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赞同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但中国官方却一直想办法去抵抗，就是明开暗封。你们外国商人不是来了吗，来了我不让你卖出东西。当时外国人也是异想天开，一看到中国开放了，就把各类大宗商品哗哗地往中国运，就连刀叉、睡衣、钢琴都运来了，但这些玩意儿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肯定卖不出去的。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市场还不太了解。而且，由于具体的商贸规则还没有制定，所以开放口岸之初，开展正式的中外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此时仍然是以走私贸易为主。但有一个变化，关键在于他们把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是英国人最聪明的选择之一。

当时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本身主要是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在入海口形成的三角洲，发展历史比较短，没有什么底蕴。但上海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体的。它是江浙向外的一个延长点，以广大的长江沿线为腹地，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这一地区为支撑。而那里从唐以后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这一带的农民没有多少自然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比如，农妇的纺织业基本就跟包买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包买商把原纱批发给各家各户，等他们织成布后再以较高价格收回来，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在江浙地区长期存在。在开放口岸之前，政府可以利用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官商机构控制对外贸易，此外只能进行非正规的走私，走私的主要货物就是鸦片，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走私。但到了上海这里就不一样了，本来这一地区就有很强大的商业潜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达成一致，很多原来在澳门、珠海一带跟洋人打过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于是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上海的广东帮逐渐形成，并在上海立足。到了1850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愿意在城内居住，希望在城外规划土地建房，当地官员也觉得管理外国商人比较棘手，于是上海道的官员就跟外国人签订了一个租地的条约，即后来外国人的居住区发展成租界的雏形。现在的上海市就是围绕着租界开始发展的，原来老的县城反而被冷落了。当时租界外边是华界，华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办法，于是，整个城市都以租界为发展的模仿对象。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出现，也在日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从前的上海就是一个小县城，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没啥地位。但从此以后，上海不仅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事儿都是在上海发生的。越往后，上海的重要性越强。上海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

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如刚才所说，是希望尽快把这场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消解掉，统治者希望假装这事情没发生过。于是，整个朝廷对这个事就不再说话了，只有少数人开始努力地去逐步了解西方。比如说梁廷枏，他有一本笔记叫做《夷氛闻记》。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从而著有这本笔记。更伟大的是魏源，他根据林则徐编纂的《四洲志》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编了《海国图志》。现在有人批评魏源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书成之后居然完全没有提到林则徐的名字，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做得最好的，当属徐继畬，他当过巡抚，编了《瀛寰志略》，这本书是当时中国人描述西方最好的著作。魏源其实还是比较马虎的，《海国图志》有些地方很想当然，到了《瀛寰志略》这里就很不错了。但这样一些努力当时都被埋没了，他们绝对都是一些超前的人，所以他们的书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看。此前还有一个福建的士人，曾被掳掠到西方，后来写了一本《海略》，基本也描绘了西方大致的情形，但出版以后仍然没有多大影响，发行量非常小。当时不仅是朝廷，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鸦片战争给忘了，士大夫都假装不知道。毕竟此时还只是五口通商嘛，整个内地还看不到多少洋人，也看不到什么洋货，除了鸦片。而鸦片此前已经输入，所以大家觉得都无所谓，从上到下竞相装鸵鸟。没有人想办法去改善军备，改易军事制度，或者学习西方造点大船——最早也有人模仿，但工艺不行，造不出来，就算了，没人想去买一艘回来仿制。《南京条约》一签，所有事情就过了，然后就想怎么把开放了的几个口子重新封上。以前是一个口子，现在多了四个小口子，多了就多了呗，我还可以把它们封上。于是，随后就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