层房屋，但门面上仍做出个假二层楼的阳台，外边拦着一道漆得金碧辉煌的栏杆，招牌上缀着流苏，进得门去迎门是柜台，柜台两侧山墙大都有彩画，就像四合院游廊两头碰鼻子拐弯处的装饰。

过去的饽饽铺要比今天的糕点店少，但其地位却绝对要使今日的糕点铺向往。因为当年北京人买饽饽，并不单纯为了吃，甚至主要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民俗和礼节上的必须品。供佛要用，祭祖要用，探亲要用，访友要用，娶妻要用，嫁女要用，女儿坐了月子还要用。用一位清朝文人的话说是：“内外城糕点铺所制诸品，上之备祭祀之用，下之为馈节之需。”婚丧嫁娶，年节大典，少了它都不成。再加上官僚大户要到什么节气吃什么，以示排场。这饽饽铺就有做不完的生意了。中国过去买别的东西没听说有分期付款，唯有饽饽铺有分期付款，不过办法是先付款后取货。比如过年时家家要用蜜供，谁家过年要连蜜供都没摆上，就会遭到周围人的议论和小瞧。但办蜜供又是笔大开销，因为要供就不能一份，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他是年年腊月二十三要上天廷作小汇报的，得走他的后门，请他“上天言好事”，但供了灶王不供全神也不行，全神大抵是天上的掌权阶级，连灶王也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供了全神难道可以不供祖宗吗？接下来还有财神呢，寿星呢。所以要供起码得是三堂，这是笔不小的花销，若全赶在过年时买，就有点紧张，于是饽饽铺明着体谅顾客的困难，实际为扩大自己的生意，便想出个零付整取的办法。每年一到二月初一，就向客户发送“供会单”，从三月初一起，每月拿着供会单到饽饽铺“会款”，付到腊月，您就一次来取蜜供和饽饽。这样的饽饽铺多是北京的名店，如东城瑞芳斋，北城桂英斋等，南城就是正明斋了。

与此相关，北京饽饽铺的产品，也就有两大类，一是随节气变换的当令食品，一是供各种礼仪之用专用糕点。前一种如正月里的年糕；二月里的太阳糕；四月里的玫瑰饼；五月里的五毒饼、江米粽子；七月里的绿豆糕、水晶糕；八月里的月饼；九月里花糕；天一冷就要准备糖瓜、南糖供应祭灶了。后一种品类更多，因为北京的庙会多，几乎每月都有，白云观，蟠桃宫，娘娘庙，城隍庙……总之赶不完的庙会，上不完的供果，饽饽铺也就有做不完的生意。有人奇怪，为什么北京的点心叫“大八件”、“小八件”，其实就因为是给上供准备的，每盘一样，每样二两，供上八盘，恰好一斤。所以有的八件只有两件是一个味，只是模样不同，因为只求为了摆进盘子凑够八种之故也。应付人情的饽饽也大有可为。别的不说，只说满汉人家订亲时用的“龙凤饼”吧，那时有钱人家订亲“放定”、“过礼”讲究把男家给女家的定礼，不管是穿的用的，吃的玩的，都公开摆出来，用红线拴定一张张小方桌上，雇人抬着招摇过市，每桌称为“一台”，台越多显着办事人家越体面，有的人家一送就是“四十八台”“六十四台”。这里边少什么都不能少“龙凤饼”！大户一次就要定饼一百多斤，少的也要数十斤。一年三百六十天，北京数十万人口，您说光这一项就能养多少饽饽铺吧！

老舍和陶然亭

陶然亭郑重其事地建成公园，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如果我没记错，它是北京城解放后新建的第一座公园，比紫竹院还早，是南城继龙须沟后又一个使市民喜悦的大工程。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和老舍先生有点关系。老舍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底从美国回来的，一九五〇年他就动手写了《方珍珠》和《龙须沟》，前者由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后者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两者都获得成功。尤其是《龙须沟》，在焦菊隐先生画龙点睛的导演下，于是之、韩冰、郑榕、黎频等通力合作，演出后轰动九城。接着老舍先生又配合三反五反写了《春花秋实》，并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称号。一九五二年春夏之交，有天早上老舍先生走进了北京市文联《说说唱唱》编辑部，笑嘻嘻地说：“陶然亭挖湖堆山修公园，干得热火朝天，咱们不能连点反映都没有哇！由编辑部出面，把几位能编会唱的曲艺艺人请上，一块上陶然亭工地看看，看完了编几段说唱材料在刊物上发表，好不好？”大家都说好。老舍先生就说：“你们联系，我跟大伙一块去。”

很快沈彭年等就联络上了曹宝禄、魏喜奎、关学增等几位著名演员，定下了日期。我本来是积极分子，可是临时有别的事给耽误了。第二天我到编辑部时，桌子上已摆着几个破陶罐、破瓦盆，说是陶然亭挖湖时挖出来的，清代烧窑的残品，工地干部工人见老舍先生带队来采访，非常激动，捡了几件送给编辑部作纪念。他们很兴奋地向我介绍了陶然亭工地的进展情况，我听了十分懊丧。汪曾祺等说：“这没有什么可懊丧的，要看你可以随时去看。”

过了两天，曹宝禄先生就把一篇稿子送到了编辑部，说是响应老舍先生号召，写了段唱词，歌颂人民政府修建陶然亭，请大家帮助改改。我们看了稿子，觉得尚需加工，便拿给老舍先生看，老舍先生二话没说放进皮包带走了。两天之后，他拿回一篇全部重新写过，仍署曹宝禄名字的稿子来说：“我改了改，尽快发了吧，艺人们这份热心难得。”这稿子就发在了那年初夏的《说说唱唱》上。这算老舍先生和艺人合作的一份纪念品。从这里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和普通艺人的关系，也表现出他对新北京的一片热爱。应当把这篇作品找出来，附在老舍文集后边作为纪念。

过了些天我去看，陶然亭已经有雏形了。只是山还是光秃秃的黄土山，树还比筷子粗不了多少，湖水也带着野趣。周围当然也没有围墙。

陶然亭在陆续修建中，增加了两座建筑物，一是从中南海移来了“云绘楼”，一是把扩展长安街拆掉的牌楼搭在了一进门左侧的桥头。一下子为陶然亭公园增色许多。特别是那座牌楼，精工细做，雄伟美观，若白白扔掉，实在是暴殄天物。大家都赞美出主意把它移到陶然亭来的人，说他功德无量。不料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专政数年，再回北京，那座牌楼已经被连根拔了！我看着那光秃秃的石桥有说不出的空旷感。

