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秋天的霜，霜染“重阳”，生命的颜色更加浓烈、更加奔放！

（一）

女性人生的秋季，硕果累累，流淌着熟透了的橘红色。

大学毕业分配后，我给林子明写信告知我的通信地址。信中说：“‘文革’十年没有大学毕业生，各机关单位人员青黄不接，于是我们‘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就成了‘香饽饽’，使我有幸进省报当了记者……”

他也为我高兴，因为他知道当记者是我最理想的职业。

到省报后的第一个岗位就是读者来信部，所有的编辑都比我年长，有几位还是“文革”前的大学生。

部主任更是一位老报人，与报社总编辑、社长一样都是摘帽右派。他眼睛不大却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镜片后目光炯炯，好像能看穿地球。报到第一天，他先是关心地问我：“宿舍安排好没有？”

“哦，安排好了，在圈楼，我和人大新闻系毕业的小魏住一个屋。”

“真让你们住圈楼了？那是当年的日本兵营，又脏又乱吧？邻居是谁？”

“的确很脏，院子里两口污水井，都往那倒脏水。我们隔壁住着两位老先生，听说一位是电视台副台长前妻的父亲，都九十岁高龄了，还得在我们共用的厨房里自己弄饭吃，有时候还去火车站拣食别人扔的盒饭。另一位……”

“啊，那位我就知道是谁了，他是报社一个老编辑的父亲，他儿子就住你们那楼上。他年龄也不小了，大概快七十了吧？现在住那的只剩报社这些老人儿了。好多年没盖宿舍，报社住房欠债太多，你们刚来能住那也不错。以后再来的可能连那房子也没有了。”

“听说再来就得住招待所了。”

“哦，住招待所也好，干净一点，就是人来人往的不安静。先将就吧，以后生活上有啥困难就跟我们说！”

“谢谢！我知道了。”

接着，他就跟我谈起了工作。

“咱们‘读者来信部’是党报与群众联系的桥梁。每个编辑也都是记者，既要编辑版面，也要就有关线索下去采访，还要接待读者来访，给读者回信，编发内参。‘读者来信’版每周一期，既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能编辑这块版面，对你们来说再好不过了……”

我理解他说的“好”处就是：既可以及时了解上、下的声音，又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成长。看着他眼镜后面那炯炯的目光，我感觉到了一种认真务实的精神。因此不断点头，并“嗯”、“嗯”、“嗯”地答应着。

为了能编好这块版面，我从主任办公室出来就直接去了资料室，找来了报纸的合订本，逐期翻阅“读者来信”。主任在分稿时又把大量读者来信放到我的办公桌上，说：“你先看看，觉得有采访价值的就挑出来，开会时大家一起商量。”

“好的。”

因为迫不及待地想投身工作，每天晚上我都在办公室研究报纸，对编辑工作心里很快就有数了，但是却把握不好政策底线。

一天，我从大量读者来信中挑出了十几份拿到会上商量。本以为其中一位市委组织部处长反映干部任命问题的来信会受到重视。可是，当我念完那封来信后，竟没有任何反响。我很奇怪地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谁都不置可否。

这时主任发话了：“接着念吧，看看别的来信内容是什么？”

“好。”我念完一封，看看大家。又念完一封，再看看大家……

接连念了四封，仍旧没有人说话，我有点莫名其妙，不敢再念下去了。

“主任，别念了，她刚来，对这些老问题心里没底……”

“就是……”

办公室仅有的两位编辑大姐在帮我解围。

“好，好，剩下那几封会后你拿给我看看再说。”主任温和地说道。

我把剩下的那几封信拿给主任看后，他说：“哦，这几封信还真有点分量，难怪你挑了出来。不过，党报的宣传报道范围是有规定的。就拿这位市委组织部的处长来说吧，他来过好几次了，可是他反映的问题虽然重大，但不是咱们权限范围内的事，咱们解决不了。已经跟他说过，让他去省里向有关部门反映，可是他还总来。”

听完主任的解释，我才明白党报与兵团的报纸一样，宣传报道必须遵循一定的宗旨，并不是分量越重的问题才越有宣传价值，尤其是批评报道。于是，在我心里渐渐出现了一把衡量稿件的尺子。当我用这把尺子重新衡量已经见报和未见报的稿件，眼前豁然开朗了。

星期五是我的“读者来访”接待日。

由于办公室紧缺，我们的“读者接待室”就设在一楼楼梯下面，是用木板间隔出来的一间“偏厦子”，不太体面。幸好木板上面紧挨着门处开了一扇小小的玻璃窗，拉进来一条电线，上面挂着一个电灯泡，否则还真没法接待来访的读者呢。尽管这里没有省报的气派，但我还是很高兴在这里办公。

那天，我早早就来到了“读者接待室”。因为那里不仅暗，而且脏，头顶上就是楼梯，人们“咚咚咚”地上楼、下楼，震得灰尘四处洒落。我拿桶打来了水，擦地、抹桌子，把墨水瓶和蘸水笔从抽屉里拿出来，摆在桌子上。再把那块写有“读者接待室”字样的木牌也拿出来擦干净，挂在门上。然后坐在一个不太整齐的旧木椅子上，闻着还有点呛人的尘土气息，翻阅以前的“信访记录”。

那些记录大都不太详细，尤其是所反映的内容多数只有几十个字，还不满一页纸，估计是因为没有报道价值的缘故吧。

快要看完时，突然听到好像有人敲门，因为楼梯上总有人走动，听得不太清楚。我站起来去开门。果然，门外站着一位先生。我突然打开门，好像吓着他了，他往后退了一步，然后站定，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问他：“您是来反映情况的吗？”

“哦，是，是。”

“请进吧！”

“你是……”

“我是新来的编辑，大学刚毕业，姓何，您叫我小何就行。”

“不，不，”他急忙摆手，“我是说你这么年轻，愿意听我说吗？”

“当然，今天我负责接待读者。不知您想反映什么问题？”

说着，我给他倒了一杯热水，并拉过一把旧木椅子，说：“请坐吧。”

我翻开记录本上的空白页面，拿起蘸水笔蘸上墨水，等着记录。

可是，他还是一言不发。

我奇怪地抬起头来问道：“您，不是有问题要反映吗？”

这时，他突然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一下子跪了下去。把我吓了一跳，急忙问道：“您这是干什么？先坐下，有话慢慢说……”

“呜呜呜，呜呜呜……”

没想到他竟失声痛哭起来。我不知所措地搓着手，想去扶他起来，又不敢。只好说：“先坐下，先坐下，您这样跪着，我怎么听您说话呀？”

“那你可一定要听我说完……”

“好的，您尽管说，说多长时间我都听。”

他这才站起来，掏出手绢把眼泪擦干，重新坐回椅子上。

“喝口水，慢慢说。”

“姓名、单位、反映的主要问题是……”

我先按照程序，把必须记录的内容都一一记下后，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位市委组织部的处长。

“哦，听说您来过好几次了，不是让您向省里反映吗？”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们内部都通气了，谁都不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哦，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知道您去没去省里？”

“去了，该去的都去了。可是，结果都一样，都说不好办而不听我把话说完……我也知道这问题不好解决，但是不说完我心里憋得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求求你，今天就听我说完吧。你解决不了也没关系，我只想找组织倾诉一下心声！”说着，他又伤心地流下眼泪。

“好，好，我知道了，您说吧。”

说实话，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惊！没想到，这么大个城市，又是这么重要的组织部门，还是一位大处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冤情要向我这个年轻编辑倾诉呢？

他很敏感，可能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就说：“你代表的是省报啊，不相信你们还相信谁？我要求解决的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组织工作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据他说：他反映的是“文革”后有人混进了组织部，带着“文革”中的派性任用一些人、打击一些人。他直接向市委反映了这一问题后，遭到打击报复，被停职反省。他不服，又无奈，便四处上访。

他说了整整三个小时，中间我一次也没打断他。因为他语言的逻辑性很强，前因后果说得很清楚，不需要重说。

我一边听他说，一边挑重点做了记录，一边仔细打量着这个人，判断他说的可信度。他三十多岁，中等个儿，知识分子模样，形象端正、体面，不像会说假话、做坏事的人，因此我心里还稍微踏实一些。

……

“咚、咚、咚！”

“请进！”

门开了，两位编辑大姐站在门口，以为我遇到了难题，来为我解围。一看来访者果然是她俩接待过的这个人，就对我说：“都开中午饭了，咋还没说完哪？下午再说吧，小何。”

“好的，我知道了，您俩先去。”

我站起来去关门时她俩悄悄对我说：“他的事不好办，差不多就让他走吧。”

“好，这就快了。”

然后我问他：“我去给您打点饭，您吃完再说？”

“不用，我一会儿就说完了，说完我就走。”

……

那天我整整记录了十五六页纸。他临走，我突然想到两件事情必须跟他交代清楚。我说：“我们读者来信部的编辑人手少，任务很重，因此都很忙，加上很多来访者的问题都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这种情况下，往往都建议他们直接去向有关部门反映，也是为了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这一点还希望您能理解。再就是您反映的问题涉及到党的组织工作，最好只对组织上说。”

“当然，我明白，我不会到处乱讲的。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很谢谢你！终于把话都说完了，我这心里也就轻松了。你们能解决更好，实在解决不了我也没有怨言了……”他很通情达理。

下午刚上班，主任就过来问我：“听说组织部那人又来了？说了一上午。”

“可不是，我俩要不去找小何，那人还不会走。”编辑杨大姐说。

“不过，你都听一听也好，多方面了解情况，对你今后的工作肯定有帮助。他谈的问题涉及‘文革’中的人，有的现在还不好定论。”

“不是‘不好定论’，就是定论了，也没人愿意伸头帮他。他反映的那几个人哪个没后台？”杨大姐又说。

“也不能那么说。只不过有些问题越过了咱们的职权范围，咱们没法派人去调查。”

“主任，我有点不明白，像这类的事儿，如果不去调查，也不做报道，还有没有别的处理方法呢？”我问道。

“好！小何问得好。主任，你倒是说说该咋办吧？人家小何在那黑屋子里听了一上午，还认真做了记录，总不能……”杨大姐又说。

“就是，主任肯定有好招。”孟大姐也附和道。

看来部门内部人际关系比较和谐，谁有话都不藏着，跟主任说话也不用忌讳什么。我喜欢这样的氛围。

“有倒是有，不过能起多大作用就不好说了。”

“我是觉得他这么相信咱报社，如果咱们也不说话，那就真没人能主持正义了。何况一个在市委组织部门的处长遇到问题都这么无能为力，若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主任，人家小何刚来就看出问题来了，说得也有道理，你给出个好主意吧。”

“你让我想想。”主任又翻看了几页我的信访记录，说，“这样吧，写个‘内参’报上去，直接报到最上面，也许能提供参考什么的。但一定要客观反映，写主要问题。小何先写个初稿，我看看再说。”

主任说完起身走了出去。

“咋样？咱主任办法可多了，就是轻易不拿出来，非得‘逼他’不可。嘿嘿！”杨大姐说着笑了起来。然后附在我耳边低声说，“咱主任的哥哥就在‘最上面’工作。”

“啊？是吗？”

“当然了。”

这个“内参”还真不好写，我也是第一次写。我想：主任说要“客观”，那就是如实反映，不能臆测，更不能主观评价。写得太细、太长了不行，但是太简短了又说不清楚问题。是不是也不能太尖锐了呢？

那天晚上我一直坐在办公室里琢磨怎样写，很晚才回宿舍。

因为不用看记录，所有情况都在脑瓜里，所以一旦想清楚了，写起来也就顺当了，很快写出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内参”。我很兴奋，回到宿舍时已经快半夜了。

不料，我刚走到圈楼一层门洞那，就听到一个声音冲我问道：“你下班了？我儿子咋还没回来？”

这声音吓了我一跳，我倒退了两步。再仔细看时，只见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妇人颤巍巍地站在楼洞门里。

深更半夜的，我没敢跟她对话，加快脚步回到宿舍。这时，小魏已经睡下了。我摸黑躺下后，久久不能入睡，一想到自己能用“内参”为读者解决难题就兴奋。过了一会儿，又想到楼洞口那个老夫人，觉得她太可怜了，可是自己又没胆量跟她说说话。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楼洞口那个老夫人的事儿跟小魏说了。她说：“半夜还在那呀？我回来时她就在那。见了谁都问：‘你下班了？我儿子咋还没回来？’我问这楼里的一个人：‘她为啥在这站着？’那人说：‘嗨，岁数大了，就是想儿子，可是儿子也不来看她呀。’”

“是吗？他儿子心咋那么狠呀！”

“听说她儿子还是报社的一位副处长，自己带着老婆孩子住进了新宿舍楼，让老母亲一个人住这，说是等这圈楼拆迁时还能换一套房子。”

……

上班后，我立即把稿子交给了主任。

“不知行不行？请您……”

“哦，写出来了。也好，趁热打铁。”听那语气，估计主任想到我会连夜赶稿子的。

我以为不到一千字的稿子主任一会儿就能看完，因此就老老实实回自己办公室等着。可是，都到中午了主任也没过来。

“是不是上午有会呀？”我想。当我从主任门前走过时，看他还坐在那里，似乎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

我又等了一下午。快下班时，主任过来了。

“小何啊，你写的这篇‘参考’，从内容到文体还都可以，只是用词不太严谨。尤其是你们青年学生的那种‘火气’，都流露到文字上来了。我这样说，不知你听懂没有？就是里面还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带有你自己的主观判断。我在那些文字下面都画上线了，你看看。‘内参’要客观才好。再改改吧，不明白的地方来问我。”他刚要转身出去，又想起了什么，“对了，我这里有以前上报的‘内参’底稿，你跟我来拿去看看。”

“那太好了。”我立刻跟了过去。

我本以为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很有分量，很打动人，心里还在高兴哪。听主任说完后，我也没弄明白哪些文字不妥。可是，看完那几篇“内参”底稿，再看看主任在我稿子上画线的地方，我明白了：我的遣词造句的确激烈多了。可是，如果不用这样的文字，那文章不就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了吗？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也想了很久，反复翻阅报纸和“内参”。虽然没有马上改稿，但是我终于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报纸不是代表我个人的，也不是办给某些人看的，它是大众媒体，更是党的声音。假如我不是做编辑，而是一位政府官员，或是一位教师或工人，他们看到了我写的这篇“内参”会赞成吗？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政策水平不同，认识和接受能力也不同，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客观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大家都只想知道事实。因此都会和主任一样，认为我的个人感情色彩太重了。

那天，我终于改好了那篇“内参”，回宿舍时又快半夜了，那位老夫人依旧站在那问我：“你下班了？我儿子咋还没回来？”

因为知道了她的情况，也就不那么害怕了，但是仍然不敢跟她搭话。

第二天，当我再次把稿子拿给主任看时，主任笑了。

“好，很好。你们年轻人脑筋就是好使，一点就通。”

我终于又看见了主任眼镜后面那带着笑容的炯炯目光。我想：虽说主任的右派帽子已经被摘掉了，但是受了那么多年的不公正待遇，却没有一点怨气和偏见，仍能准确地把政策关，真令人敬佩。

那篇“内参”报上去之后，很久很久都没有动静。我以为一定石沉大海了，因为据说这类问题很多，不是都能解决的，所以也就不去想它了，反正自己已经尽了责任。

主任却跟往日一样，什么都不说，既不猜测，也看不出失望。

那些日子，在我们宿舍楼洞口那，我和小魏几乎每天都能碰上那位老妇人。

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和小魏从食堂吃饭回来，那个老妇人跟我们出去时一样，还站在那里。

