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近代史，如果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就是晚清史。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这样的。如果按世界史的划分来说，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国近代史。我们怎么看待近代史，或者说怎么看待我们的晚清史，这个历史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西方有个世界体系，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或者叫朝贡体系。但是我们这个天下体系（朝贡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就是说，并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让其他人来服从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种文化的、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的文化，然后向我进贡；或者以大国之威，让周边国家向我朝贡。有的朝代也会打一下，占了地方，不是当殖民地，而是直接占领。但往往控制不住，朝代末期又退了出来。在这个天下体系里，我呢，是中心，但并不知道世界周边有多远。朝贡体系就像一个圆，这个圆的中心是中国，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多大都可以。你来不来我不管：你来朝贡，那是你向慕王化；如果你不来呢，随你的便。显然，这样一个体系不是向外输出的体系。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呢，实际便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的，能殖民的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

我们干不过人家，就得听人家的。中国人开始是被动接受，人家兵临城下，我们捏着鼻子忍受；后来有点主动性了，逐渐产生了解人家的欲望，开始学习《万国公法》。我们在1860年开始设置同文馆的时候，主要学习的就是《万国公法》。我们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是怎么回事——所谓的《万国公法》，其实就是西方那个世界体系的规则。

开放口岸也是如此：开始是人家逼着我们开放，这次开放一些，下次再开放一些，后来我们就自己主动开放了。学习亦是如此：开始是被动学习，然后是半推半就、中体西用，最后是全面地学习。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全面地学习。不光是西学东渐，而且是西俗东渐。如果注意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报纸，就会发现当时所有西洋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自行车是文明车，连火柴都是文明火。话剧是文明戏，我们的京剧叫旧戏。凡是西洋的东西都意味着文明，都意味着是需要我们学习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心悦诚服地被拖入了这个体系——我们认账了。为何会这样？因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类创造和追求财富的需求，一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普及开来，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驱使人们去进入它们的世界。这就是一个近代史的过程。

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西方的世界体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它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建立的，跟工业革命息息相关。如果按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其实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偶然，但是这个偶然却造出了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工商文明，而现代工商文明这样一个潘多拉之匣被打开后，世界就变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着走。

我觉得这个文明可能是不好的，它对资源掠夺和榨取得太厉害，对环境破坏得太快。就像《庄子》里那个故事，说是一个老头在浇园子，园里有一口浅井，老头每天拿个瓦罐跳到井里，打一罐水然后爬上来浇。子贡问他为什么不弄个桔槔（就是杠杆），那样多方便。老人说他知道那个东西，但是他不用。为什么要用那玩意儿呢？它是机械，人用了机械就起机心了，就想着怎么取巧，从此天下就不得安宁了。其实道理就是如此，一旦把这个大工业文明唤出来之后，人们就天天想着怎么取巧——我们去发明创造，翻着花样地想着怎样去榨取资源——人类几万年的历史都没有弄出这么些事来，但这几百年就都实现了，而且后面会怎么样，人类还不知道。但是世界一旦进入这个轨道，潘多拉匣子一旦打开后，就回不去了。你想进去也罢，不想进也罢，都回不去了。你看这世界哪个地方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哪个地方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的污染？哪个地方还是桃花源？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之上，想一点补救的办法。比如出现了土壤板结、农药污染问题，我们只能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想办法发明一种污染较小的农药，以及使土地板结程度较低的化肥。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往前走，不可能回去了。人类都不可能逃脱这个被工业化的命运，抗拒它是没有用的。西方的发展道路或西方的世界给我们带来这个东西，世界的命运已定，已然逃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