有一段时间我还看见那牌楼的配件堆在一处角落里，现在恐怕连那配件也没有了吧！

老舍先生和曲艺

上文谈到老舍先生请曲艺界朋友采访正在建设中的陶然亭公园，帮他们写宣传陶然亭段子的事，由此想到老舍先生跟曲艺和曲艺界的一点往事。

老舍先生是国际闻名的纯文学作家，差一点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差就差在他可杀不可辱，早走了一步，诺贝尔奖是只发给在世作家的。就其文学成就，称得上大雅。但老舍先生的雅不是“书斋文学”，“教授小说”，人们常谈老舍先生的中西文化修养，却较少谈到他从民间文艺汲取营养。脱俗而雅，化俗为雅。老舍恰是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获得高成绩的大师。

老舍对传统的民间文艺真正喜爱，他会听戏也会唱戏，他听曲艺还表演曲艺，抗战时在大后方文艺界举行联欢，他跟梁实秋先生说的对口相声极出名。老舍先生在曲艺界、戏曲界有不少朋友，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不是为体验生活才结识的“公事朋友”。他关心他们，尊重他们，他们有了难处他认真地帮助解决，在这种交往中老舍先生为民间、通俗文艺做出过贡献，也获得了营养。

一九四九年他刚从美国回来，正该在雅文学上亮一下相，要个碰头好的时刻。但他写的第一批作品却是太平歌词和相声段子。当时北京刚解放，人们一股革命热情喷薄而出，只要看宣扬革命的新文艺，不再欣赏一些传统节目，对某些庸俗性的表演尤其厌烦。一时间北京相声界举步维艰，西单游艺社的相声大会卖不到三层座。侯宝林、高德明、孙玉奎这样的相声演员都忧心忡忡。听说老舍先生回来了，就派孙玉奎几个人做代表到北京饭店看望他，并请他给想点主意。老舍先生听了孙等述说后，说道：“解放了，人民觉悟提高了，不爱听过时的、不健康的段子，这是好事，这就逼着咱们得跟着时代前进。这样吧，你们要有老相声底本给找几段来，咱们改改，推陈出新，也许就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大意）。”孙等回去就找了几个段子的底本来，老舍先生看了就改了几段。这就是新中国最先上演的三个新相声《维生素》、《假博士》和《铃铛谱》。

相声救急的事解决了，可曲艺界整个的上座率不高，节目陈旧的情况没改变，艺人生活困难。在那建国初期的兴奋状态中，人们的娱乐习惯有些改变，要看热闹，安不下心来坐着只听唱。为找出路，魏喜奎、曹宝禄等在西单商场曲艺场演出了秧歌剧移植过来的《努力生产》（大概是这个名字）。演出后一般反映不错，可是北京曲艺演陕北农村故事毕竟隔着一层，老舍先生看了认为要解决问题得发挥北京曲艺之长，得创作艺人演着得手，观众看着亲切的节目，就自己动手写了个宣传妇女解放、歌颂婚姻自主的戏，剧名用北京人人皆知的熟地名《柳树井》，背景是北京近郊农村，由魏喜奎、曹宝禄、关学增等北京人熟悉的著名演员担任主演。唱词都是地道京腔京韵，这个戏贴出来，一炮就打红了，改善了曲艺不景气的局面，也增强了曲艺演员的信心。这以后在北京文化局的一些干部帮助下，又陆续写了《箭杆河边》、《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剧目。既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又受到包括***在内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阵营才稳定下来，从此也才正式有了曲剧这个剧种。我希望别把老舍先生是曲剧剧种主要创始人的功绩给忘了。

老舍安下家后，住在奶兹府，每天上班总碰见几位盲人弹着弦子或打着“报君知”找饭辙。老舍跟他们闲谈中知道解放后，人们不再迷信，他们生活极其困难。老舍先生就跟北京文联的同志们讲：“这些盲人多半都能弹会唱，也算咱文联该关心的艺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替他们写点新段子宣传新中国，既扩大了我们的文艺队伍，又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不是一举两得吗？”有关领导接受了老舍的建议，建立了第一个盲艺人学习班，给他们写新词，组织他们下厂下乡演出，受到极大欢迎，把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听他们演出后我才知道，有些曲艺段子是只适于盲人演唱别的艺人不唱的，其中有个段子叫《当皮箱》是段讽刺喜剧式的单弦，其中有个曲牌叫“鹦哥调”，是所有别的段子都没有的。若不是老舍先生这个建议，可能就彻底失传了。

陶然亭附近的旧迹

如果有兴趣了解北京的历史演变，民风民俗，以陶然亭为基点，探访一下南城的旧迹，无疑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

北京的街道、坊巷，是元、明留下来的规制，横平竖直，正南正北。唯有两外街道是斜的，而且都是由西南往东北斜。一处在鼓楼前，叫“烟袋斜街”，一处就在距陶然亭不远的广安门内。如“樱桃斜街”，“王广福斜街”。这些斜街的历史比珠市口、菜市口、虎坊桥等闹市的历史更久。

横平竖直的街道，是按政府规划建设的，而这些斜街却是由人的双脚踩出来的。鼓楼前的斜街起因于靠近什刹海。当年什刹海是北运河的终点，漕运船从江南经苏北、山东、直隶到北京，直达什刹海边码头靠岸。靠岸后客商和水手要上岸吃饭住店，办事购物。最后的繁华地带就是鼓楼，鼓楼在什刹海的东北部，那时海子边没有建筑物，是一片苇塘、树林。人们贪图便捷抄直道，上岸奔东北而行，斜着走向鼓楼。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天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走出一条路来。形成了这条斜街。既然来往总有人走，小贩们就来此做生意，生意好就爽兴在道边盖房开店，由小路就变成了一条街道。可是这条街还没有名字，路边有一家卖烟叶的烟店吊着的幌子是个又粗又大的烟袋，提起这条街，人们只好说“吊着个大烟袋的那条斜街”。这叫法有点啰嗦，慢慢的人们又自动简化，便叫成“烟袋斜街”。后来政府画地图，定地名，只得承认了这个既成事实，正式叫它烟袋斜街。