“兴许天气冷了，她不在这等到半夜了。”我说。

“可是她仍旧天天站在那，简直就像小说里那些贵族庄园的看门人一样忠于职守。”

“穿得太破了，总是一身褪了色的黑衣裳。也不知她是怎么吃饭的？真可怜。”

“可能把米煮熟了就吃吧，一定没有菜。”

“嗨！没想到，天底下还真有这么狠的人。母亲是不会把没有生活能力的儿子丢在一边不管的，可是，为什么儿子就能把失去生活能力的母亲抛开不管？”

“这样的例子还真不少，我们编辑部老韩就把他妈扔给村里邻居家，说城里的房子小住不开，自己带着老婆孩子搬进城里来了。”

“可是这位老妇人的记性依然很好，早晨问‘上班去啊？’晚上问‘你下班了？我儿子咋还没回来？’从来没有错过。”

……

那天，我俩就这样议论着从她身边走过去。我回头看见很多人从她身边出出入入，没有一个人回答她的问话，不由得突发恻隐之心。

“你把我的饭盒带回去，我一会儿就回去。”

“你去哪？去厕所呀？可别去招惹她呀！”小魏接过我的饭盒并嘱咐我。

“我知道。”

我转回身，慢慢走到老妇人面前。她定了定眼神看看我，说：“你这姑娘，刚下班回来，咋又去上班啊？”

她竟然还记得谁出去谁进来？也不糊涂啊。我想，于是问她：“你在这等谁呀？”

“我儿子，他天天都得上班，说等不上班了就来看我。”

“你在家里等多好，他不上班了会到屋里找你。”

“他嫌屋里脏，不进去。”说完，她笑呵呵地往我这边挪动了一下脚，又说道，“看你这姑娘多好，还跟我说说话。要不，我去你屋里等他吧？”

说着，她竟伸出手要抓我的胳膊。我不禁又害怕起来，急忙转身就走。

“别走啊，姑娘，你等等我。”

我真害怕了，头也不敢回，一边往回走，一边掏钥匙。只听她在后边不停地说着：“等等我啊，你住哪？就是那屋呀？我也进去……”

这时，幸亏小魏打开房门，我进屋后急忙关上门，心还“突突突”地跳个不停。

“怎么样？叫你别去招惹她。我刚洗完手，正想出去叫你呢。”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那以后，我没再跟她讲话，只是同情地看看她。她也没再来找我，兴许忘了吧？我想：最好是忘了，不然她会很难过的，我不能再让她的希望破灭了，那会伤着她。

半年之后的一天上午，又轮到我在接待室值班。我接待完一位外地读者，把他送到门外时，不经意间看到一副并不陌生的面孔。我还没来得及细想，就听到那人喊我：“何编辑！”

“你，是那位组织部的……”

“是的，是我。今天一早我就来了，可是接待室里已经有人了。”

“那你就一直在这等着？”

“没关系，昨天我已经来一趟了，听说你的接待日已改为今天。”

“那你就直接去办公室找我呀！”

“知道你们忙，不好去打扰。”

“嗨，快请进！问题解决了吗？”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我来告诉何编辑，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领导，我说的那两个人也调走了。我也离开了那里，现在省教委工作。”

“是吗？能解决可太好了。你现在工作怎么样？”

“很好……”

我看他气色比半年前好了很多，说话也有了底气，整个人有了活力，不仅为他高兴，也为我们政府认真研究处理下面反映的问题而高兴。

他走后，我很有成就感地立即告诉了主任。主任听后也很高兴，说：“是吗，解决了是好事啊！据说这类事儿还不少，这件事也很典型，这次解决的可能也不光这一件。不过，现在上面的办事效率的确快多了。”说着，他抬头看了看我，又说，“这件事你下了很大功夫，不错。好好总结一下，等下一次部里开会时你把情况说一说。咱们来信部就是要想办法落实党的政策，增强政策对人民群众的感召力。”

其实主要还是主任出的力，可是他还夸我，使我更加敬重他了。从主任的话里，我突然感受到了党报的分量，责任感也更加强烈了，心想一定办好报纸，在这个岗位上多为人民群众办事。

下班后，一想起白天的事我还是很兴奋，很想找个人分享一下，于是就想到了林子明。已经好几个月没给他写信了，于是我立即提笔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在信中说：“……我好像变了。以前自己是那么的平和、那么的单纯，以为看到的就是真实，就是全貌，并深信不疑。现在却总爱问一个为什么，爱思考，爱追根究底了。比之前，多了棱角，多了锐气，喜欢战斗了。不知道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他很快回了信。

“其实，要我说，你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也不一定就是事情的全貌，只是比之前你的见闻多了一些情况而已。相信我，这个世界很复杂，有些事情是说给别人听的，有些事情是做给别人看的，还有一些事情是不需要别人知道的。那究竟哪些事情是全貌呢？何况这一切又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没有人能够看到事情的全貌，我们更不例外。不过，我还是喜欢你爱追根究底的作风，除了你说的责任心之外，它也反映了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

林子明现在说话越来越“玄”了，好像打哑谜、又好像在说天书，后来我给他写信时都不知说什么了。

这期间我接手编辑“读者来信专栏”快半年了。

每天翻阅“来信”，我也很兴奋。看着那五花八门的内容，似乎刚刚知道什么叫人民群众的心声。有时候我也暗想：群众中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呢？上面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呗，怎么一到了下面就变了样呢？变了样，有人知道向上反映，可是也一定有很多人不向上反映，那他们的问题怎么解决？会不会遭到打击报复？

有一天我在来信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名叫宫玉琴的农村妇女，因为一连生了五个女孩，而长期遭受丈夫的虐待，却一直得不到法律保护。

从她那声泪俱下的来信里似乎能看见她被虐待的场景：

鲜血淋漓的后背留着一条条被手抓挠的痕迹，又从门里拖到门外，鲜血上又沾满了尘土。

被丈夫推进石油坑里，破衣服沾满油污还没站稳，又被丈夫糊了一脸石油。

家里的被褥被丈夫扔到地上，尿上尿。火炕被刨了，锅被砸了，时钟和缝纫机都被摔碎。

怀着九个多月身孕被丈夫赶出家门，搂着孩子蹲在冰冷的房檐下不敢进屋。

三伏天，下地干活回来，顾不得洗去满脸的汗水和泥水，得先给躺在炕上睡懒觉的丈夫卷烟、喂水、接尿、挠痒痒。丈夫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上、下、左、右”，一不小心“啪！”的一巴掌就打在脸上。

后来更变本加厉了：被丈夫拿铁锹砍，逼着吃猪食，逼着服毒。

而她自己呢，她糊涂时服毒、跳井，清醒时出走逃生，可就是不敢告状，因为她怕离婚。因为她的父亲曾经给她们娶过三个后妈，一个比一个凶狠。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再遭受继母的虐待。

“女人天生就是这命，不由着男人谁还看得起呢？”守着这样的观念，她忍受了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她娘家无人，腰杆不硬，没人帮扶她。她自己也渐渐地由强变弱，由一人挨打到全家受折磨。小女儿两眼都起了矇，需要赶紧治疗，可是她却不敢走出家门，因为她的大女儿就是一次她不在家时被丈夫糟蹋，当天夜里就疯了。

当她第三次被逼服毒又得救后，几个孩子围着她哭，一个劲儿说：“妈妈，你先逃条活命吧，俺们姐儿五个好去投奔你，要不就都活不成了。”可是她刚走出家门，就听说二女儿的手被她爸用刀砍了。因为她爸逼她上床，她就骂她爸爸是牲口……

但也正是为了孩子，她开始考虑人们的劝告了：这是新社会，这种人肯定有人管，自己的罪不能再让孩子们遭，找政府去！

……

看完这封信，我的第一感觉是为什么二十多年这事都没人管？

当我把这封信拿到部门会议上讨论时，主任一点都不吃惊地说：“这种事农村不少啊！”

“主任的意思是多就管不过来呗？”杨大姐替我问了一句。

“如果信上说的都属实，倒也可以抓一个典型。”主任又说。

副主任和编辑老李也都赞成。

“那就派小何去调查一下不就知道了。”杨大姐又说。

“不能一个人去调查啊，要不就你俩一起去吧？”

“行啊！”杨大姐当时就答应了。

能得到主任的重视，并和老编辑一起去，我也很高兴。

为了不给宫玉琴再惹麻烦，我俩决定先去县妇联了解情况，也问问当地为什么没人管。没想到县妇联的干部一见到我们，非常高兴。

“你们可来了。只有你们出面，这事儿才有解决的希望。”

原来正如主任所说，这种事儿在当地还真不少。妇联帮谁说话，问题解决不了不说，一旦被丈夫知道了反倒更受罪。所以县妇联才悄悄让宫玉琴给我们写了上访信。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采访了当地有关部门，结果宫玉琴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我们心里也有了底。

接下来我们就想办法单独采访了宫玉琴。

没想到宫玉琴很能讲，话也有条理，完全不像我最初猜测的那样呆滞，只是时间经常错乱，大概是挨打次数太多记不清楚了。按她的思维和口才，做一名农村妇女干部没问题。可惜，她不是。

采访一结束，我们就回报社汇报。主任说：“问题虽然严重，但是情况并不复杂，因此不用写调查报告，就写个采访纪实吧。加个编者按语，点明要害，文字上精练一点，争取上头版，也好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主任说得非常明白，能遇上这样的好领导，我打心眼儿里高兴。

“还是小何执笔吧，我当参谋。”杨大姐自谦地说。

“也好，让年轻人多磨练磨练。”

报道见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那几天我们收到了很多来信，纷纷要求严惩宫玉琴的丈夫段一签。尤其是一些地方妇联又陆续向我们提供了好多类似问题，希望省报能为妇女做主，也希望司法部门介入，“杀一儆百”。

“太好了，小何，你看，这里还有外省的来信呢，也是反映农村妇女遭受家庭虐待的问题。我跟你说，小何，这男人哪好的还真不多，就是好，也好不到哪去，农村那些臭男人更糟。你想，他们一没文化，旧思想又多，再好吃懒做……可别跟主任说呀，咱主任可不是这样的人，人家可是模范丈夫。”

看到这么多来信，我和杨大姐商量，想把事情再做大一点。

“杨大姐，你说咱在来信版上开个专栏怎么样？就叫‘妇女园地’，把这些来信摘发一下，再写个‘短评’或‘编后’，能不能促进宫玉琴问题的解决呢？”

“行啊，那肯定能促进。要不咱去跟主任说说？”

主任听了我们俩的话，沉思了一会儿，说：“行是行，只不过‘妇女园地’这样的专栏一旦开了就得办下去。而咱们省报面对的问题可不止妇女问题，不可能都办专栏。再想想，能不能搞些阶段性报道，比如‘选题’一类？”

“我看还是搞选题好一些，既灵活，又好把握。”副主任在一旁插话说。

听了两位主任的话，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我顿时感到眼前一亮。原来宣传报道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领域也十分开阔。那些针对性强、又灵活多样的形式才是最好的选择。

“太好了，主任，我明白了，搞选题既可以集中发稿，也可以分散发稿。您看选题的题目叫‘为宫玉琴说句话’或者叫‘不许虐待妇女’？”

“还是你们大学生脑筋活，这会儿工夫就想出两个题目。”杨大姐说。

“那就把‘不许虐待妇女’做主题，副题可以叫‘为宫玉琴说句话’。”主任又给我点拨了一下。

听了主任的话我很兴奋，回到办公室马上把来信都整理出来，按照定好的选题连续编发了三期稿件，同时通过电话催办，促使这个案子尽快进入司法程序。

“予平，剩下那些来信你光改就行，我来誊清。”杨大姐和我亲近了许多。

“那可不行，你是老编辑，咋能给我打下手呢？”

“嗨，什么你啊我的，你天天加夜班，我于心不忍。再说，我又没念过大学，写不好还抄不好吗？你看我的字挺好的。”

“那当然！”

“嗨，你就让杨编辑帮你抄吧，省下她老心疼你。”孟大姐也对我说。

“我看行，杨编辑要是也忙不过来，我还可以帮着抄。”编辑赵勇也在支持我们，我很感动。

“嗨，谢谢赵编辑！等需要的时候一定请您帮忙。”

“那可说好了！”

“你看予平人缘多好，刚来就这么招人喜欢。”

“快别说了，再说我可就不好意思了。”我说的是心里话。

又编发了三期之后，宫玉琴那还是没有动静。杨大姐也着急了，对我说：“予平，要不咱再给县妇联打电话问问？”

“也行，如果司法部门还没介入，跟主任说说咱俩就再去一趟。”

县妇联积极性很高，也很着急，电话里说：“我们也是天天催，还好，司法部门已经派人进行调查了。”

“哦，那可太好了！”我和杨大姐同时欢呼起来。

“只要司法部门介入了，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你俩不会白忙活的。”孟大姐她们也为我们高兴。

虽然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但我也不能干等着，主任又让我接手了另一组报道。

那天，我抱过来一大摞读者来信，突然发现了一封举报信。信中举报一个矿区职工教育办新调来的主任江河坤接连生了七个儿子，全都落了户，可是他老婆最近又到外地偷偷生下了第八个男孩，竟以他长子之子的名义落了户。来信说：“此事在当地反响极为强烈，请省报过问，严肃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以正视听。”

看完信后，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就给大家念了一遍。

“真的吗？八个儿子……”杨大姐说。

“主管职工教育工作，为什么还要生呢？”主任也不信。

“可是仔细看看来信，信中义正词严，也没说什么过头的或不靠谱的话，不由你不信。”

“可也是啊……”孟大姐说。

“来信没留地址吧？”主任问。

“没有，只是说‘当地无人不晓，问谁都知道’。”

“是吗？那可有意思了，得好好查一查。”赵勇是“文革”前大学生，也很感兴趣。

“就是那个矿区太远了，我和老孟以前去过。”杨大姐说。

“是啊，又没有飞机，下了火车还得换乘十几个小时汽车。”孟大姐附和道。

“如果大雪封路，还不得在路上耽搁几天哪，都到年根儿了。”另一位老编辑也说。

……

大家随便议论了一会儿，也等于都表了态。主任心里有数了，就说：“一会儿小何先给矿区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是否像信上说的都知道这事儿？如果真有其事，那这个线索可是好线索。只是路途远，前去调查比较辛苦，看看谁能腾出手来和小何一块去？”

“正因为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所以才会有这种怪事儿。”赵勇又说。

“怎么样？要不你和小何一块去？”主任问他。

“行啊，我也正想出去走走呢，还有小何陪着……”他爱开玩笑。

这工夫我已打通了电话。

“主任，我没敢往矿区办公室打电话，怕打草惊蛇。打到矿区妇联，接电话的是副主任，她说：‘是真的，真的，你们快来看看吧，事实比信里写的还热闹哪。’听她的语气，好像她知道是谁写的举报信。”

“那就好。小何，你准备准备，和赵勇一起去调查。”

读者来信部除了两位主任文章写得好，再就是赵编辑了。他对处理读者来信以及深入调查都很有经验，也善于跟人打交道，因此能跟他去调查我真的很高兴。

那次去调查还幸亏赵编辑在，否则我还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我们刚到矿区，就被江河坤的大儿子盯上了。他带着几个混混，拿着猎枪、砍刀、三节鞭，还有炸药，总是在离我们不远处转悠，不知道究竟是想吓唬我们，还是真的不怀好意。