广安门内这几条斜街，则是走旱路进京的人们踩出来的。当年从南方各省进京，都走琉璃河、良乡、长辛店，过了卢沟桥穿宛平直奔前门。明朝中叶边疆常有战事，内部也有农民起义，皇上胆小怕把江山丢了连命搭上，为了双保险，想在城墙之外再加一道外城。只是费用太大，修了一半没钱了，只好在东西便门那儿就拐弯跟内城联接起来。就是前门外的这一段外城。看起来像个“冒”字，所以人称“南城冒”。这段外城恰好挡住了从宛平到前门的斜线，进京的人只得改道，从广安门先进外城，然后再往前门进发。这样便又踏出了几条斜街来。不过王广福斜街却不是因为有个叫王广福的人在这里住过。在这里只是住过一位卖豆腐的女子姓王，是位孀妇，她家豆腐细嫩，餐具干净，服务态度好，卖出了名，人们提到这条街时又顺口说是“王寡妇那条斜街”，后来政府正式为街道定名，认为“王寡妇”听着不雅，便谐音创造出“王广福”这个名字来。说来也巧，在“王寡妇”过世之后，这里又出现了一家名餐馆，专卖“炒疙瘩”，也是女老板主政，北京人爱起外号，就戏称这家饭馆为“穆柯寨”。一时“穆柯寨”的炒疙瘩成了北京名吃！现在“穆柯寨”没有了，炒疙瘩在夜晚的小市上还能吃到，实在说并没有广东的炒河粉好吃。

各省都有许多要在京都办理的事务，外地人进京城，不管是升任京官，还是经商、赶考，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落下脚后公务之余还要享受京城的繁华生活，所以广安门里到前门这带就是各省会馆和客店云集之处。而在会馆、客店周围就布下了饭馆酒楼、戏馆青楼的包围圈。所以许多名士显宦，名伶红妓都居住在这一带。演员如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名妓如赛金花、小凤仙都曾居住在这一带。

菜市口偏西住南，有条小胡同，这胡同伸进去在半路上开个岔，成裤裆形，南边的一半叫“南半截胡同”，北边的一半叫“北半截胡同”，一入口路西，以前是有名的饭馆，叫“广和居”，这里有一道名菜叫“潘氏蒸鱼”。南半截有座四合院，是旧日的绍兴会馆，是鲁迅先生当年居住了很久，写过不少名作的地方。不过现在“广和居”没有了，改建成了办公楼，远方来客若要吃饭，我建议您往东边走，到虎坊桥东侧路北，现在也是一家饭店，名叫“晋阳饭庄”。因为此地又是个可纪念的地方，是清朝名士纪晓岚的“阅微草堂”，有名的《阅微草堂笔记》就是从这里入世界的。

从阅微草堂往东往北，就到了赛金花、小凤仙的发祥地“八大胡同”，说来话长，那要另一篇文章再谈了。

名须生郭少衡

陶然亭朋友中较早去世的一位是郭少衡。本月二十七日是他辞世八周年祭日。

民国初年，北京票房蜂起，有名的很有几个，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可算“春阳友会”。这会里有位唱须生的名票，叫郭仲衡。本是书生，世家子弟，热爱京剧艺术，军阀混战时期生活上也发生困难，后来干脆下海当了职业演员，一直跟砚秋先生合作。少衡是郭仲衡先生的公子。因为受父亲影响，自幼也爱京剧。老郭先生则不忘家风准其学戏，但以不耽误正式上学为条件。因此少衡没进科班，而是一边进学校读书，一边请师傅“手把”学戏。所以少衡是旧京剧界少有的知识分子。又因为有老郭先生这层关系，曾拜过不少名师。雷喜福、张连福、陈喜兴、陈彦衡、陈秀华诸名家都教过他，后来又正式拜了杨宝森先生做入室子弟。他拿到中学毕业文凭时，戏也学成了。

郭少衡幼虽然家庭条件优裕，但学戏却十分刻苦。因之才有了几手绝活。他唱“潞安州”，最后自刎时，头上的甩发先像一炷香似的直竖朝天，然后向四面均衡散开落下，俗语叫“万朵莲花”。以前看刘斌崑先生唱活捉，见过这项表演，近年来还有谁会这一招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再看见过。少衡在“临江驿”中的跑伞，也是一绝。先和别人一样打着那伞跑圆场，跑着跑着那伞忽然像被风吹跑一样脱开手飞到空中，在空中还连连翻个儿，少衡身子一纵翻个吊毛，再抬起身恰好把伞接在手中，干净利落的表现了典型环境，紧贴剧情，毫没有纯卖弄技巧之嫌，跟某些在戏剧中掺杂技表演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少衡唱戏为业，但并不荒废文化进修。他拜张大千为师学过国画。画的工笔花鸟，人物仕女颇有风韵。我见过他画的一幅荀慧生演红娘的戏装画，把京剧化妆手法用到作画上，不仅神似，而且有戏剧效果。他写字也颇有一手。特别是隶书写得很有章法。也许正因为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在他身上看不见某些名演员常有的“角儿架子”，从不摆谱。舞台工作忙，他能自报奋勇画布景，搬道具。为人又极谦和，很有品德，把名利看得很淡。五十年代，剧团上座率不高，他主动申请把自己工资由一百分降为十五分！这在别的挑班台柱来说不能想像。因为收入多少常被视作一个演员的“份儿”有多大，可是少衡说“戏是大伙同唱的，有饭也大伙同吃”。这在今天恐怕也会被有些人看作“傻冒儿”，而少衡却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老艺人！实在难能可贵。所以一再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出席全国群英大会。

少衡常常参加我们在陶然亭的活动，我们打完拳就坐到山坡一座亭中闲聊，荀令文给这亭子命名为“侃山亭”，我这组闲文也是借的这个名。不过少衡与我们这些人有点不同。他不打拳，也不练气，只是站在一边看，到聊天时他也从不插嘴，光坐在一边捡笑。那副忠厚老实的样子至今令人难忘。

有一年桂花开时，沈玉斌先生薰了点好鼻烟，送给我一包，我倒在烟碟中请在坐的品尝。有人说：“这不能倒，倒冒了没法收，再收进去就走味。你得预备个烟铲儿。”我说：“现在没有卖烟铲的了，连这个烟碟还是个旧怀表壳改的。”少衡就说他有个象牙烟铲，回头拿来送我。我知道这是他心爱之物，便再三婉谢。可是他第二天就拿了来，竟是一个象牙雕的极精致的烟铲。

不久，少衡就去世了。这烟铲成了珍贵的纪念品，至今摆在我的多宝阁上，再舍不得拿出来用。

唱遍全国董玉苓

说了郭少衡，不能不说一下他伴侣董玉苓，也就是华畹云。

董玉苓出生在北京，成长在天津，八岁学戏，曾得赵绮霞、万连元等名师指教。十三岁参加了小蘑菇常宝堃领衔的兄弟剧团，常见这个小姑娘既有嗓子又有灵气就着力培养提拔，不久就跟荷花女并肩挂了头牌。兄弟剧团是以曲艺演员为主的文明戏和话剧班子，在天津很红。但董更醉心于京剧艺术，十五岁后就自己组班专唱京戏，在天津中国戏院一炮打响。唱红了之后她并不满足，十六岁又通过她伯父引荐，拜在尚小云先生名下。董的伯父名董子鹤，是顺天医院院长。顺天医院是梨园公会嘱托的医疗单位，与梨园各位名角交好。虽有这近水楼台之便，根本上还是靠董玉苓天资好尚先生才收。尚小云听她唱了几句，立刻说：“这孩子真是条金嗓子！我收了。”拜师后董玉苓头一次在开明打炮演出，尚小云就亲自为她把场。所以董玉苓唱《玉堂春》那天，唱到请崇老伯打听一下，有去南京的人给王公子捎个信时，演崇公道的马富禄就当场抓了个彩说：“看在你师父尚小云的面子上，我就给你问问去吧！”

董玉苓在艺术上永不自满，不拘门户。学过尚派表演，又拜到荀慧生门下。荀先生对董玉苓的艺术天份也很器重。在拜师会上说：“我又收了个光彩夺目的学生。”

董玉苓不固定在一个城市演出，十五岁起和老生郭少衡共同组班“苓剧社”，就到处跑码头。东到山东半岛，西到川西盆地，南到南京、上海，北到哈尔滨、牡丹江，可谓唱遍全国，到处都有她的知音。到成都演出时，张大千看后对董玉苓说：“你的表演水平，出乎我的预料。好！”又对郭少衡说：“你的黄天霸很像杨小楼，我最爱听杨小楼的戏。”郭少衡喜欢书画，到西安拜赵望云为师，到四川又拜张大千为师，董玉苓受其影响，也跟着学起书画来。他们在合作中建立了感情，产生了爱情，1948年在宝鸡演出时正式结为夫妻。从此患难与共。

解放后董、郭一度参加川西军区文工团，后来因郭患病退役，回到北京在朝阳区京剧团挑班，随后又到广西柳州、吉林通化、云南个旧等地。“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在河北邢台，蒙造反派照顾，戏箱、资料、包括张大千送的画幅全部抄光烧净，两人只身回到北京。十多年只靠郭少衡卖画为生。1978年拨乱反正，两人才到北京戏校担任起教学工作来。可惜不久少衡就逝世了。少衡逝世一周年，我们在她家纪念，她提起这段往事来，不禁泪洒胸前。

今年是董玉苓从艺五十周年，老朋友常宝华等为她举办纪念会。恰好我不在京，只给她写了封贺信。据说那天马少波、叶盛长、梅葆玥等去了。马少波当场赠诗一首说：“半百春秋粉墨情，大江南北遍歌声，飘蓬茹苦前尘远，今宵良才董玉苓。”在那个会上，董玉苓宣布：“为了发扬尚派、荀派艺术，凡有来找我学戏的，本人绝对义务教学，分文不取！”

近日董玉苓来电话说，为纪念梅先生诞辰100周年，尚小云先生诞辰95周年，她正筹备为希望工程义演。我预祝其成功。

文革中的一角“特区”

正逢郭少衡兄的祭日，所以即兴写了少衡和玉苓两篇短文，因为他俩也都是我在陶然亭结识的朋友。

陶然亭是文化艺术界人士常来的地方。到了“大革文化命”时期，这些人多被揪出，陶然亭就冷落了一个时期。一度除了“样板团”幸运者，几乎没有游客。上天有眼，不久后造反派窝里反了，这个造反团高喊要对那个队“揭老底”，那个队高叫自己“全无敌”。对打入另册的“死老虎”反倒放松了管制，除去责令劳动，按时批斗外，班前班后在家的时期就交街道居民去监视。居民们对他们睁一眼闭一眼，这些人为了减少麻烦，寻求安宁，就尽量少在家呆着，没地方可去，就奔到陶然亭躲事。我就在这时成了它的常客，不论是夏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每天必到。

这个时候陶然亭的游客，大致可分为三种：占据着要津，在山头、湖边大声喊嗓：“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多是想学不姓钱的浩亮先生，要当“准样板演员”的年轻人；围着公园乱转，把整个园子走遍，穿着假军装，语录身上装，带着红袖标，背着大挎包的是各省来京外调的造反派，因为那时只有他们才有出差的机会和游览的闲心；第三种人专找背圪拉不显眼地方打拳运气，聊天也几个人凑在一块，压低声音，环顾左右。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这群人里还真藏龙卧虎，别看一个个死眉塌眼，穿身破干部服，走路连头都不抬，如果列个集体名单，写下小传，可以出一本名人录，管保比现在出版的某名人辞典更货真价实。如果单个作记录，可以出不少本“记实文学”，而且绝对有市场。比如，有位先生三缕长髯，道骨清相，无论冬夏穿着件旧风衣，围着湖转磨，跟谁也不打招呼。你也许以为是个患了喉症不能说话的教书先生，差矣，此人的嗓门比谁都冲，他是著名老生贯盛习；另一位老太太，胖墩墩，笑嘻嘻，手里总拿把宝剑，见人就点头，你以为是开过私营小店的内掌柜，又错了，那是有名的坤旦雪艳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还有位朋友穿件旧军装，走路时脚落地有声，打拳时出手有致，竟是位将军，叫“***”给赶下台了。再有一位中年女子，风韵甚佳，见了男人都称老师，见了女士多叫师娘。总是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小声说什么。那是以演李慧娘惊动了“旗手”，闹翻了半边天的昆曲旦李淑君……