最初我们没在意，可是当我们第三次看见他们在我们面前摆弄刀枪，而且对我们骂骂咧咧的时候，才知道是冲着我们来的。

因为路上积雪很厚，如果他们对我们动手，我们想跑也跑不掉，我不禁有点紧张。

“别怕！他们不敢。要是想动家伙就偷着来了，不会这么明目张胆。”赵编辑安慰我说。

可是当天晚上用餐时，一位炊事员却对我们说：“老江的大儿子前几天差一点把他媳妇砍了。”

“为什么？”

“还不是为着他家那个刚出生的小‘黑’孩儿。”

原来，江河坤老婆生下小八后，就把他当孙子落在大儿子家的户口上了。大儿媳半夜不仅要给哭闹的小叔子喂食儿，还得背负着未婚先育的恶名，于是这对新婚夫妇动不动就打架。江的大儿子一气之下把家里的锅也砸了，柜也劈了，炕也刨了。当他正要举刀对媳妇下手时，邻居闯进来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你说的可是真的？”

“这儿的人都知道，他自己也不避讳，到处嚷嚷要跟媳妇离婚呢。”

“看来咱俩还真得小心了。”赵编辑对我说，“矿区领导现在都下班了，一会儿咱俩直接去公安部门说明情况吧。”

赵编辑经常联系公检法部门，情况熟，直接要求予以保护。

“幸亏你们来反映，我们只听说那几个小混混有异动，却不知道针对谁。”值班民警说完后，立即打电话报告领导。随后派了俩民警把我们送到住地，并留下一位在那“蹲坑”。

第二天，矿区领导得知后不敢怠慢，派车把我们送到江河坤老婆生孩子的农村，情况很快就得到证实。随即我们又返回矿区，直接找江河坤面谈。

没想到这个江河坤竟文质彬彬的，形象还挺体面，完全不像那种不讲政策、一味横行霸道的“地头蛇”。我暗想：既然是这样一位“绅士”，为什么一定要生那么多孩子呢？自己还怎么教育职工啊？

赵编辑可能没有我这么多想法，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相关情况我们都已核实，如果你能积极向组织交代问题，承认错误，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组织对你的处理可能会轻一点。否则，一旦见报批评，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嗨，我咋说你们才能相信呢？那小孩儿真是我大儿子的孩子。因为我对职工教育管得严，所以他们都恨我，编瞎话想整我。”

“七个孩子也不少了，为什么生那么多呀？”

“那……”他犹豫了一下，“那可都是生命呀！”

“不都是按计划生育吗，别人的孩子就不是生命了吗？”

“职工教育办是不是也应该带头计划生育呀？”

他只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听说你有两个孩子被拘留过，想再生一个素质高点的？”

他低下了头。

“要想素质高，是不是得加强教育呀？”

他还是不讲话。

……

我们苦口婆心地跟他谈了十几分钟，还给他列举了两个批评报道的后果，想启发他积极承认错误，争取不见报批评，我们宁可白跑这一趟。可他就是听不进去。赵编辑无奈，只好拿出一摞证明材料说：“事实面前你还狡辩，我们这里可是有证言的。”

“有啥我也不怕！你们愿意报道就报道。”这时他不仅口气突然强硬起来，还提高了嗓门，“如果报道不属实的话，你们也要承担责任！”

“要是没错呢？到时候你受到严厉处分也不后悔？”

“怕什么？不是就不是！我敢拿党性担保！”

“嗨，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咱们只好报上见了。”

为了不再给公安部门增加负担，我们连夜乘车离开了那里。赵编辑在车上问我：“小何，这篇报道你来写怎么样？”

“还是你来写吧，我跟你好好学一学。”

“我写呀？也行。不过题目我一直没想好。”

“叫‘职教办主任为何连生八子’呢？题目中突出了矛盾，但是不生动。”

“如果叫‘小八出生前后的风波’呢？”

“好呀，一看这题目就知道故事性强。”

“那咱先这么说，我写完了你来改。”

“赵编辑不用客气，一气呵成，我就等着拜读了。”

因为大雪封路，我们奔波了一天两夜才回到报社。

汇报完工作，赵编辑回家写稿去了，我急忙翻阅多日不见的报纸。

我在文化版面上看到一条消息，消息中提到了黑龙江人在欧洲推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我突然想起林子明之前曾说他正在忙于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这条消息说的就是他吗？

我立即写信问他，并对他讲了自己最近的调查采访工作，讲了对江河坤的不解，也谈了对宫玉琴受虐待的同情和无力，吐出了心中的困惑。

我说：“尤其是宫玉琴受虐待的报道已经发出三个多月了，可是至今未果。我只感到，自己好像欠了债一样，经常被一个影子追逐着，那是一个瘦小又枯萎的影子。虽然我知道报道的作用有限，不一定能够拯救她，但又不能如实对她讲。我不忍心熄灭她那好不容易才点燃的希望之火，虽然只有一丝，对她也是一种从未享受过的温暖。她哪里知道，她那血泪的控诉，只能被我诉诸文字，变成一篇报道奉献给她，我为此感到羞愧不安。可是，除了这个，我还能做什么呢？一个记者，如果再加上她的良知，就显得更加无能了。”

信刚寄出，赵编辑就把写好的稿子拿来了。

“加了个夜班，总算赶出来了。小何，你先看看行不行？”

我也没说客气话，急不可耐地看了起来。

全稿一千五百多字，事实清晰，文字简练，文风朴实。只是，只是好像还缺点什么。缺什么呢？我这样默默想着，不知该怎么说。我知道不能挑剔，但总觉得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解渴。对了，就是不够解渴，力度不够，太温和了，太平铺直叙了。

赵编辑见我半天没言语，就说道：“我这只是初稿，也是基本素材，你再改改，重写也行。”

“不，你写得真的挺好。”我本想说“如果口气再硬一点行不行？”但是，我毕竟刚来不久，不好太多评价。于是改口说道，“我在找自己的差距，想从中学点东西，一会儿就给主任吧。”

“你要是认为还行，你就拿给他吧。”

主任看后没有返回来，直接拿到编前会上讨论后第二天就见了报，而且是发在头版的重要位置，题目就叫“‘小八’出生前后”，没想到主任给写了一篇很有力度的评论员文章“基本国策不容违反”，说出了我的感觉，真够劲儿！

我看后很兴奋，不仅评论员文章写得好，而且通讯的标题改得也好，去掉“风波”两字既简练又生动，还耐人寻味，我越琢磨越觉得好。

那时候计划生育工作管得正严，这篇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叫好的、反映问题的、指名道姓予以谴责的，一时间读者来信像雪片一般，忙得赵编辑和我都不亦乐乎，又连续编发了多期报道。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一些全国性报刊杂志也纷纷给我俩来信约稿，要求写得再生动、幽默一点。于是，赵编辑我俩应邀分头写稿，再联名寄出，各报刊先后都刊登出来了，还寄来了样报。

不久，江河坤就受到了“双开”的严厉处分。收到矿区党委的文件后，我们还是不能不为江河坤感到惋惜，更感到了无奈。

又过了一段时间，江河坤竟然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那天赵编辑我俩看见他，都很诧异，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你……”

“没什么，我只想说：我当初应该听你们的劝告……”刚说了一句，他就说不下去了，噙着眼泪低下了头。

我俩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我给他找了个座位，端给他一杯热水。

“嗨，我们也为你惋惜呀！毕竟为党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赵编辑一边揣测一边说，“我们虽然掌握着报纸这个说话的工具，但是从不乱讲话，只要能保护的我们都尽量保护。但省报是省委的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必须坚定不移地宣传党的政策的。”

“我知道，我知道。”江河坤终于抬起了头。

“你来一趟也不容易，也是信得过我们才来的。看看，有什么我们能帮你的吗？”

“我……”

“尽管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努力去做。”

“还是算了吧，我只想、只想来看看……”

江河坤始终没说明他的来意。

他走后，我们立即议论起来：“可能是想让咱们帮他把工作再找回来吧？”我说。

“指定是，党籍问题不好办，他也不一定很在乎，但是工作是他的饭碗呀。”杨大姐赞成道。

“我也这么认为，可你们能办到吗？”孟大姐问。

“咱哪有那本事，要不我咋没敢往这上面引呢。再说，工作问题得在当地想办法，咋也得过两年再说了。”赵编辑深感无奈。

这时主任进来了，把一封国外来信扔给我，说：“小何常有国外来信呀，是同学吗？”

“是，老同学，出国好多年了。”

“做什么的？”

“研究哲学和文艺理论，现在正做中外文化交流。”

“是吗？那好呀，有什么新鲜事记着给我们说一说。”

“好的。”

“你们是不是在说刚才那个人呀？他就是江河坤呀？心事好像挺重的，来求你们帮忙吧？”

“主任有办法，就帮帮他吧？”杨大姐说。

“我倒是想帮他，可是哪有那办法呀。所以，赵勇和小何做得对，事前都跟当事人讲清楚了，咱们报纸只要能救一个人就救，当事人抓不住机会也没办法。”

……

我在一边看信，一边听着大家的议论，好像从中又懂得了一些什么。

林子明的来信只有短短的一页，看来他挺忙。信中说：“你猜的没错，我们的文化交流活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这里的人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双方使馆也都有专人负责，因此进展很顺利，不像国内办事那么复杂。也许我能因此而回国一趟，到时候一定去看你。你说的比较文学，这是一个新课题，一言难尽，等见到你时我一定详细跟你说。”

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一个思辩的方法：“不过，你大可不必为你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而苦恼。你不是说以宫玉琴的能力可以胜任妇女干部吗？可是她不是。至于为什么？不言自明。你说你‘经常想到这个问题，但也只是想想而已’，那你就到此为止吧，再想下去就太累了。因为你还说‘宫玉琴的孩子们苦了她们的母亲，可也拯救了母亲。正是为了孩子，宫玉琴才决定把事情说出来，寻求法律保护的’。其实，在这里你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不能解决的想也没用，能解决的自有解决的办法。”

这个林子明，他又跟我捉迷藏，绕来绕去的。

又过了两天，宫玉琴的事终于有了进展。县妇联来电话请我们过去。电话说：“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核实、追捕，她的案子总算有结果了。后天就开宣判大会，你们可一定要来呀。”

我们当即就答应了。但是因为忙，主任只让我自己去。

记得我见到宫玉琴的那天中午，从食堂出来时我问县法院的小李：“宫玉琴和她的孩子吃饭没有？”

“公社秘书安排了。”

穿过办公室走廊来到门外，我一眼便看到宫玉琴蹲在地上，埋着头又咳又吐，十二岁的女儿弯腰拍着她的后背。好久，她才抬起憋得通红的脸来转向我。

我同情地问道：“你吃饭没有？”

她无力地摇了摇头。

我转身问她女儿：“没人来叫你们去吃饭吗？”

“没有。”

我很诧异，转身去找法院来的小李，他正依着门吸烟呢。小李听到了我的问话，忙大声喊着秘书的名字。于是走廊另一端传来小通讯员的声音：“吃饭去了。”

小李回头看看我逼视的目光，很不情愿地抬腿向食堂走去。不一会儿，他拿回来四个开了花的馒头，递给宫玉琴和她女儿。

没有菜和汤，宫玉琴咳得那么厉害，怎能咽得下这馒头？我的心被什么蜇了一下，忙进屋给她俩倒了两杯开水，算是补救还是自我安慰？我说不清楚，一种复杂的情绪左右着我。

县里一起来的几位同志脸都喝得红红的，来喊我去休息。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扯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硬是留了下来。

只见宫玉琴掰了半个馒头，两手捧着，刚啃了一口，就又大声咳了起来，痰里带着血丝，经久平息不下来。她不好意思地接过我递给她的水，也劝我去休息。我越发不能走开，等她就着水吃下馒头，我就随便和她聊了起来。这才知道办案期间，她丈夫更是变本加厉地虐待她，她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公审大会结束后，她的丈夫段一签被判刑五年，站在县法院押人的大汽车上，目光狰狞地看着宫玉琴。

我坐进接送我的小汽车，只见宫玉琴站在路边，一手捂胸，一手频频向我摆动。虽然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可想而知她是兴奋的、期望的，但也一定有些惨然，毕竟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一路上我都在想：记得崇拜女性，从古希腊就已经开始了。我也清楚地记得，在我儿时的心灵里就渴望着女性的解放，也立下了解放女性的壮志。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却还在为这个问题苦思无解。我问自己：这车，这招待所，这受人尊敬的职业和使命，应该怎样显示出它的存在和价值呢？回到报社，我想把我的思考写下来，可是想了半天，宫玉琴蹲在地上啃馒头的场景又浮现眼前，于是只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风儿吹走白云，把月光留在水里。

蚂蚁搬走碎屑，把泪水留给土地。

而我呢，

我放飞笑容，放飞梦想，

只把沉思留在心底。

不管怎样，想过了，写过了，心里的话也就放下了。之后，我便一头扎进读者来信的编发和调查工作中。弄懂了很多政策，也学会了如何深入挖掘新闻点，如何调查处理那些棘手的矛盾，如何通过新闻报道和“内参”宣传党的声音、解决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因此，那之后的一些调查报道主任都是让我一个人独立完成，有时候也让我带个实习生去。

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我和实习生小陈正在办公室处理稿件，总编辑突然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位老先生。总编辑把一封信交给我，说：“小何，这是这位教授带来的群众上访信。他们那栋教师宿舍楼被停电一个多月，没电自来水就上不去，几百人没水喝，太不像话了！民非水火不生息。这事不能耽搁，你看完信马上随这位教授去调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立即写稿，明早就见报。”

总编辑在报社威望很高，我们都非常尊敬他。能得到他的信任，我很高兴，于是我带着小陈立即前去调查。

刚到那，我们就被那栋居民楼里的居民团团围住，大家七言八语，愤怒异常。因为听不清楚，我只好站在台阶上，摆着手大声喊道：“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一个一个说。”

在教授的帮助下，群众发言终于有了秩序。

结果：情况属实！

原来只因供电方要扩建安放电表的地沟，毁坏了一户居民的地板又不给复原，双方发生矛盾闹僵了，供电方发威就给全楼断了电。

那户居民不服，私下开了一次闸门给全楼供了半天电，楼上也有了水。供电方发现后怒不可遏，要严加惩处，抓人并罚款一万元。那户居民更加不服，这才发生了全楼被断电月余这件事。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又入户询问。一些教师讲述了他们因没电无法在家备课，一些家长说孩子在家无法写作业，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还含泪诉说了因停电而没水、他们四处寻水之苦。也见到了一些人家的地上放着用过了多少遍的水还舍不得倒掉的事实。一位八旬老教授对我们说：“为了不给党造成不好影响，我们没有聚众去政府吵闹，而是一边忍耐，一边不断与供电方协调。可是，没想到，他们竟狠心给我们断电这么久！”

我们听了心里都很难过，又去“供电方”了解情况。可能他们见我俩只是文静的女生吧，根本没放在眼里，竟肆无忌惮地对我俩喊道：“就是不能供电，谁让他们私自开闸？你们既然是记者，那就请你们去说：必须把私自开闸的人和一万元罚款交上来，否则谁也别想供电！”