东南角那座桥往西，文昌阁往东，南山坡上有几个人天天在一块打吴式太极拳，打完拳就聚在一座亭子里聊天。我本是打陈式拳，因为群人里有几位是我的朋友，我就入了伙。

这群人里固定的成员有著名花脸钱富川，有著名琴师、戏剧教育家沈玉斌，有荀慧生先生的公子荀令文（令文有个忌讳，从不提爸爸是谁，我在这里贸然点明，表示歉意）。有琉璃厂老书画商老辛，有为程砚秋先生打了一辈子鼓、被戏曲音乐界视作超级大师的白登云。还有位曾为赛金花治过丧的历八爷。时来时缺席的有曲艺名家曹宝禄、尹福来。有著名老生郭少衡和他的夫人，当年红极一时的婉云……

跟这些朋友一块打拳运气，修身养性，谈今说古，海阔天空，使我长了不少学问。把本来很难度过的艰难岁月，变得有滋有味，竟成了很值得回忆，很值得留恋的一段生活了。“***”倒台的第二年，我就写了篇小说《说说陶然亭》。

人生易老，光阴似箭，当年一起避难的朋友，不少已归道山，剩下来的也较少有机会见面了。写完少衡和玉苓，我想借写陶然亭之际，略记一下其他几位朋友。

北京戏校创始人沈玉斌

在陶然亭这批朋友中，我最为敬重，感情最深的要算沈玉斌先生。

沈先生是梨园世家。是“六场通堂”的京剧音乐大师。若论资格，在京剧文场中是得往前推的。当年焦菊隐先生办北京戏剧专科学校，请他当教师。那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有别于旧式科班，按新的教育制度建立的培养京剧人才的学校。他们培养出的第一期学生如傅德威，半个世纪前就扬名京剧界，那一期学生如今健在的大概不过三、四个人了。第三期学生王金潞，如今已是年过古稀，进入元老级的国宝了。如今被尊为“老一代艺术家”的李玉茹、白玉薇、黄玉花、高玉倩、吴素秋等，全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您说沈先生这位当教师的该往哪儿排？但沈先生从不靠老资格吃饭。在艺术上总是精益求精。五十年代，焦菊隐先生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话剧《虎符》。他要在话剧中试验用中国打击乐器作伴奏，就请了沈先生做顾问，为他做出整个的音乐设计。

沈先生热心公益，解放前为争取京剧文武场音乐工作者的合法利益，曾与戏界老板作过不少斗争，所以被选为“梨园公会”会长。会长这个角色不是好演的，不为同行谋利益，对不起良心，为同行办点事，又难免遭恨。举例来说，在旧社会，京剧演员，尤其是配角，都唱一场戏分一场钱，戏唱到一半时，管事人从前台取来卖票所得之钱，依各人应得份额，按比例分成“戏份”。因为卖票情况每天不同，每人得到的钱数也每天不同，卖票多每份的含金量也高，卖票少每份分到的钱也少。若不演出，就没有收入。但演出不演出，一般是由班主或挑班的主角做主。若是碰上天气不好，刮大风，下大雪，班主估计不能上座，得不偿失，打个电话就可以“回戏”，也就是停演。但那时电话还没有普及，配角、龙套们的社会地位又低，“回戏”了却没有人通知他们。那时京剧界从业人员多住在陶然亭附近的外城西部。假定回戏的剧场是吉祥，来回就有几十里路。虽然坐电车从前门外到东安市场吉祥戏院只花三个铜板。多数人还是坐不起，全靠腿走，因为即使卖座好，一天的戏份也只能买一斤棒子面！那是要养活全家的。大风大雨中小配角、龙套们连滚带爬要走半天才赶到剧场，浑身浇得湿透，到大门前一看，大门紧闭。门口立个牌子，上写“因雨回戏”的字样，您想想是什么滋味，有的人是空着肚子跑去，要等拿到戏份才买点食品充塞肚子。一见这牌子真有当场晕倒的。看到这情形，沈先生对配角们增加戏份的要求非常同情。他说：“戏是靠名角卖座的，这我没疑义。您一场戏收一千，收八百，我都赞成。可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碰上回戏就白跑，一个月的戏份里给他们增加买双鞋的钱总可以吧。配角、龙套也是人啊，没他们名角也不能光杆唱戏是不是？”于是他就以梨园公会会长的身份为他们调解、促成。虽然受到了穷同业们的感谢，但也遭到了某些人的反感，背后叽笑说：“沈玉斌别是个共产党吧？”

沈先生不光为同业们的眼前利益而尽力，而且更为戏曲艺人的后代操心。他跟我说：“旧社会京剧艺人生活穷困，社会地位低，与他们文化水平低有关。而越这样他们就越不重视对下一代的文化教育，不少京剧艺人都认为唱戏的孩子念书，那是吃错药了。梨园子弟，练基本功，喊嗓子才是正业。人家进戏院是听你唱戏去，又不是找你认字去。”

为此，沈先生反复向艺人宣传受教育的必要，并发起艺人募捐，要为梨园子弟办一所不同于旧式科班的学校。像其它学校一样学文化课，同时学戏。他奔走了许多年，直到北京解放，才在政府支持下办起了私立“艺培”戏校，成为梨园子弟的第一所正规学校。

“资料大全”历八爷（上）

陶然亭的朋友归道山者，快够两位数了。有几位我是永远怀念不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历八爷！

历八爷，满族旗人。叫什么，我没打听过，也用不着打听。凡常在陶然亭转悠的老人，都叫他八爷。说名字大家反倒不知道是谁了。

八爷大概从祖上就住在陶然亭窑台附近，一辈子没搬过家。他跟白登云，沈玉斌，富连成富字辈，连字辈年纪相仿，有些人还没进科班时就跟他在陶然亭一块玩，进了科班早晨来喊嗓，他还跟着一块喊嗓，有的后来成了名角，仍到陶然亭来跟他一块遛早。白登云先生跟我说：“小时候放屁崩坑，撒尿和泥就在一块，现在头发都白了，还天天在一块！”

历八爷虽然在梨园界有许多朋友，自己却没进梨园行，大概因为那条嗓子实在不作劲。找职业时就进了北京电话局。了北京最早的电话局职员之一。于是梨园界的朋友安电话又差不多都经他手。四大名旦，李少春，金少山……不少人家的电话是他经手给装上的。所以梨园界许多名人的宅门，同行们都没到过，他都到过。

历八爷还爱管闲事。有的闲事颇有文史价值。比如：赛金花去世，他帮助料理丧事，因为赛金花晚年就住在陶然亭附近；胡蝶拍无声影片《啼笑姻缘》，他不光看过热闹，还扮演过群众角色。因为影片外景是在陶然亭附近的“城南游艺园”“四面钟”拍的。

历八爷从小就在陶然亭转悠还有个内部原因：陶然亭内有名的庙宇“大悲院”，当年的主持和尚是他表哥！玩累了到庙里还能混顿素斋吃。

历八爷人缘好，喜收藏，记性好。这三样结合到一块，就使他成了本话资料。比如说，当年陶然亭有不少荒冢。有的坟前竖着碑。这些碑一般没人看，看了也没人记。万一碰上用到的时候，到那里现看也来得及。可是一次“文化革命”，这些“四旧”就彻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时，我写了篇小说《话说陶然亭》，里边用到几段碑文。碑砸碎了，旧的书籍都没有再版，靠回想怎么也想不全。我跟历八爷一说，他就问：“你要哪一通碑上的？”我说：“香冢，鹦鹉冢。”他张口就背，一字不拉。历八爷跟这么多京戏名角小时一块玩，长大了自然没少看他们的戏，于是他又成了“戏包袱”。所以他早上遛早的办法跟我们也不同，他不练功，不打拳，天不亮从北门进来，就围着湖从东往西转，一边绕弯一边唱戏，不光一出戏的生旦净末丑全由他一个人分包赶场，而且连锣鼓带丝弦一件不拉，从开场前的三通鼓打起，到散场时吹琐呐结束，一丝不苟，哪儿错了还要重来，把整个湖绕完，准唱完一出戏。而且一天一出，半个月不带重样的。这一来他又成了不收费的教师。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时，要恢复唱传统戏。有些青年演员本来就没学扎实，十年不唱连词都忘了。他们就来找历八爷：“八爷，某出戏里那段反二黄有两句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劳驾您给我说说行吗？”他马上问：“要那一派的？谭派？马派？高派？”说完他没等回答，就一派派地给你唱。一边唱一边做身段，并说出各派的不同处。不过您可别欣赏他那唱腔和嗓音，一听那个您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资料大全”历八爷（下）

历八爷的这点爱好，到“文化大革命”时，可就成了问题。

正当砸四旧，连荀慧生都被拉到国子监挨斗时，他却绕着湖唱“红娘”，朋友们劝他，“别唱了您，红卫兵连行头都当着荀慧生面烧了，您还唱这个。不是找不素净吗？”他说：“我倒是想不唱，可一进公园，这嘴就不听我使唤，心里想着别唱，别唱，嘴里就唱出来了。这么唱了半个多世纪，条件反射了……”。果然不出所料，有天他唱得忘乎所以，碰上一帮来公园闹革命的红卫兵。围上他就在湖边开了个批判会，还差一点给他戴上高帽儿。打这天起，历八爷有几天没露面。大家都以为他吓病了，正想到家里看望，他又来了。大伙问他怎么这几天没来？他说：“我在家学样板戏呢？旧的不叫唱，不唱戏我又不会遛弯。那就学几出样板吧，总比憋出病来强哪！”从此他又唱样板戏。“天王盖地府，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响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唱了有半个月，上边发出要“打击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反动分子，他又被揪住斗了一顿。打这以后他才改成嘴里光“呛，呛，达八呛呛令呛……”打锣鼓。然后嘴动不出声地唱他的戏。

历八爷还有个爱好，喜欢收藏。他不收藏别的，专收藏戏报。从北洋政府时代各戏院唱戏的戏报，到革命现代戏的说明书，只要他听过的，全都收着。“文化大革命”中，他这些收藏品当然被视作“反动文件”。除去他偷着埋了一部分外，其余的都抄出烧了。他这收藏瘾没地方发作，就改收各种传单。什么“清华井冈山”、“联动”、“西纠”、“北航红旗”不管哪儿出的他全收着。什么“打倒彭罗陆扬”，“击退二月逆流”，什么内容他全留着。“文化大革命”过去后，北京有关部门开始征集古旧图书文件，准备再版复印，他借了手推车拉了一车去，人家一看笑着说：“你这玩意一个子不值，白给都不要，您还是拉回去吧！”他赌气找个清净地方把它们全烧了，只推了辆空车回来。第二天见到我们叹口气说：“戏报叫他们烧了，传单我自己烧了，我的收藏活动到此结束，下边只剩烧我自己了。”

他的年纪是早过了退休年龄了，退休后仍在电话系统看房子，1984年我去日本访问，回来后到陶然亭再没见到他。一打听朋友们说他病了，先是肾脏有病，他吃错了药，把治胃病的药给吃了，被家人送进医院，再没出来。陶然亭的朋友们轮流去看他，问他想吃点什么，需要点什么？他说：“什么都不需要，就想请你们哪天弄个车拉我到陶然亭去再转一圈，跟朋友们告个别！”

历八爷还有个爱好，前边我没说，就是他还爱写诗，他写的诗从没印成过铅字，但都拿到陶然亭在朋友们面前朗诵，***去世时，我们几个牛鬼蛇神在陶然亭悄悄祭奠，他夜不能寐，而流泪写下的一首诗是：

“我哭周公痛无声，举起白首望长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挺长，都是水词，但确实表达了老人一片真情。我写小说《话说陶然亭》时考虑再三，没有把它用进去，但在我心中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不久前我的电话坏了，来了位修理的人，摇着膀子，横眉竖目，张口对我这也已过花甲的人就说“你他妈的如何如何……”家中无人，我真怕顶他两句他会揍我一顿。因此又想起这位老电话局职员来，还落了几滴泪。