嘿，还真猖狂！

我这样想着，不由得抬头看了一眼墙上贴着的“服务第一”大字标语，然后与他们一一核对了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当事人，以及谁在什么情况下打开闸门等细节问题。都弄清楚后，又回到那栋居民楼做了核实。那时已经下午五点多了，我俩立即赶回报社向总编辑做了汇报。

总编辑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对我说：“很好！很好！马上写稿。写好后直接拿给我，今晚就排版付印，明早见报。我来写配发的言论。”

第二天，这篇调查便刊登在一版重要位置，总编辑亲自写的言论“‘服务第一’与‘电霸’作风”更是既简洁明了，又铿锵有力，一语中的。

这组报道立即受到各方关注，供电方当天就写来“道歉信”，并立即给那栋教授楼开闸供电，教授楼顿时明亮起来，也有了水，欢声四起。

接下来，我又发现了一封来信，提出的问题也很典型，就拿给了主任。主任看完对我说：“小何，这件事也可以报道。还是你带着小陈去吧，她们的实习快结束了，你指导她写篇调查报告，她也就完成实习任务了。”

“好的。”

我带着小陈当天就乘车去了那个虐待孩子的郊区幼儿园。我俩在那待了两天，把保育人员对孩子非打即骂、长期给孩子吃腐败食物、从中大肆揩油等问题都一一查清后，我说：“小陈，调查报告和短评都由你来写怎么样？”

“那可不行，何老师，调查报告我可以先写个初稿，您再给改改。短评我可写不了，还是您来写吧。”

我知道她说的也是实情，就向主任做了汇报。在主任的支持下，我俩写的两篇稿件第三天就见报了。那所幼儿园也受到了严肃查处，我俩又根据社会反响做了几期后续报道。

后来，主任又拿给我一封读者来信，信里反映的是农村商品流通渠道梗塞、办理个体营业执照手续繁杂，一个农村老“货郎”因为办经营手续而被逼至死的问题。主任说：“这个事儿可能比较复杂，你再找个老同志一起去吧。”

“主任，您说找谁？”

“农村商品流通这块也就老楚熟一点，可是他现在去不了，他手里还有一件案子没查完。你问问赵勇或老杨、老孟她们谁能去？不熟悉也没关系，接触几次就熟了。”

那次采访回来不久，林子明就回国了。

他来找我那天是个礼拜天，我正在办公室写关于那个老货郎报道的短评。

“咚、咚、咚！”

听到熟悉的敲门声，我头也不抬地喊了一声：“请进！”

门轻轻地开了，我还照例写我的稿子，没看谁进来了。

好半天都没有声响，我以为一定是这屋里的人不想打扰我呢，因此也没去关注他。

“这么忙啊？”

“哦，马上就好。”

突然，我觉得这个声音不对，不是我们办公室的人。我边写边侧头看了一眼。我惊呆了，不由自主地放下笔，慢慢站身来：“子明？……”

“怎么，不认识我了？”

“真的是你吗？”

“你说呢？”

“呵，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都多少年不见了？你变了，变多了，都有点不像你了……不！还能看出你的模样，还是当年那样……”

“你看，说了半天，到底是像我还是不像我呀？”

他这样说着，还“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你胖了，壮实了，像中年人了，也像外国人了。只是、只是那一缕头发没变，还有眼神没变。”我认真地打量着他。

“你也变了，像个文人，也更淑女了。跟我想象的一样，你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这样的，总是那么专注、那么专业、那么神往……”

“又拿我开心！”

“我说的是真的！”他在打量我的同时还伸出两只手来。

我以为他要和我握手，就伸出右手。可是他却摇了摇头。

“no！按国外的习惯，我们能拥抱一下吗？”

“哦……”我答应着，却不知该怎么拥抱才好，脸热热的，毕竟没经历过呀！

“瞧你，拥抱都不会，在国外这可是习以为常的。”

他虽然这么说，却也脸红了，主动上前一步，两手放在我的双肩上轻轻拉了一下。我稍微迟疑了一下，然后双手按住他的双臂，把他放在一张椅子上。

“请坐！请坐！不好意思，我们办公室很乱……”我语无伦次地说着，心却慌慌的，只好去拿杯子给他倒水，可是热水瓶却是空的。

“今早忘打水了。你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他微微笑了一下，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他在想刚才的事情，因为我也在想这件事，我们都有点难为情。

我打水回来时，看见他坐到了我的椅子上正在看什么。

“看什么呢？这么专注。”

“你写的，这是什么？”

“哪个？”我把水端给他时看到他打开了我的笔记本。

“哦，那是一些没发表的东西，但是那些问题一直在我心里打转，于是我就把它们顺手写了下来，好几篇呢。”

“这篇挺有意思的，为什么不在报纸上发表？不真实吗？”

“当然不是，这一点我也是逐渐才弄明白的。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上报纸的，能在报上发表的毕竟是少数，是极具典型意义的少数，是用来举一反三、促进政策落实的。这篇是写一个来上访的女工反映的事，我把它写成了小小说。”

“哦，这是小说呀？”说着，他还念了起来：《光荣癖》。

……

我几次制止他“别念了”，可是他都没有听，一直念完。我只好看着他念下去，好像又回到了好多年前，看着那个在课堂上朗读课文的林子明。

“生活中这样的人多吗？”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文革’使很多人思维失常。”

“我明白你为什么把这件事记下来了。那，下面这篇《苦衷》呢？这种事儿不少吧？”

“没错。”

“那为什么也不在报纸上发表？”

“嗨，有些事情很难调查核实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上层领导下去吃、喝、拿、要这事儿，你想谁去调查呢？”

“也是，我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忙了，也明白你为什么多了那么多的思考，那思考当中还多了那么多的苦涩和无奈。”

“在这个岗位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都会很强。我来之后，基本上是马不停蹄地到处调查采访。大部分都是批评性报道，解决了问题，推动了相关方面的工作，名气大了一点，也获得了一些好新闻奖项。于是有人就点名道姓地专程来报社找我去采访，想让我解决他遇到的问题。他们只想让你帮着解决问题，并不关心事件典型不典型，也不知道同类型问题报纸只能报道一次，不能重复报道。但是记者必须上下兼顾，得全面考虑问题。可你又对读者解释不通，于是就有了很多的无奈。再加上‘文革’中乱象丛生，即使遇上一些很典型的问题，你也没办法。报纸的功能毕竟有限，何况一个记者呢？就比如这篇《苦衷》吧，这是一个熟人，他反映的也是一个真实的事儿，也很典型，可是，我们的报纸对这方面的事儿也无能为力呀。”

他打开《苦衷》，又念了起来。

念完后，他又像以前一样习惯地闭了一会儿眼睛。

我知道他在沉思、在品味，也就不打扰他，只把水杯往前挪了挪。这时，他慢慢睁开眼睛，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去读你这两篇没发表的作品，因为我想看看你的内心世界。现在我终于看到了，看到了你的全部生活和思想。不管你已发表还是没发表的作品，大的还是小的，都展示了你对这块土地的依恋和不舍，展示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本来我还想劝你也去国外的，去和我一起研究比较文学，去和我一起生活。你也知道，一方面这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另一方面我也一直担心这里沉重的思想和环境会使你不堪重负。可是，我又不敢对你直言，我怕你再也不理我。现在看来你是不能去了，我觉得你整个人和你的根，似乎都已深深扎在你的新闻土壤里了……”

“你说得对，这或许也可以算作是一种文化吧。”

“是的，这也是一种文化。”

“那就说说你吧，你的很多事情我都只是一知半解，当然只说那些你想说的。”

这时，他从背包里拿出两本书。

“这是我最近出版的书，我这个人、以及我的内心世界和我的工作都在这里了。一本是《我在欧洲》，另一本是《也谈比较文学》。没办法，是用英文写的，我知道你大学学的是日文，可是……”

“没关系，我能看到它们就很好了。等我学会了英文你一定送给我拜读啊！”

“那当然。”

说着，他翻开其中一本，那里有好多插图。

“是你拍的照片吗？”

“是的，你从照片上就能看到那个欧洲的我，能看到这十来年我所走过的道路。”

说着，他把椅子拉得离我近了一点，陪我一幅一幅翻阅书中的照片，并逐个给我讲解。

看着那些照片，听着他的讲解，他十年来的音容笑貌一下子全都涌现在我眼前，里面有不少还带有学生时期的影子。但是背景不一样了，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是一片充满现代文明土地。出现在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场景、那种氛围甚至楼房，看起来都既陌生又眼熟，与我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见到的没有两样。

“怎么样？看到我了吗？”

“是的……”

接着他又给我讲了一些他的生活细节，我十分感慨地听着，不住地点头，为他的艰难跋涉而感动。

“再说说这本书吧。”

他翻开了《也谈比较文学》，先后指着其中的两幅照片对我说：“这个是我最近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照片。记得之前你曾经写信问我的就是这一次，中国使馆文化参赞也有出席，你们报纸还刊登了一篇报道。这个是一次欧洲比较文学讨论会，我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反响还不错。”

“看来你对比较文学已经很有研究了。”

“no，严格说我介入比较文学还是受了你的影响。你知道的，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去了欧洲之后不由自主地就把两种文化放在了一个天秤上。而你读大学时写信说你很喜欢文艺理论，于是我就翻阅了一下相关的书籍，因此也就找到了突破的方向。”

“嗨，你夸大了我的作用。比较文学不就是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吗，其实你早就踏上了这条路，可能自己还没意识到。因为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对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感兴趣，现在研究的只是以文学为手段而已。我说的对吧？你去欧洲不就是想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诚的尊重和包容吗？”

“那倒是。不过，我在研究比较文学时，时常出现你的影子。不知为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是你在引导我。”

“哪哟，我来报社之后基本上放弃了对文艺理论的学习，虽然内心还很向往。有时候也想用文学手段去写一些新闻作品，比如人物通讯、新闻特写、札记等。也有过尝试，但是……”我本想说“有领导不喜欢”，却改口说道，“但是还不够成熟。而且我也只是写点边缘性作品，还不想涉足理论。”

“我是没法回头了。其实理论研究这条路也很有吸引力。起初我去欧洲时只是很向往那里的哲学，渐渐进入了文学领域。尤其是比较文学，它几乎把我所喜欢的学科都涉及到了，而我在这方面的起步已经很晚了。你想，欧美十九世纪就提出了比较文学，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中国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鲁迅、茅盾、郭沫若也都有研究。像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对此也做出过贡献。七十年代之后，比较文学在中国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比较文学究竟是什么？说法很多，然而我比较认同那种‘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的说法。虽然我还不能完全赞同这一说法的具体内容，因为它认为这是一种彼此之间的‘渗透’，认为比较文学是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研究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

说到这，他抬头看我是不是还在听。

“还好，你听得还挺认真。我以为你……”

“不会，我很想知道你的观点。不过，别急，喝点水再说。”

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大口。

“简单点说吧。其实，你也知道无论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文学理论或文艺思潮、流派之间，都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实际影响、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大家经常引用的例子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写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国诗人济慈的《希腊古瓮颂》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再比如日本的《源氏物语》与中国的《红楼梦》，中国的《西游记》与印度的一些经书，其中相似的描写太多了。这类例子真的是不胜枚举。这是什么？既不是抄袭，也不是模仿。因此有人就提出了‘影响’论，还有人提出了‘平行’论、‘跨学科’论等。有人对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说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垂直’、‘相切’等概念，我觉得这未免太牵强附会了。我这本书比较多地从人类特有的思维活动能力这一角度谈了一点看法。认为它是一种文学思考，一种哲学思考，一种生活思考，是人类独有而又彼此相通的一种思维模式，它完全可以跨越时空……”

这一大段话，他几乎一口气就说完了。

我知道他还有很多想法，也许还想听听我的见解，可是，他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马上转了个话题。

“不说这个了。我这次来很想知道关于你婚姻的一些情况，能告诉我吗？”

“当然。”

于是，我把那一段经历又对他大体说了一下。他听得很认真，一边听还一边轻轻地念叨着：“这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不该如此，你完全可以好一点的，可是……”

“算了，都过去了，我现在只想工作的事儿了，何况每天都很忙。”我不想和他更多地谈论我的事，主要是不想重新点燃他之前的情感。因此也马上改了话题：“还是说说你吧，你为什么从英国去了法国，最后却落脚在德国？”

“这事儿说起来话长。你也知道，我有个二妈……”

原来是通过他二妈在香港的关系先去了英国。后来又去了法国和德国，除了生活上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他在德国找到了适合他的工作和研究课题。至于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因为之前多少知道一点，我也就没再多问。他也知道我不赞成他的独身主义，至于他是否又改变了主意，我还想听他说一说。

可是，也许他在等我问，抑或有什么难言之隐？他几次说到这个话题却欲言又止。

墙上的挂钟打点了。

“哟，这么快就十二点了？”说着他迅速站起身来，“我还有很多话想和你说，可是没时间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中方给我们安排了接待午餐，我不好缺席的。”

“可我也有很多事想问你。”

“再找时间吧，走之前我争取再见你一次……”

他已经整理好背包，我也急忙站起来，与他握手告别。这回他乖乖地跟我握了手，只是他用了两只手，而且握了足有一分多钟。

“你不是来不及了吗？走吧，我出去送你。”

“好的……”

那之后，他只来过一次电话，说没时间过来了。而且那之后他也没再回国，我们依旧只是书信联系，只是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二）

不久，报社又创办了一个知识型杂志，刊名《北斗星》。一天，主编李大为来找我，说：“小何，想不想帮我办杂志？”

他的问话出乎我的意料：“办杂志？我没想过，也没办过。”

“我今天特意来找你就为这个。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

我不知道是部门推荐我，还是他自己挑选了我？于是我就把李大为来找我这事儿跟我们的主任说了。主任听了也很吃惊：“是吗？他看中你了？我说前几天他怎么总跟我打听你的情况。也难怪，《北斗星》这种思想性和知识性都较强的杂志不好办，选好人员太重要了。他还选了谁？”

“不知道，我没问。”

“哦，你是想征求我的意见？”

“我不知道该怎么答复他才好。”

“这还真把我难住了。按理说我是不想让你走。你在这工作很好，再分到你们这样基础好的大学生也不容易了。可是，留住你不放呢？我也不忍心耽误你的前途。怎么办才好呢……”

主任还真有点为难了，他不经意地挠着他那稀疏的头发，看着桌子，好半天没有抬头。

“算了，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办杂志。”我知道能遇到我们这么好的主任也不容易。

“别，先别说，让我好好想想，你也好好想想再答复他不迟。”

第二天主任来办公室对我说：“这样吧，小何，去不去还是你自己决定吧。”

“去哪？小何，又出差啊？”

“跟谁去？调查什么事儿？”

那一段时间，无论我去哪采访，杨大姐和赵编辑都想跟我一块去。因此，一听到主任这么说就同时问我。

“不是，你们不是都知道李大为要办杂志吗，他想要咱们的小何去帮他。”主任解释说。

“那可不行，小何，你可不能去。”

“主任，你不能放她走呀！”

“给李大为干活呀……”孟大姐话里有话地说。孟大姐因为年龄大，轻易不出门采访了，但对部门的事依然很热心。

“是这样，我昨天跟小何也说过了，我是不想放她走的。可是仔细想想，她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报社的部门又多，按理说走的部门越多受到的锻炼越大。我是支持年轻人多经受一些锻炼的。”主任进一步做了说明。