几位老伶工

以前人们管梨园行的老演员称为“老伶工”。在陶然亭遛早的人中，老伶工为数不少。

我们这一伙中，资格最老的大概要算钱富川先生。他是富连成富字科的花脸，早就出名。后来在戏校任教，跟沈玉斌先生都可算桃李满天下。沈先生温文尔雅，钱先生直爽磊落。两人在一块总说笑话。有位中年演员，曾在沈先生任教过的某校学习。也常来喊嗓，爱摆份，看到老先生们总躲着走。名气不小，可唱戏还爱跑调。有天他又在山头喊嗓。钱先生就故意问先生：“这位是您的学生吧？好喷口哇。”沈先生苦笑着说：“就满嘴牛黄马料的，我有这样的学生吗？我不教他那一行。”

但大多数梨园行的朋友都是谦虚有礼的。贯盛习是有名的老生，只比钱先生低一科，每逢见到钱先生都亲切问好。50年代他在北京挑班，我没少听他的戏，后来到石家庄当了京剧团长，就很少在京演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后来就因病退休了。回京后，留起了长髯，大概也是蓄须明志的意思吧，天天来陶然亭遛弯。一年四季总穿一件肥大的风衣，跟谁也不搭伙，总是一个人围着湖转圈。碰见熟人就笑着点头，他确有心脏病，我每次问他病情如何，他都是一个回答“还好，控制住了。”但过了一年多，他不来了。有人说他弟弟去世对他刺激很大，加重了他的病情。

贯盛习的弟弟叫贯盛吉，唱小花脸。贯盛习有一阵很不顺，嗓音失润，约角的不是压他的戏份就是不约他。而盛吉则红得发紫。他就全力维护哥哥。有人约他唱戏，他的条件就是“带上我哥哥”，而且声明自己的戏份可以少拿，哥哥的戏份一个子不能降低。人们很为他的义气感动。

贯盛吉台上功底厚，戏路宽，幽默而不油滑，逗笑而不庸俗。《凤还巢》他演大小姐，是丑旦。私自到花园找穆居易那场戏，上场来有段独白，说明是她母亲出的主意，要她冒名顶替，从妹妹手中把这个如意郎君夺过来。交代完这过程后。他独创了一句台词：“我妈还嘱咐我，说你只管大胆去跟他约会，可别害臊。我说妈呀，我们长这么大，哪知道什么叫害臊哇！”观众听了全场哄笑，他却板着脸不动声色，称得上是冷面滑稽。盛吉作人厚道，开朗达观，再不痛快的事也一笑置之。这样一个豁达的人不幸竟得绝症。当人们为他准备了后事，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他只要求先把寿衣给他穿上，自己看看什么模样。大家认为这样不吉利，劝他别穿，他坚持要穿，只好给他穿戴起来。他穿上后对着镜子照了照，摇摇头说：“我死了敢情是这模样啊？不怎么样！”

我们群里还有位名演员是冯玉增。冯玉增是老中华戏校玉字辈学生，比王金璐低一科，是李玉茹、高玉倩、白玉薇的同班同学，沈玉斌的学生。唱文武丑，颇有名声，“文化大革命”一来没有了显身手的机会，也到陶然亭避难来了。他不打拳，也不喊嗓，精神利落地走进园子，就直奔我们常活动的南山坡。他随身带个书包，书包中放一个坐垫，来后把坐垫往湖边椅子上一铺，再从书包中拿出一块呱哒板来，就冲着湖水数来宝。数过了瘾，就坐在椅上闻鼻烟。我闻鼻烟一半是受沈先生教导，一半是受他的鼓励。他常拿了鼻烟来分给我们两人。他的鼻烟没沈先生熏得好。总说：“别看我这个不好，您拿去接个短还有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唱传统戏，头一次上演《昭君出塞》，就是他的王龙。《出塞》这出戏有“唱死昭君，翻死马童，作死王龙”之说。王龙随昭君出塞，有一段背着包袱边唱边走矮子。冯玉增也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他唱得满工满调，做得潇洒灵活，走得干净利索。全看不出十年没演出，光在湖边数来宝的模样，可见功底多踏实。

还有位与钱富川年龄相近，名扬四海的打鼓佬，就是程砚秋先生的司鼓白登云。白先生当时就过了古稀之年。花白头发，身材伟岸，衣着整洁。手里拎着根棕竹手杖，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身后远远地跟着他老伴。为什么“远远地跟着”呢？因为白师母眼睛不好，走不快。白先生自顾自大步走。走一段看到拉下她太远了，就找有熟人的地方停下来等她。趁等她这功夫跟朋友们聊天。白先生爱聊天。可是终生打，把耳朵震背了，跟他说话要声音放大。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练出来。小时候每天拿两根木棒，无论冬夏一早就来陶然亭打石头。夏天打得浑身大汗，冬天打得两手裂口子。天长日久竟把一块石头中间打陷了下去，打了一辈子鼓，在这一行当中真登上了云端之位。可被几十年锣鼓声把一双耳朵给震背了。跟他说话比唱戏还费劲。好在他聊天的时间不长，白师母一赶上来，老两口就一前一后开步走了。后来白师母突然去世，白先生就很少再到陶然亭来。偶然来一趟，只见衣着不像以前那么干净整齐了，精神也没以前振作了。从这里我才体会到老年夫妻生相依的珍贵感情。

程砚秋先生去世后他给李世济打鼓，还给赵荣琛先生帮忙。白师母去世后他就不大出来了。我家在天津有个旧交姓赵，抗战后去了美国，在那里发了财，他从小爱听戏，娶了位太太也是戏迷，在美国的家里就办票房。他太太我叫大嫂，专唱程派。有一年他夫妻二人带着美金回来过戏瘾，大嫂要唱程派戏，花重金礼烦白先生为她俩打鼓，但白先生已无力相助了。前几年我去美国，赵先生老两口谈起此事至今还遗憾不已。