“那也得看看那个杂志谁来办了。”孟大姐又说。

“还是老孟说的对，得先看看再说。”杨大姐似乎对李大为也有点不认可。

“小何，你觉得那个杂志怎么样？”赵编辑问我。

“不知道，我没打听过。”

“嗨，依我看主任说的也有理。小何，你还是先问问再说吧。”赵编辑又说。

……

又议论了一会儿，大家都从关心我的角度给我出了好多主意。但是从大家的议论中，我也感到李大为似乎人缘不太好，挺势利的。我不明白没有根基的我为什么会被他看中？

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李大为又来找我了。

这次他站那不坐，几乎是透视一样地打量着我，语气里充满了信任和激情。看来他是真想把我从报纸工作中挖出来了。我不安地站了起来，有点动摇了。

他看了出来，脸上马上露出一种自信的笑容。不知为什么，看到他那笑容，我好像触电一样，有点不安。

“想好了，是吧？”

没容我回答，他便转身走了出去，也许是怕我说出“不”字？

又过了两天，他第三次来找我时什么也不说，更不催问什么，只是热切而又坚定地给我讲述他的办刊设想和种种计划。

也许是受到了他那情绪的感染，还有他那美好的构思，在我眼前那片空旷的原野上顿时竖起了似乎可以撑起天地的脚手架，周围绿草茵茵，山花烂漫。我只感觉到李大为的确很有魄力，加之我更喜欢文学，于是答应道：“明天吧，明天我就搬桌子过去。”

第二天我去《北斗星》编辑部报到时，李大为表现得非常兴奋：“太好了，小何，你来给我当助手，我就能忙活开了。要不我还真为难呢。”

据说为此他还特意去向读者来信部的主任道了谢。

可是，报社的人对此都有些吃惊。一天，原来和我一起住在圈楼的小魏来编辑部找我，担心地轻声问道：“小何，你想好了吗？你在报纸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来办杂志？现在可是个杂志丛生的年代，你怎么愿意攀着一个虚无飘渺的‘构想’奋斗呢？而且是跟随李大为！”

“说实话，新思想、新知识对我的吸引力可能更大一点，像《当代大学生》那种杂志多好啊！我想尝试办那样的杂志。”

“李大为能听你的吗？”

“好好跟他说，只要是好的东西，我想他不会不同意。”

“不过，你可得小心一点。据说李大为心计很多，而且他的目的可不在杂志上。”

我有点听不明白了：“那他还想干什么？”

“嗨，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你还是小心为妙，不行就早点撤出来。”

这时李大为进来了，他瞥了一眼小魏，说：“你也来帮我办杂志吗？”

“不，我是来看小何的。”临走她又说了一句，“你可不许欺负她！”

“嗨！这话咋说的，我……”

小魏不等李大为说完，抬脚就走了出去。她现在政教部当记者，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谁也不放在眼里。我俩住同一个宿舍半年多，她结婚后就搬走了，对我一直都很友好。

小魏刚走出去又回过头来示意我过去。我走近她问道：“怎么了？”

她见周围没人，就附在我耳边小声说道：“予平，你知道吗？圈楼那个‘守门人’就是李大为他妈！”

“真的吗？”

“千真万确！”说完她就走了，而我不敢相信似的还愣愣地站在那里。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回到办公室。李大为见我进去了，不高兴地轻声嘟囔道：“这些新来的大学生就爱说三道四。”

“李主任，你给我派活吧。要不要我帮你设置栏目？”我只好扭转话题。

“好哇，你先去资料室，把所有杂志都看看，列出一些可行的栏目给我。”

说实在的，现有的杂志中，哪些栏目好，哪些不好，我心里早就有数。何况，我还想设置一些特色栏目。尤其是由中山大学等几所全国知名大学轮流主办的《当代大学生》杂志，无论办刊宗旨、栏目设置，还是文章内容，分量都很重，十分打人，在当时全国首屈一指。正是受《当代大学生》等刊物的影响，我才想办杂志的，因此内心里也早就列出栏目了。

但是，为了尊重他，我还是例行公事地跑去资料室。小半天工夫我就拿给他一大份分门别类的栏目表。

李大为笑眯眯地接过我列的栏目表，吸着似乎总也吸不完的半支香烟。这时我才仔细看了一下他的面容：长瓜脸，虽然刚四十岁出头，可是皮肤却显得又粗又黑。中等个头，身材略瘦，长相还真有点像圈楼的那位老妇人，只是他的脸上长着一些凸凹不平的疙瘩。他的目光也过于幽深，好像用化学试剂也难以鉴定其中的成分。之前我曾觉得他的目光里自信满满，知道了那老妇人就是他妈之后，我还真有点后悔来跟他办杂志了，心里不免有点失落，但又没办法，只好努力做下去了。

他拿着我的栏目表从上到下扫了一遍，便轻轻地放在一摞纸里，什么也没说，又埋头写了起来。烟头已经烧到了手指头，他还往嘴里送。

“烧手了……”

“啊！呵呵……”他略微笑笑，目光像烛光样一闪，马上换了一支烟，又接着埋下头去。

我一时不知所措，若有所失地走到一边。

过了一会儿，他可能察觉到我无事可做，就又吩咐道：“你去行政科看看小刘的桌子做好没有？做好了就帮她搬过来。”

“好！我这就去。”

有活干就好，我最怕沉浸在沉闷的气氛里。

小刘来了。

“是我把你要来的。你是学建筑的，因为专业不对口谁都不愿意要你，来这可得好好干哪！”他头也不抬地对小刘说。

“那是。”

小刘有点无话可说，又找不到事情做，就出来进去地各屋乱串。

我本想问李大为用不用我来写“发刊词”，但又觉得这是办刊宗旨，他不会让别人写的。于是只好拿起清扫工具，把这间旧办公室的门窗及墙壁、角落都打扫了一遍。小刘回来后也动手帮我一起做。下班时，办公室已经焕然一新了。李大为抬头看了一下，说：“不错！不错！”

小刘家住市里，下班就回家了。

晚饭后，我又回到办公室时，看到桌上有一张字条：“抽空把‘采编流程’誊清给我。”我马上认真誊了一遍，放他桌上。

这时李大为来了，什么话也没讲，依然埋头写他的东西。

忽然，一缕烟雾飘到我眼前，他踱过来，把两页纸放我桌上，烟灰掉在纸上，他又拿起来抖掉，做得很细心。

“你先看看这些栏目，发刊词我一会儿写。”他依旧微笑着叼着半支烟。

我不敢再抬头去看他那似笑非笑的目光。因为纸上没有一个我列出的栏目，“那为什么还让我去查找刊物？”我不解地暗自想到。

“这刊物不是办给中青年人看吗？”我问。

“是啊。你看看还需要加些什么栏目？再拟出一些选题来，然后你就到外地去组稿。”

看来他根本就没有考虑我的意见，也不再用商量的语气，使我没法和他讨论。

我只好在他确定的“企业家”、“致富路”、“电大课堂”、“自学方法”、“读书文摘”、“他山之石”一类的栏目下设计选题。可是，我越想越觉得这类栏目太陈旧了，目前我们北方的读者最需要的是换换观念、换换思维模式。但是，我又不能和他硬拧着来，只能掺和一些我所留心的栏目和选题，想试试他的感觉。比如：“现代思潮”、“未来世界”、“生活美学”、“新人才观”、“港澳信息”、“高校新风”等栏目，以及我正想采写的选题：“美的设计者”、“侥幸的女博士”、“在希望中”、“黑龙江青年在深圳”等。

他看后笑了笑，似乎很大度。

“行！就这么定下来，你明后天动身吧。”

他的果断劲儿又使我有点兴奋，草草地准备了一下，就直飞广州。

我约稿的第一站就是中山大学，顺利找到了《今日大学生》当期的轮值编委黎扬。他正在中文系读博士，听说朋友介绍我来向他约稿，十分热情，马上拿出了准备刊登在当期《今日大学生》上面的一篇稿件。说：“这是我们本期要发的稿件，你看看行不行？如果行，我们手里这类选题还有一些，写完马上寄给你。放心办好你们的杂志吧，稿源没问题，我们会尽力支持的。”

我拿过稿件，刚看了几行就兴奋起来：“哦，太好了！‘中国在大跳跃，世界在大震荡，这是一个热力迸发的时代！挑战纷至，压力沓来，到处洒满希望！这令人思索，更令人振奋！试问：我们这一代青年，今日大学生，将以什么样的精神和行动来迎接呢？’”我不由得念出声来。

他看我这么喜欢，遇到知音一样也很高兴地说：“不着急，喝点水，慢慢看。”

“‘我们尊重历史，也珍视一切富有价值的传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开放自己，时时给社会带来创新，带来发展。我们将跨出斗室，跨出校门，跨出任何狭隘的空间，投身大千世界。让人们的思想轨迹在我们这一代来一个革命。……开拓、搏击、进取、创造，是我们这一代注定的使命……’太好了，我们如果能有这样的稿源，杂志也就上了档次。”

黎扬立即给我确定了几个题目，其中就有他正准备写的“批判思维——科学的灵魂”、“时间，一个难解之谜”，都是写现代思维的。还有介绍港澳新风的随笔“港澳青年学子”连载。接下来他又提供给我一份名单，上面都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也是《今日大学生》的撰稿人。

“你再去找找他们，如果都联系上了，怕你们还发不完呢。”

“没问题，我们不会辜负作者的。”我情不自禁地夸下了海口。

接下来，我几乎日夜兼程，二十多天之内马不停蹄地去了广州、深圳、汕头、厦门、上海、北京等七八个城市的十几所高校、青年群团组织，以及一些知名的报章杂志，约见了数十位作者，有交流，有启发，更有大量稿约。尤其是在上海，我见到了青年诗人曹明华，虽然她正在读大学，但已经小有名气。当她得知我特意来向她约稿之后，毫不吝啬地把她的一摞手稿拿给了我。

“这是我的新作，您都拿去吧。”

我打开手稿，一眼就看见了“外婆的肉皮馊泡饭”，诗风亲切、朴实，观念新奇，略带调皮和快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我十分珍惜地捧了回来。

我满怀激情地奔来奔去，甚至来不及欣赏那美丽的沿海风光。其间，耳濡目染越多，越觉得李大为设计的栏目过于陈腐，只想赶快回来好好和他谈谈，改变他。

我兴奋地往我的办公室走去。还没进屋就听李大为喊道：“都快点编稿，下期还等着用呢，等空闲下来再唠嗑。”

原来编辑部又增加了几个新来的大学生，有的在编稿，有的在搞文摘。还有两个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听了李大为的话有点不高兴，一个斜视了一眼李大为，另一个还在嘟囔。

见我回去了，李大为立即伸出大手有力地握着我，还大大地赞扬了我一番，眯缝着的眼睛闪闪发光，好像我立了功一样。

那几个大学生也都站起来和我握手。我一看，嗨，都认识，因为经常在食堂碰面，只是有的叫不上名字来。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就不用编这些领导讲话了。”小张说。

“就是就是。刚才我俩还说，你人没回来，可是你约的稿子就来了。那里有那么多好稿，咋还让我们编这些讲话稿呢？”小李也小声附和道。

哦，我明白刚才李大为为什么不高兴地申斥他们了。

我立即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可不是吗，约定的稿子已经陆续飞来了，厚厚的，堆在我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拟定的十几个题目基本上都寄来了。而且文章的思想文字水平都别具特色，其中有散文“交叉地带尽芳菲”，札记“今日厦门”，通讯“人到香江”，还有翻译稿“未来世界”，以及黎扬的两篇文章。

“真够意思！”我高兴地想，得马上给他们回信致谢。不，还是等第一期杂志印出来后一起寄给他们比较好。

我立即把这些稿子拿给李大为，说：“主任，这些就是这次出去约来的稿子。来了十五篇，要不要按栏目分给大伙儿编？还有二十六篇很快都能寄过来。我跟他们说好了，如果把咱们第一期杂志寄去，以后他们会根据咱们的栏目设置陆续给咱们写稿。如果咱们有拟定的选题，他们也可以按照咱们的要求写。”

“好，好。”接着，他一篇一篇地简单翻阅了一下，对几个大学生说，“小何没白跑这一趟。你们看，这些稿件多有分量，光这标题就很有吸引力，对提高我们杂志的档次肯定很有帮助，你们就放下心来好好在这干吧。”说着，他又把稿件都摞起来放到了他的桌角上，“不过，你们得先把手头的稿子编完再编这些。”

“面包会有的……”小李情不自禁地接了这么一句。

“得了，还是编领导讲话吧。”小张回应道。

中午当我走下楼去时，几个熟人拦住我问道：“哟，你上哪去了？你们李主任说你失踪了。”

我不禁一愣，刚才他那副高兴的样子还在眼前，不可能说出这种话呀。

“可能是开玩笑吧。”我毫不介意，只顾向他们介绍南方的巨大变化。

“听说你也要调到那边去，是吗？”又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没有的事儿，净瞎说。”我还是没放在心上，更没想到谁会有什么恶意。

晚上，李大为仍在办公室，头埋在一屋子的烟雾里，那副劳顿的样子，唤起了我深深的同情。听说他曾患绝症，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了，怎能这么操劳？

“还不回去？”我问他。

“哎，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

“家里不方便？”

“家里？两个孩子，一个要学习，一个要看电视，两个屋都让给他们了。”

据说，在机关房子最紧张的时候，编采人员中唯独他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是格外照顾。他妻子不久前又突然病故，对他打击很大，每天晚上来办公室，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南方怎么样，听说变化很大呀？”

他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还拉过一把椅子，让我过去坐。

我有些感动，于是就打开了话匣子。一边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外边的情况，一边把作者对我们栏目的意见、以及我个人的看法统统说给他听。

他叼着烟，似乎极用心地听着，那眼睛像照相机一样一闪一闪的，似乎把我的表情和语言都摄录了进去。

我拿过刚寄来三篇的稿子给他看，他一篇一篇地接过去，每接一次，都要碰我手一下，而且还略有停留。他是有意的，我感觉到了，心里不禁有点颤抖。

他一边看着稿子，一边表示赞许，还直夸我的意见对，这使我终于感到这一番辛苦有了价值。我想，只要能改变他，杂志的品位就能彻底改变了。

他可能知道我急于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便笑着对我说：“一切都会好的，只是眼下不能和总编辑抗衡，有些栏目还得照开。所以才找几个小青年在附近组了些稿子，凑合着编出了第一期。”

说这话时他叹着气，脸上颇有难色。

我不好再强调什么，只能表示愿意按他说的做。他很高兴，还断断续续地询问了一些我的家庭和个人情况，尤其关注我为什么一直独身。他说：“如果愿意谈，就谈谈。”

这是一个我从来都不愿意对别人谈起的话题，可是那天晚上却对他谈了，是为了感动他吗？不知道。

我简单翻阅了一下第一期，除了他本人写的两首诗歌“爱情啊爱情”和“鸟语花香”、一篇散文“理想——人生的能源”，还有一篇是介绍书画的，以及他说的那些“凑合”发的稿件外，省内一些部门领导的专访和署名稿件还真不少。就连他写的发刊词都是以省委宣传部领导的名义发表的。这样的杂志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看，怎么好寄给我约稿的那些作者呢？

我只好在感谢信中加了几句说明，说“敬请理解，下期内容会好起来”，连刊物一起寄给作者。

可是，提前编排出来的第二期目录起色仍旧不大。

“没办法，省里这些领导的文章必须发。不仅都是约稿，也是报社总编辑的意思。”李大为看穿了我们的心思，主动解释道。

我约来的那些稿件只上了一篇，我十分扫兴，但什么也没说。

晚饭后，李大为坐在他的位置上回头来对我说：“小何，不要急，你约的那些稿件以后慢慢发。第二期有你采写的‘放羊娃的思考’，你看到了吗？”

“没有吧？我看目录了。”

“那目录可以调整啊。你这篇稿子我也是刚看完，真不错。”说着，他还招手让我过去。

“小何，你看，你这篇人物特写一开头就很抓人：‘放羊娃，你在想什么？有人说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你却说，在人的思维领域，习惯有时也会变成可贵的动力。’文中你用的两个小标题‘一门儿心思’和‘二次攀登’，也与‘攀登之路’栏目完全吻合。内容又是世界顶尖的tnt染色体研究，既解决了人体细胞感染，又解决了北方水土污染问题，很有特色！”

“主任，您过奖了。”

这时，我闻到一股酒味，不由得往后躲了躲。他却抓住我的手说：“小何，我说的是真的。你再看这结尾，真是诗一样的语言！”我急忙把手抽出来，但却心跳不止。

而他并没在意，反而念出声来：“望着这位当初只会回答‘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四’的放羊娃，感慨之余，我不由得想到，你的论文可以用公斤来计量，那么，又该用什么来计量你脑海中的知识，还有你那敏捷的思考和博大情怀？……巴尔扎克说过：一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但是三年才能培养一个贵族。而你这个放羊娃自学成才却经历了三十年！三十年的血汗铺筑了一条放羊娃的成功之路。在这条不寻常的路上，理想是基础，勤奋是砂石，谦恭是油彩，实用是路标，而新的科技信息正是那一块块闪光的里程碑！”

念完之后，他放下稿子，又说道：“写得真好！所以这篇稿子一定要先上。好好干，给小青年带个头。”

兴许他说的是心里话，但也许是为了鼓励我。我想：看来他也不是不识货，可能有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理解万岁”吧。

那之后，无论他让我做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而且常常是超额完成任务。他让我编一篇稿，我往往是编出两篇。他让我负责六个栏目，我却把其他栏目的稿子也捎带着都给编出来。本来编好就行，我往往还要搞些“按语”、“编后”，或者换换标题、变变字号什么的。我想：我不能改变栏目设置和内容要求，但却可以把稿件处理得有声有色。

虽然这些额外的工作都是我在额外的时间里做的。可是，没想到这额外的部分却常常被他给作废，我渐渐感到他只需要我的忠诚。

我还用业余时间写了四篇介绍特区思想观念变化的稿子，他看后依然非常高兴，而且当着我的面签了字。

这样的信任叫我感动，可是这稿子过了许久都没有付排。因为是我自己写的稿子，再加上他那么忙，便不好意思催问。直到第三期大样儿都校完了，还不见那稿子，我只好找适当的时候问了他一下。

“对了，你怎么不早说？这一阵儿忙得焦头烂额，给忘了，我找找。”他在一摞一摞的稿纸堆里上下翻着，还翻看了几个抽屉，都没找到。给他添乱，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他仍然很沉着。

第三天，他把稿子拿给我，说：“没丢，放在家里了。上这一期来不及，下一期吧。”看他那重视的态度，叫我无话可说，反而为自己的认真而愧悔。

这段时间，他常常外出。不是参加什么会议，就是请有关部门的头头吃饭。一回来就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他们同意了，给咱们包销五千份。”

有销路，我们也都很高兴。可是，靠关系打通的销路也同时带来了“关系稿”问题。尤其这些关系部门的会议材料、领导讲话都得编发，肯定会影响期刊质量。

我对他谈了自己的担忧，他却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

那几个小青年却不像我这样认真，编完了稿子就上街，逛商店，看电影，只有李大为不在的时候才敢发发牢骚。

“有好稿老压着不发，谁还愿意看咱这刊物？”

“就是，老发领导讲话，干脆改名算了。”

“再不改革，我也不在这干了。”

“得了，快别说了，主任知道了又得批你。”

“没事儿，这会儿小刘不在。”

这些看法，我自然和他们相通，便也不由自主地掺和了进去。

“对那些部门的会议材料，干脆删狠点儿。”我说。

“那可不行，主任会再让你恢复的。”

……

不料，我们的议论很快就被李大为知道了。那天小张告诉我说：“小刘跟主任说是你挑的头儿，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呀。”

“不要紧，我正想就此事儿再跟主任谈谈呢，就怕他避而不谈。”

其实，李大为怎会不知道我的想法？只是不愿意就此事儿进行沟通而已。

一天晚上，他让我到办公室去一下。我以为他终于想谈谈期刊的内容设置了。不料，他却先兜了一个圈子，然后又说起了别的事儿。

“最近我也想通了，除了工作，我也得考虑一下个人的事儿。”

不知这是第几次了，每当我对办杂志产生动摇、或者意见和他相左的时候，他就从我最敏感的事儿上下手，然后又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似乎看我的反应。

“不过眼下忙不过来，所以我想让你帮我分担一下工作。”

可能是为了稳住我这个“骨干”吧？他给了我一顶“桂冠”：“你来当编辑组的组长吧，除了采编自己分担的栏目和稿件外，还要负责全部稿件的一审和校对。”

听他的意思，不过是多干点活而已，并没有发稿权。所以他又说：“目录你就不用管了，活儿太多了会把你累坏的。我编目录，看清样，签字，还有广告收支和签发稿费这类琐事儿也归我。”

虽然他只字未提我们议论的“改革”，可是他用一个“二传手”的头衔先把我的嘴给封住了。

全部文章由他编排目录，不合他意的就被排在目录之外了，理由是“字数超了，暂不发”。有时候，他把稿子撤了，字数又不够，他就让小青年编点小知识，说是配合文章需要。

每期他都把必发的会议材料交给小刘去编，而且由他注明编发多少字。

每一期都有他写的东西，至少两三篇。不过他写的诗歌，大家看了都笑而不语。

但是，我对去南方组来的那些稿件还是放心不下，经常找他争取多发一篇。

“不然以后就不好再跟人家约稿了。”我说，“像曹明华的诗歌，在上海很有读者，咱们哪怕只选发几首呢？”

“下期吧，这期没地方了。”

“嗨，他自己的诗歌还发不完呢，哪有地方发别人的？”小张悄悄对我说。

“我不知道他写诗，如果知道我就不约诗歌了。”我摇摇头，知道自己已经失信于曹明华了，无奈地回答了一句。

这样，我和他的接触日渐频繁了。虽然经常是他指示、我请示这么简单，有时候他笑笑，用含义幽深的眼光看看我。时间一长，我也不能对此继续“毫不在意”了。对他，虽然谈不上喜不喜欢的问题，单就愿不愿意考虑他，我心里也还是很纠结的。

他有魄力，也有一定才学，又勤劳，这是我所看重的。但是，他的内心比较复杂，让人看不透。一想到他的诡异、自私和爱耍手腕，我就不喜欢。这方面，他可不像林子明那么单纯。虽然比他好的以后也不容易遇到了，但是我仍然不想、或者说不想马上考虑他。这一点，他似乎也意识到了，因此对我也有些“若即若离”。

但是，我的忠实、勤恳和文字能力确实让他放心。有一天，他拿给我第六期的目录看，我的那四篇曾被他忘掉的稿子，他套上了一个大题目“特区年轻人”，下列四个小题，文字没有改动就签字了。

“可以让车间拣字了。”

看他如此精心处理，我很佩服。便有点难为情，坦诚地说：“写的不好就不要发了，最好能多发点组来的稿子。”

“哪儿的话，你写的才是必须发的稿子，思想好，文字也很生动啊！其他稿子尽量发，只要有机会，我都不会忘记。”

其实，我写的稿子不少人都爱看。那篇专访加拿大华裔教授叶嘉莹的“诚于中而形于外”，在报纸上刚一刊登出来，大伙就争先恐后地抢着读。连报社总编辑见了我都说：“不错！”当时李大为还惋惜地说：“要不是时效性问题，登在咱们自己的期刊上该多好！”

不料，第二天，总编辑就亲自来到我们办公室，说：“省委宣传部来电话，让我亲自过目特区的稿子。”

“听说总编辑指定要看的稿件，往往就发不出去了。”小李担心地对我耳语。

总编辑拿走稿件那天下午李大为回来了。我向他汇报后，他似乎很吃惊地问我：“宣传部怎么会知道？”接着又说道，“你等等，我去找总编辑。”

“不要去了吧！”我真的不想给他添麻烦。

“要去！”

至于他究竟是去为我说话，还是为他自己开脱责任，或者为了其他什么，当时我也没多想。只是觉得他对我会这样仗义执言，还真有点感动。

结果不出我们所料。

“只让发一半，这一半中的一些提法也得改一下。”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拿着稿子回来对我说。

我一看那些被指定必须改动的提法，心里马上就凉了：“算了吧。如果把这些都删掉，就没什么意思了。”

听了我的话，他侧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很奇怪，以前我没有见过。

“我只是为我的游记、为美丽的特区、更为特区那些先进的思想不被我们认可而难过。”

我虽然只是这么简单地解释了一句，但在内心，这件事儿却给了我沉重一击，使我有点无所适从。而且很快，我动笔写的以及一些组来的稿子，只要他不喜欢就被以“总编辑通不过”而搁浅了。

当时，我没想到他会害怕有人超过他，更没有想到这里还有他的“眼线”，反而对他的苦衷而备感理解。

年终，开始选先进了，可是正赶上家里有事儿需要我回去一趟。我向他请假，他沉吟了一会儿，说：“等一两天再回去吧。”

“这里有什么急事儿吗？”我不解地问道。

“啊……”他支支吾吾地，“这里有一篇省领导的文章，你来编一下。”

“这不都是由小刘来编的吗？”

“那……你乘晚上的车走吧，先帮着看一下。”他毫无理由地给我下了命令。

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午不能走？

中午临下班时，报社机关党委有人找我，说：“下午你们部门选劳模，李主任能这样干很不容易，你们是不是应该选他？”

“当然，我这毫无疑问。”

“不是你，有人可能要反对，到时候你要坚持，要支持他！”

下午上班时，我们编辑部的人都来了。

会议一开始，李大为借来的美编小王玩世不恭地说：“你们选吧，主任命令我下班前必须把插图画出来，你们选谁我都同意。”

还是小李先开口：“我选何予平。”

“我也选何予平。”小张和小李好像约好了似的同时选我。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必须参加这次会议，原来是要我带头选李大为。

为了快点结束会议，我站起来一脸正色地提了李大为，并认真地说了一大堆理由。还没等我把理由讲完，小刘就接了过去：“我也同意，在‘二领导’提、提名之前我就想说了，只是理由还没、没想全……”

小刘有点口吃，不过今天说得还算不错。她从来不叫我的名字，总把我叫作“二领导”。她似乎对谁都有成见，部里嘴尖舌快、总爱趴在主任身边说悄悄话的也只有她。

李大为找来干编务的一个临时工也同意李大为。

李大为自己虽然推辞了半天，但却没有提出别人的名字。三比二，李大为当劳模就被通过了。

我从家回来不久，李大为就被逐级拔高，不仅是报社劳模，而且成了省劳模、省优秀党员、一等功荣立者。省委机关小报还报道了他的事迹。主要两条：一是身患绝症还顽强工作；二是丧妻不丧志，一个人历尽艰辛创办刊物，是个开拓者。

“真是因祸得福呀……”人们议论纷纷，话里有话。

就在这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李大为竟主动开会讨论改刊，还让我第一个发言。

我一看他变了，真高兴，无意中竟对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我说：“虽然千辛万苦地出版了十二期，本身就是成绩。可是这十二期里很多稿子质量很低，相对而言，这成绩里含着很大的浪费。”

我的话赢得了小李、小张甚至小王的喝彩，他们还对我提出的方案兴致勃勃地做了一番补充，我们简直又干劲儿十足了。

李大为对我们的一些提法虽然说要“辩证地看”，可还是把我们的提议交给了总编辑，并基本上被批准了。

可是，李大为自己的劲头儿却不那么足了。

“我太保守了，跟不上你们，栏目和改刊词都由你来做吧。”他第一次那么低调地对我说。

我做了，而且把以前积压的一些很有思想活力的稿件都列进了栏目，也陆续编发出去了。其中就有“思维的逻辑与创造”、“建立大十字知识坐标”、“当代美国青年企业巨头”、“美国大老板的特性”、“敢于战胜自己弱点的人”、“深圳大学的人才观”等十几篇好文章。

从那开始，李大为也不再联系省里那些领导部门，反而心甘情愿地四处采访，而且专写大块头的报告文学了。当然，依旧是每期发两首诗，外加一篇散文，有时还写一篇推介性的文章。小青年都以为他只是想多拿点稿费呢，却没料到他还有更大的意图在其中。

他除了精心写的“大块头”之外，其他全换用笔名“大尉”或“大卫”。大家议论说：“他为啥用笔名？因为文采不足。”

“那太正常了，换了我也不署自己的名字。”

我们第一年的合订本刚出来不几天，小魏在食堂见到我时略带嘲弄的语气问道：“予平，你们每期都有‘大尉’的‘卷首语’、‘随想录’、‘诗歌’。这个‘大尉’何许人也？”

“我们主任呀。”

“哦，幸亏只是一个‘大尉’，而不是‘大将’！写的那都是什么呀：‘哦，时间’、‘哦，鸟儿’、‘哦，爱情’、‘哦，蜜蜂’……有没有蚂蚁、蜘蛛啊？”

“呵！呵！呵！……”邻座吃饭的人听了都大笑起来。

“简直是无病呻吟！”小魏仍旧不放过这个话题。我只好解释道：“嗨，也是一种有感而发吧。”

“是为了稿酬吧？听说他自己给自己定稿酬？再说，每期都有他的好几幅照片，随便照两个剧照就发表，‘近水楼台！’不是为了稿酬是什么……”

其实，李大为在我们面前也想补足自己的短腿。每当我买回新书，他总是笑眯眯地拿起来翻阅一番，或者先拿回去看了再还我。

我很高兴他愿意看书，因此每次买回书来都先拿给他看。有一次他拿起我买的《西方美术史话》还对我说：“这书我也买了一本，就是有点贵。”接着又补充道，“以后你别再买这么贵的书了，我们有一本就行。”

什么叫“我们有一本就行”？他又一语双关，我打心里不喜欢这种诡异的游戏。

我想：你不就是想让我多干点活，多替你承担点责任，好让你腾出时间来写作、看书吗？大可不必用这种方法笼络我，只要工作需要，我都会竭尽全力的。

可是，接下来我又责怪自己想得太多了，也许人家根本就没那么复杂。却不料，他并不在意我怎么想。我到底还是太单纯了，而他远比我想的还要复杂。

终于有一天，一位老同志来给我和他牵红线。当时这位老同志有些吞吞吐吐：“小何，你年龄也不小了，身边有合适的就考虑一下吧，可别光顾着工作耽误了自己的大事儿啊。”

“谢谢您，我会记着您的话。”

“你看……你可别怪我多嘴，眼下不就有一个吗？”

“您是说……”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哪。你又了解他，说不定他也愿意呢……”