书画商老辛

在侃山亭天天见面的人中，为人最谦虚、客气的算是老辛，老辛名叫辛衡山，这时已七十来岁，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脸色红润，身板强壮，仍保持文物商人那种注意仪表的习惯。他曾经在琉璃厂的悦古斋古玩店学徒，师傅就是悦古斋的掌柜韩懿轩。老韩掌柜是古玩书画界的名人，买卖虽不大，但韩先生的眼力在古玩行是出名的。老辛跟着学了一身硬功夫。我曾问他鉴别书画的本事是怎样学到手的。他说是逼出来的。当学徒时跟着师傅出入拍卖行，师傅参加拍卖，他跟着抱画。出师后又给人跑街。自己也参加拍卖。旧时古董行拍卖活动不同于大学和研究院，没功夫让你坐下来慢慢琢磨一件东西。叫出价钱后，买与不买都要当机立断。买了假货柜上当然不高兴，该买的没及时买下来，也是损失。这就逼着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鉴别出货品的真假。他说这本事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而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窍门。他要死了他自己这套窍门也就失传了。因此他提议我们俩合作写一本书，我对这个提议很赞成，但当时觉得时间有的是，手边又有别的文章要写，就没及时动手。不料有一天他收到信，说在固安居住的儿子生了急病，他立刻赶往了固安，到那儿一看儿子的病情险恶，心中一急，得了脑溢血，倒下就再没起来，匆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老辛以买卖书画为业，会裱画，跟张大千、徐悲鸿、陈半丁、于非暗等都有过业务上的往来。自己也能画上两笔。但据他自己说，他本人收藏的名画并不多，他说他收藏的画中最难得的一幅是徐悲鸿画的马。徐悲鸿画的马很多。这一幅与众不同处，把马的四条腿都画成了后腿。徐本来是拿来请老辛裱的。老辛看后拿着去找徐悲鸿说：“徐先生，您再看看，这马的腿有点别扭吧！”徐自己看了，连叫“糟糕”，要把画收起来，另找一张去裱。老辛说：“得了，您就把这张画送我作纪念吧！”所以他这幅画称得上是孤本。

老辛去世后，为纪念他我写了篇小说，就是《寻访画儿韩》。因为是外行，当然免不了说外行话，为此很得到古玩行一些朋友的指正，我对此极为感激。不过也引起点误解。有位朋友曾在文章中说“寻访画儿韩”的题材，就是老辛谈给我的。而且认为里边的画儿韩就是影射他的师傅韩老掌柜。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是从来不在小说中影射任何人的。若以真人为据就干脆写记实文学。老辛没来得及跟我多谈什么，和我谈这素材的另有人在。老辛是汉人。和我谈此事的人是旗人。姓赵。跟我有更久的交往。少年时曾进过北京戏剧学校。大概是和字辈或金字辈的吧。不过没学几天。因为他连山膀都拉不圆。据他说新生入校练功，由大师哥们领着练。管他的是傅德威。傅德威对小师弟管得很严，不断拿藤棍敲他的胳膊。他受不了，从学校跑了。学不了戏又爱看戏看电影，怎么办呢？他托人到一家电影院当起了茶房。干了半年，有个话剧团在这家影院演出。他一看演话剧比学京剧少挨打，就从此进了话剧界。他大爷曾在当铺干过。这段逸闻是他告诉我的。

“寻访画儿韩”引出“那五”

为纪念老辛去世，我写了《寻访画儿韩》。有朋友就说我这故事是从老辛处听来的，并认为“画儿韩”就是以老辛的师傅韩老掌柜为模特。这个误会上篇已说清了。但社会上不知道这篇小说还引起过更大误会。并且可能使作者少了一次受奖机会。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我戴过叛徒“反革命”，“黑线爪牙”，“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等多种罪名，一度我胸前的大牌子上都写不完，只好在我后背上再加一块牌子。但弄到后来。别的都“查无实据”。只有右派这个帽子是档案上记了账的。于是就格外开恩，别的罪名全一笔勾销，只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监督改造。改造了几年，认为我表现尚好，没有企图复辟的迹象，就给我摘了帽子，但劝我提前退休。所以我四十五岁那年曾经办过退休手续。拿着一本扉页上印着“老一代革命家要注意保持晚节”字样的退休证回到北京。

也正是这个时间，我的老首长陈毅元帅去世了。我在街上的收音机广播中听到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因那时不和任何人往来，没有谈心的对象。就以随笔的形式记录了一下对他的回忆。只是宣泄自己的情感，并不想发表。那时也不会有人发表我的作品。但世事无常。不久“***”垮台了。上海女作家茹志鹃来京开会，到家看我。见到了这篇作品。她冒险拿到上海发表了出来，发表前还给我监督改造的单位去了解情况。那单位回信说：“此人在改造中没发现有新的罪行。”她就冒险给发表了出来。但事情发展比人预料的快，发表出来时已经开过三中全会，全国拨乱反正了。作家协会也恢复工作，并着手准备举办全国性的小说评奖，以打破十年浩劫，文学衰落的境况。这篇以《我们的军长》为名的小说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一等奖。接着我写了《话说陶然亭》，又得了第二届奖。恰好在第三届评奖前，我发表了《寻访画儿韩》，并听说已经通过预选，很可能要连中三元了。我听了当然高兴。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到最后一轮投票。这篇小说被拉了下来。落选的原因，不是小说写的不够格，而是有人告发这小说有抄袭之嫌。我问知情人：“这小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抄袭人家东西，敢往人民日报投稿，人民日报看的人多，就不怕露马脚？”答曰：“说你抄的是台湾小说，大陆看的人不多。”我说：“那么多人都没看过，我监督改造中又怎么见到台湾小说呢？我就不怕发现了打成现行反革命？”答曰：“总会调查出实际情况的，你不要着急。”我只好像帽子又拿在群众手中那样，听候处理了。过了一阵，评选揭晓，果然没有“画儿韩”，但是也没对我作任何处理。经过打听，才知道评委会不查则已，一查竟查出四五篇类似的故事。不过有的说是画儿，有的说是铜器或瓷器。

过了两年，有位美国外交官夫人，是华裔，喜欢中国小说。她给了我一些台湾出的小说，才发现那篇被我抄过的“原作”，名叫《金丝凤》。我跟香港导演李翰祥合作拍电影《烟壶》，说起此事，他给我看了一部他拍的片子，竟也是类似的故事。

由此才知道，我那位朋友老赵跟我说这是他祖父的故事，有点可疑了。这是个在中国流传颇广的传说。大家都拿来再创造。若说抄袭，大家都是抄的祖宗的遗产。

但当初刚听到有人认为这是抄袭时，我颇不服。就以“画儿韩”中的一个人物那五，单独写了篇小说。上帝很公平。第二年《那五》得了中篇小说奖。而“画儿韩”落选那年我也没全白过。那一年我的中篇小说《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得了第一届中篇小说奖。

得不得奖事小，但从此给我的教训很深。凡有类似题材被写过者，一定避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