后来才知道是他让这位老同志先试探一下我的想法，这就证明了我的感觉没有错。可是一想到我们圈楼那个守门的老妇人就是他妈时，他对自己的母亲都这么冷漠，我就不寒而栗。

“先谢谢您，让我想想再说行吗？”

“想好了可告诉我呀！”

这之后，每天早晨上班一见面，彼此笑笑，心照不宣。可是，他始终没有对我直言。而我也不再去想这个问题了。

他依旧很忙，不仅忙他每天都忙的那些事情，而且南方寄给他的私人信件也多了起来。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忙于看信、回信，经常把自己正忙着的事情推辞掉。

起初我们以为他在约稿呢，还担心他这样会太累了。可是，他却满脸笑容地说：“小事一桩！”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人说：“李大为病情复发，急需到外地做手术。”

我十分吃惊，本想关心一下，但他却似乎故意冷淡了我。临行前一天，我迟疑着问他：“几点钟去机场，用不用去送你？”

“谢谢，不用了。”语气里充满了客气。我们预感到他病情严重，便不好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和同事们去他家时，他已经走了。他这样悄悄离去，反倒更令人不安。

他刚走，报社就派来一位新领导，把他的工作接了过去。而且盘问了以前稿费和广告收支的账目情况，这些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我答不上来。不过给我的感觉是，好像我们期刊不仅工作没做好，而且还有什么过失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他奇怪地问我：“你们的活儿不都是李主任干的吗？还说你心不在这，一直联系要调往深圳？”

“谁说的？”

“说你出去组稿的时候联系的？没办成还闹了情绪，李主任还为你捏了一把汗。”

“胡说呢，既是我自己的事儿，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看来李大为为了抬高自己，利用我之余、背后却又把我说得一无是处。

我决心弄弄清楚。狐疑中我又想起了那组“特区年轻人”的稿子。省委宣传部有我一个同学，我找到了他。他略微想了一下，马上说：“哦，这事儿我好像听说过，说你们编辑部的青年人思想都有点偏激，去深圳组回来的稿件太开放了，怕对本省青年人产生不好影响。有一次开会，你们编辑部负责人还让我们帮着把把关……”

我大吃一惊！果真是李大为在做手脚，他会这样做，太让我意外了。

我决心找总编辑谈谈，如果真是这样，我就离开这杂志。

但是，听说总编辑太忙，往往顾不了许多小事儿，只要报纸刊物正常出版就行了。

因此，当我找到总编辑说明来意后，总编辑笑呵呵地说：“期刊能正常出版，说明你们都在工作。当主任的多干一些，多负一些责任，也是正常的。你也没少写文章，写得都很好，我们都看见了。我们也正想让你离开杂志哪。面临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报道是报纸的重头戏。经济编辑部很想要几个成熟一点的采编人员，他们提到你。不过，听说你们期刊的小金库还有点问题，李大为不在，你先盯着点，等他回来了你再离开。”

“小金库和我一点边儿都不沾。”

“这我知道。”

又过了几天，小魏突然对我说：“你快离开杂志吧，听说办到年底就停刊了？”

“为什么是办到年底？”

“都征订到年底了呀，总不能给读者退款吧！”

不过，这些事儿还真把我弄晕了，我无法相信李大为会那么卑劣。

我做人做事的诚挚受到了打击，好几天我都不能专心致志地坐那编稿。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理解我对他早日康复的那份祝福？

其实，用不着我祝福。

两个月后，李大为就健康地回来了。据说他住院手术只用了半个月，有未婚妻陪伴他。尽管这已经是第三次手术了，但手术意外地成功。

但是，也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曾手术，只是例行复查而已，不仅去了上海，还去了广州。

也有人说他没患上绝症，“患绝症”只是他用来要住房、讲条件的筹码。

那天，只见他满面春风，黑洞洞的眼睛里简直鲜花怒放。

回来不几天，他就补办了婚礼。女方就是他之前忙于通信的特区一个杂志社编辑。原来之前他们就计划好了，这不过是一次蜜月旅行！

最出人预料的是：他凭在这办杂志的资历和作品已取得去那个特区主办期刊的聘书！那里还给他三室一厅的住房，又可以举家南迁！真是一举数得。只不过他仍旧把老母亲留在了那栋破旧的圈楼里，他从报社弄到手的那套住房也交给了他的亲戚，据说这里也有交易。

新婚喜筵，报社部主任以上领导都被他请去了，至于他私底下还做了什么工作不得而知。反正，小金库之类的问题从此也就偃旗息鼓，再没人追究了。

看来，他每走一步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不过能走得这样成功，也不能不令人叫绝！

一时间，他再次成为报社最令人关注的人物，对他的先进、疾病之类的议论不断冒出来。看来，他虽然得到了许多，但却失去了人心。然而，“人心”对他来说已无所谓，反正要走了。

见到他那天，他竟毫无愧色地给我一把喜糖，我接过来又扔给了几个小青年。

“我这还有给他们的。”他又抓出一把糖放在桌子上，说，“都来吃糖啊！”

他十分狡猾地放下糖，借着“给别人送糖”的由头急忙抽身离去。

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间他曾经费尽心机的办公室，离开了曾经忘我追随他办刊的青年人。

他的走，我们不知道究竟得到了什么、还是失去了什么。望着他那匆匆来去的背影，大家只是“哈哈！”一笑，竟然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走之后，办公室基本上没人来加夜班了。或许因为只需坚持到年底，大家都没有长远打算了。因此，一到晚上，小青年回家的回家、约会的约会去了，往往只剩我一个人还照例坐在办公室里。那天，我也接到通知：下周就可以去经济编辑部工作了。

因为在办公室里忙活惯了，一旦闲下来，反倒空落落的。于是我又拿出《一生的读书计划》这本书，把最后一个章节读完了。

这本书的作者费迪曼教授，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是著名的报人和专栏作家。他的思想和文字都漂亮极了，因此这本书极具吸引力。大学刚毕业时我曾借阅过内部刊印本，公开发行后我才买到手，不禁十分珍惜。

合上书，内心波澜起伏。书中提到了乔伊思，说“乔伊思划时代作品中所有的新技巧，都必须先去发现、抽离。他的新技巧很复杂，包括内在独白、意识流、讽刺诗文”，等等。又说“一般作家都以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或思想来满足读者，乔伊思却把书中人物的游动，梦幻般的无形之流都一股脑推给读者”。这使我想到了林子明，我俩对乔伊思曾有过争论，也涉及读书方法问题，但却没得出结果。这本书对我们的争论很有启发，一时又找不到知音，于是我拿起笔，决定把这本书推荐给林子明，看他怎么说。

我写道：“像做解剖手术一样，费迪曼从关键部位入手，使乔伊思作品中所有隐秘的、模糊的和难解的都被明朗化了。费迪曼深入讲解了读书方法的重要性，说‘像自然科学家进攻新领域、进攻宇宙间和微粒子世界一样，文学家、哲学家也要以新的姿态、新的方法、新的武器进攻那些大名人尚未开垦的土地’。‘因为那里有一曲曲动人的艺术旋律，一道道醒目的艺术光电，一声声给人启迪的艺术号子’。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不以新的姿态和方法去进攻，那么这艺术的圣殿便不会让你轻易涉足。而费迪曼正是以这样的姿态和方法，在饱尝书山的跋涉之苦后，才敢于轻松地品评诸多艺术巨著，并以《一生的读书计划》介绍给读者，他的独到见解在书中随处可见，可贵极了，令人感叹不已。

“你我都读过卢梭的《忏悔录》。记得咱们都一致推崇卢梭的坦率和真诚，认为这种深刻的自我剖析应该是文学的创作主题，而坚决反对那种以‘非绅士派’、‘下等文人’等虚妄之词来诋毁卢梭的假道学态度。但是我们的看法还仅仅是一种直觉，至于卢梭究竟是怎样以丑恶来显示美、追求美、塑造美，甚至使丑恶本身也被升华为艺术之美的和谐感，并没有真正体会到。看了费迪曼那中肯的品评，那富于思辨的深刻分析，我突然感到卢梭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人坦诚，而且还在于他能以艺术家的情怀来赞美人类在生存竞争中所做的一切，这里‘没落’也是一种伟大。而发现这种伟大的正是费迪曼！正是费迪曼那看似矛盾而又对立统一的评论，把卢梭内在的伟大揭示给读者。

“我们平时所缺少的不正是这种思辨精神吗？我们虽然读了一些书，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还是被那几千年的文化珍馐束之高阁了。这个‘计划’将促使这些美味尽快溶于我们的血液之中，使书架上的书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同意我的意见，不同意也没关系，来信谈谈。”

写下这封信，把心里的话都倾诉出来，我才觉得自己又重新充实了。

夜深了，我慢慢走回宿舍，走到房门口。当我掏钥匙准备开门时，突然想起怎么没看见那位老妇人？我又回头仔细看了看，楼洞口真的没有人。“难道李主任会把妈妈也带走吗？那可不错。”我第一次为老妇人感到些许欣慰。

不料，第二天早上，老妇人又照例站在了圈楼的楼洞口。而且，面色发黄，风吹起她那稀疏花白的头发，飘呀飘的，似乎更加苍老了。飘起来的头发挡住了她的视线，她还颤巍巍地伸出手往头顶上捋了捋。可是她不知道，风也吹走了她儿子的下班时间，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在这见到她儿子下班的身影了。幸好她已经无法弄清楚这一点，否则，她该多么悲哀！

嗨！为了名利和地位，连给予了自己生命的老母亲都可以弃之不顾，还有什么不能舍弃！人哪……怎样才能知足？我想。

上班后，我拿着《一生的读书计划》给小魏送去，被新来的主任看到了，他喊道：“小何，你手里的那本书能给我看一下吗？”

“当然。”

“这可是一本好书，你看完了吗？”

“昨晚刚看完，小魏要看，我正要给她送去。要不，你先拿去看？”

“我怕没时间看书。不过，我倒想请你给咱们杂志写一篇推介它的文章。”

我想了一下，马上回答道：“也行，啥时候要？”

“当然越快越好，眼下就没稿了，争取这一期就上。”

（三）

经济编辑部是省报重要部门之一，分工交、农林和财贸三大块。我被分到财贸组，因为编辑老王要去记者站了，而小梁又要带孩子去澳洲为夫人伴读，我就接替了他俩的工作。那天经济部还特意在办公室举办了迎来送往聚餐会。

“请各位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

吴主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大声喊道。他的个头有点矮，喊话声被嘈杂的说笑声淹没了。

“小万，你来喊两嗓子。”

小万是这个部门的副主任，比吴主任年轻几岁，块头却比吴主任高大。

“静一静了，大家都静一静！送别的话一会儿再说，先请吴主任讲几句。”

万主任一边喊一边用力拍着巴掌，我们几个切完黄瓜和红肠、正在拌凉菜的年轻人则敲起了菜板，屋里这才安静下来。

“迎来送往，人之常情。今天，咱们一是为王编辑和小梁送行，他俩没少为咱们做贡献，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可是又不能阻挡王编辑的前途，他也在报社干好多年了，直到今天才弄上个副处，不容易，祝贺他。”

“呱呱呱……”大家喜笑颜开地冲着王编辑鼓掌。

“还有小梁，大学毕业来这也快四年了，一个人带孩子当爹又当妈的，一年才与媳妇鹊桥相会一把，更不容易。他工作上没的说，干啥像啥，谁也舍不得他走。可是，咱不能不让人家小夫妻团聚呀！”

“呵呵呵！”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又是掌声。

“二是欢迎新编辑小何，她叫何予平，大家都认识她，她写过不少好文章。现在面临经济体制改革，财贸又是重头戏，今后的采编任务会很重。咱这走俩才来一个，这还是我和万主任一起去争取来的。人员不足怎么办？今天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鼓鼓劲儿。小何呢，虽然没搞过经济报道，但毕竟也来报社四五年了。她年轻，有才气，又能干，暂时一顶俩，采编合一。好在总编辑答应今年分来大学生时再给咱们两个。先表示欢迎吧。”

大家跟着吴主任一起鼓掌。

“好了，更多的话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千言万语都放在这杯酒里。来，大家都举起手中杯，干了！”

吴主任嗓门不高，但说话却很有分量，就像他敦实的身体一样。

他话音刚落，二三十人的屋里一下子又热闹起来。敬酒的、碰杯的、聊天的，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我也加入了他们当中，虽然都不太熟，但似乎也都见过。

“小何，你过来一下。”七九级大学生关琳拉着我的衣角说。

我跟着她来到一位老编辑面前。

“小何，这位就是文述中老师，你不是跟我打听过她吗？文老师可是财贸组的老编辑了，人又好，经验又丰富，以后你跟她学就行。”

“文老师，您好！”我赶忙跟她握手。

“听小关说的，我哪有那么好？还得多向你们年轻人学习。”文述中十分温和地冲我笑了笑。

接下来，小关又带我认识了财贸组的组长黄胜文等几位老编辑。他们话虽不多，但是对我既客气又友好，顿时化解了我的陌生之感。

餐后，吴主任打发两个年轻的男记者帮我把桌椅搬到了财贸编辑室，组长黄胜文指着另一张桌子上的一堆稿件对我说：“小何，这些都是关于个体经营活动的稿件，抽空看看，能编消息的就编发消息，需要进一步采访的你就安排时间去采访，稿件弄好了交给我就行。个体经济目前还在起步阶段，涉及的部门和问题都比较多，你先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吧。”

“好的。”

那天晚上我就把那些稿件都翻阅了一遍，好像没有值得编发的消息，不是分量不够，就是问题表述不清。怎么办？回到宿舍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第二天，我又去资料室查阅了以前的个体经济报道，同时还找来了《个体经济政策汇编》，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根据相关政策，从来稿里梳理出十几个问题，觉得需要进一步了解。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我先对邻桌的老编辑文述中小声说了一遍。她听后很认真地对我说：“很好啊，这些都是当前困扰个体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前些日子部里开会时，老王和小梁他俩也提出来讨论过，可惜他俩都走了。”说到这，她略微想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再跟黄胜文说一下，他如果同意了，你就去采访。”

于是我又向黄组长汇报了一遍，之后问道：“我可以去省工商局和个体劳动者协会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吗？”

“去吧，去吧，吴主任也要求咱们尽快把个体经济报道搞上去。”

我接连去了好几次，把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理理清楚。也就是那几次采访，使我认识了很多人，打通了信息渠道，得到了他们的长期配合与支持。

那天，当我与工商局个体处谈完之后，又去了个体劳动者协会，他们还把我引荐给局长，第二天又约局长谈了一上午。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我又分别进行了采访。

三四天后，我向组长汇报了自己的采访情况，同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黄老师，我想在咱们的报纸上开办一个专栏，就叫‘个体劳动者之家’。”

黄组长听我这么说，吃惊地抬头看着我，没有吱声。于是，我又继续说道：“每周一期，每期可以编发四五篇稿件，一千多字。”

“那得占多大版面呀？咱们经济部可不光搞个体经济报道啊？”

“我知道。只是一周一期，集中报道。这样，既可以把主要问题提出来，又可以分门别类地进行报道，比零零散散地发稿有分量。据说现在我省个体经济发展滞后已经牵扯到……”

“我这还挺忙，你能简单一点说吗？”

“好的。比如对一些政策的解读，像个体户入党、过组织生活，以及如何办经营手续、还有纳税问题，等等，有了专栏就能逐步深入地报道。形式上也可以把消息、来信、问答、评论等结合起来，字数上不拘长短。”

看他还在听着，我喘了一口气，急忙小结道：“这样，无论是对政府主管部门，还是个体经营者本人，都会有帮助，对读者也有吸引力。”

“那也不能只用专栏来报道个体经济呀！”

“我知道。我想有些重大问题，比如政府的重大举措、个体经济发展形势，还有一些典型，还可以消息、综述、专访形式进行单独报道。我现在已经拟出了几个选题，等您有时间了，我再细说。”

“好啊，小何这想法很有新意呀……”文述中老师可能看出黄组长不够积极吧，就表态支持，黄组长不好再反驳了，淡淡地说道：“这可得好好商量一下。再说，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黄组长头也不抬，边说边用蘸了红墨水的毛笔在一篇稿子上连续涂掉了四五行文字。这才放下笔，回头说道：“这稿子也不知道咋编的，净废话，我还得再给他编一遍，真耽误工夫！”

“是啊，胜文很忙。小何，你也别着急，等胜文有时间了，一定会跟吴主任说的。”文老师很策略地接过了黄组长的话，虽然不紧不慢，但却一语中的。她略微停了一下之后，又给了一把力，“对了，老黄，你也不妨把吴主任找来直接听小何说一说，省得你再耽误工夫去费口舌了。”

听文老师这么说，我很高兴，也很感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黄组长为什么这么低调。

“也好，我去看看吴主任在不在。”黄组长可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竟然答应了。

他出去后，文老师小声对我说：“吴主任如果来了，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包括你拟的选题。”

“您觉得还行吗？”

“很好啊。”

“谢谢文老师！”

“不用客气，好好干！我们还有两三年就退休了，以后就靠你们了。”

我知道她说的“我们”包括武俊雅、喻析之等几位老记者，都是当年随丈夫下放到北方的才女，又经历了“文革”十几年，把她们整个人生都给吞噬了。可是她们不仅斗志不减，而且依旧才情满怀。很多记者的稿件经过她们修改，马上就换了一副样子，变成好稿。

记得报社内部简报“稿评”曾刊载过文老师改过的一篇稿件，那是一个年轻记者写的，报道的重点都被埋没在一些细节中，平平淡淡，完全可以不发。可是，文老师为了鼓励年轻人，硬是下功夫重新写了一遍，并且加了几句非常提神儿的“按语”，使那篇报道顿时别开生面，既深刻，又精练，见报后还被评为好新闻。

她们这几位老编辑还经常在文艺副刊上发表散文，直抒胸意。武俊雅老师的那篇“我看着女儿长”，我和小魏都一直珍藏着，对她们真的是敬重多于惋惜。

第一次受到文老师这样的关怀，我不禁十分感动。正在这时，文老师对我说：“吴主任来了。”

吴主任一边往我们办公室走、一边对身边的黄组长说道：“是吗，你这意见就挺好，把选题和专栏结合起来报道个体经济，这方面的宣传也就全面了。”

“哦，哦……”只见黄组长站在门边儿，侧身让吴主任先进来。又说：“哦，您再听听小何的。”

“好吧，小何，听老黄说你们都商量好了，具体怎么做，你再说给我听听。”

“好的。”虽然黄组长把这说成了是他的想法，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他和主任都同意了。于是，我就详细汇报了对专栏的设想，并拿出了我编好的第一期专栏的五篇稿件。我说：“有‘致读者’、‘李淑芳专营中老年服装’、‘城南个体工业发展面临三难’、‘零比四万说明了什么’及其‘编者按’，共计一千五百多字。”

我把稿件放在桌上，黄组长一篇篇拿起来，又一一交到吴主任手里。

“哦，题目不错。有经验、有政策、有问题，也有言论，结构合理。篇幅大小也适当。不错不错。”

吴主任认真看完后，我又把挑选出来、但还没来得及编辑的稿件拿出来，说：“这样安排如果行的话，我还按照这一思路准备了下两期的稿件，到时候再有好稿可以随时更换。这些题目是：‘个体工商业者技术等级考评办法出台’、‘个体经济发展调查：关键在于扶持’、‘裕兴镇个体协会为个体户排忧解难’、‘佳林市政府转变观念促个体经济发展’、‘临安市个体户已近三千’、‘前进区个体户办业余文工团’、‘省城个体体育幼儿园受欢迎’、‘打柴妞走进大市场’等十一篇。”

“哦！”吴主任接过稿件简单翻阅了一下，问黄组长：“胜文，这些稿子你看了吗？”

“哦，没有，我还没来得及……”

“看这些题目倒挺有意思，涉及面也挺广，不妨让胜文先看看……”

“要不，等第一期发出去看看反映再说？”

“也行。”吴主任说。

他们的不果断，使我又有点犹豫了，那些拟定的选题不知该不该说？

“还有别的吗？如果没有就先办办看吧。小何刚来就能提出这样的设想，的确不错，应该支持……”

吴主任说着站起身来要走，这时，正在旁边处理稿件的文老师转过头来说道：“小何，你不是还拟了几个选题吗？主任来了，一块说说呗。”

“是吗？还有选题呢？说说，都说一说。”吴主任又坐下了。

“不好意思，因为还没来得及向黄组长汇报，也不知行不行。”说着，我停了一下，想看他们怎么说。

“那你就说说吧。”黄组长同意了。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初步拟定了几个选题：一个是‘省城个体工商户为何连连废业’，二是‘三乱歪风影响了个体经济发展’，三是‘私营经济起伏大，若干政策待落实’。另外，有些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听说省政府马上要放宽个体经济发展政策，如果也能报道，到时候我再汇报。”

“好啊，这几个题目都不错。”吴主任高兴地说，“一个是提出了问题，第二个找出了部分原因，接下来又从政策角度提出了意见。挺好，胜文，你说呢？还有文老师，你也谈谈看法。”紧接着，吴主任又对我说道，“文老师虽然不是主任，可也是老记者了，水平比我这主任高，经验丰富，以后可以多向文老师请教。”

“吴主任抬举我了，还是听主任和胜文的，你们考虑问题毕竟全面啊。”

“我是责无旁贷，不过这个专栏一办起来，我这可就更忙了。”黄组长说。

“这我知道，这个专栏暂时由胜文负责一审，以后有条件时再调整吧。现在大伙儿可能都得忙活着点，要不咋向总编辑交差啊！”

这时，我们屋的小郑和小马采访回来了，见主任在我们屋里正说着什么，刚想转身出去。吴主任喊道：“哎，你俩别走，我正要找你俩谈谈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情况，现在就到我那屋去说说吧。”

……

五天后，第一期“个体劳动者之家”专栏就与读者见面了，固定在第二版即我们部负责的经济版上，每期千余字。同一天，本报第一版还刊登了我写的第一个选题“记者调查：省城个体工商户为何连连废业”。

我拿着报纸大体看了一下，改动不大，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但还是很想听听同事们的想法。

“还不错，小何，别忘了给个体协会打个电话，看他们怎么说。”文老师提醒我。

“好的，谢谢您。我这就打，估计他们已经看到报纸了。”

可惜，我接连挂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听。

“是不是开大会呢，怎么一直没人？”我无奈地放下电话。

不大工夫，走廊楼梯那传来了对话声。

“请问经济部吴主任在吗？”

“啊，我就姓吴。你们是……？”

“这是我们的名片。”

“啊，省工商局……请进！快请进！”

又过了一会儿，副主任老万过来喊黄组长和我：“胜文和小何你俩来一下。”

“好的。”

我们两个办公室的门斜对着，两步就到了。我在门口往里一看，没想到：省工商局孙处长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的邓主任一起来了。

“何记者好！”

“你们好！这位是我们黄组长。”

“啊，黄组长好！”

“不客气。”

“都坐下说话吧。”万副主任说着，回头一看屋里没有空闲的椅子了，就对我说，“小何，去把你的椅子拿来。”

我忐忑不安地回去搬椅子，以为我的报道出了什么问题。

“没什么事吧？”文老师也担心地问我。

“还不知道呢。”

我放下椅子，又给他们倒了杯热水。

“小何，你也坐下听听。工商局的领导特意派他俩来感谢我们……”

“那是啊。我们张局长今早一看到报纸，可高兴了，派我俩专程前来致谢。省报给个体经济拿出这么大版面，可见党报真是高度重视。眼下正是个体经发展的紧要关头，省报帮了大忙，一定会推动个体经济健康发展……”孙处长说完，邓主任又补充道：“是啊，你们的报道不仅使个体经营者充满信心，也给我们鼓了劲儿，还会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可比我们内部文件的力量大多了。”

“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吴主任，我刚才说的可都是我们张局长的原话。”

“我相信，局长还让你们专程跑一趟，回去替我谢谢他。也好，你们既然来了，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何编辑也在这，以后你们就和她多联系。”

“那是一定。‘要求’我们可不敢说了，这就不错了，我们不能得寸进尺。张局长还说，以后需要我们做的，请一定告诉我们，我们会全力配合。”

当时，工商局还说到了我去采访的事儿，说我如何廉洁，午饭也不在那吃，派车也不坐，自己乘公交车往返等等。

我们的两位主任听到这话都觉得很有面子，高兴地说道：“何编辑在我们这表现一直很好。”

只有黄组长表情淡漠地说：“我们报社要求很严，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我只本能地回答道：“我们报社离你们也就两站地，走走就到了，路上还可以思考问题。”

“以后我们可得好好向何记者学习！”孙处长又说。

接下来，吴主任和他们又谈到了个体经济的其他一些问题，大部分我都采访过了，但我还是认真做了记录，重点记录了吴主任的看法，觉得对以后的报道很有帮助。

为了让文老师放心，送走他们之后，我马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对文老师简单说了几句。文老师高兴地说道：“这就好，我估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放开手脚干吧。”文老师稍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以后如果遇到什么新情况，也不妨先跟黄组长说一声。”

“我明白。”

听文老师这么说，估计黄组长背后可能有什么说辞，所以很感谢文老师及时提醒我。因为我思想一直很单纯，往往觉得只要是好事情大家都会认同，就是想不到其实社会很复杂。

头几期还算顺利，我提出的那几篇选题也都陆续刊登了，也许因为那些稿件吴主任基本上都认可的缘故。从第五期开始就不那么顺当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都出去采访，只有黄组长留在办公室处理稿件。我采访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回来，跟黄组长汇报说：“‘省政府放宽个体经济发展政策’这条消息是不是明天就得见报啊？”

“你说呢？”

“哦，我马上写出来，下班前就能给您。”

“多少字？”

“大约得八九百字吧。”

“别写太多了，编前会刚议过，版面紧张。”

“哦，我知道了。”

“以后早点回来交稿，别都赶在下班后。”

“哦。”

我想：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刚开完，我不能会没开完就回来呀。但是想到黄组长下班了还得在这审稿，就没再强调理由，急忙写稿。

正在这时，黄组长把第五期“专栏”的稿件又放回我桌上，说：“小何，你再仔细看看，这稿子不行。”

“哦，写完这篇消息我就看。”

“快一点，专栏明天也得见报。”

“知道了。”

我不明白：专栏稿我都交给他两天了，怎么现在才说不行？

消息写好后，我马上拿过专栏稿件又认真看了一遍，却没看出有什么不妥。而且上面也没有黄组长改动的笔迹。我不明白：是结构不行，还是内容或文字不行？想再问一问组长，可是他又头也不抬地在那审稿，没敢打扰。我想：再等等，等他看完稿子再说吧。

因为会议消息稿容易审阅，所以他很快便签了字。这时回头问我：“专栏稿换了没有？”

“没有，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不行？”

“不知道？还要我具体告诉你啊？那我直接当编辑就得了呗？”

“组长，我真的没看明白，您能具体说一下吗？我马上改写或者换稿。”

“马上改换也来不及了。你不是说都是提前做准备的吗？那就把你准备的下一期拿来，我看看行不行？”

“那好。”我答应着，赶紧找出第六期专栏稿交给他。心想：幸好提前编出来了。

不料，他拿过去翻阅了一下，又退给我两篇，说：“这两篇也不行，再换一下。”

“这两篇也不行，那换什么好呢？”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翻阅那些尚未编辑的存稿。因为不明白他究竟对什么不满意，所以也不知道该换哪一篇好。我停下手，仔细想了一下，估计文字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一篇都很精练。那只好更换内容了。于是我把准备下一期做头题用的那篇“个体户党员组织生活在哪过”和我写的“编者按”一起交给他。

“你看换这两篇行不行？”

他没吱声，站起来，拿着我刚交给他的那篇会议消息出去了，估计是去总编室送稿。我只好把稿件放他桌上，回座位上继续等。

“小何，还没走呢？怎么样？政府有点新政没有？”这时吴主任过来说。

“哦，吴主任，您也没走呢？政府放宽了个体经济政策，稿子我写完交给黄组长了。”

“是吗？那就好了。小郑和小马来电话说‘财税改革有突破’。挺好，有了新政，经济才能发展呀。”接着又说，“哎，你都交稿了，胜文送走了吧？那你就回去吧。”

“他说专栏稿不行，还得换。”

“对了，明天还得发专栏，怪不得把胜文忙得头不抬眼不睁的，对我直唠叨‘忙不过来’。我在这也是想帮他看看小郑他俩的稿子。”

说完，吴主任拿起黄组长桌上的稿件，问我：“这就是明天的专栏稿吗？”

“是的。”我急忙拿起黄组长退给我的原稿说，“我原来交给他的是这些，他说不行。我又把准备好的第六期稿拿给他，他说‘还不行，再换两篇’。我就把第七期的头题稿件也交给他了。”

“哦，什么地方不行？”

“我问了，他没说。”

吴主任好像明白了什么，对我说：“不要紧，受点委屈不要紧。我看看，你把准备好的稿件都拿给我。”

“这是第五期，准备明天发，前天交给他的。这是下周要发的第六期，这两篇准备第七期用。”

“好啊，早做准备，给审稿留出时间，想得挺周到的么。”

吴主任一边看稿，一边轻轻地摇着头。我以为真有什么问题，不免有点紧张。

“这不是挺好的吗？怎么不行？我看这两期都不错啊。”

“是吗？”

“哦，是不是字迹改得有点乱，他看不清啊？这一篇，小何，你赶紧把这一篇再抄一遍。”

“好，我马上抄。”

还没等我回到座位上，黄组长就回来了。

“怎么，主任也没走呢？”

“等小郑他俩呢。我想明天要发的稿子太多了，你可能忙不过来。再说，我也想先看看财税新政确定了哪些。不知上次咱们议论过的是否都出台了？”

“他俩回来了，在厕所呢。”

“是吗，那我回屋等他俩。”吴主任刚出去，又想起了专栏的事，回过头来说，“我刚才没事，看了一下专栏稿，有一篇字迹不清，你也没法审，我让小何重新抄一遍。其他还行吧，你再看看。”

“啊。”

“组长，还有半页就抄完了。”我本想说“你先看看那几篇吧”，话到嘴边却没敢说出口。因为从吴主任刚才的话中我感觉到稿件没问题，让我重抄这一篇，也是主任在给组长找台阶，这篇稿件的文字根本就不乱。

我不明白：组长为什么会对我不满呢？也许根本不关我的事，所以主任才说“受点委屈不要紧”。

这时，只听黄组长拿起稿子“啪！啪！”地抽打着桌子，然后又把一摞稿扔给我。我瞄了一眼，他把第五期留下了。于是我抓紧时间，终于把稿子誊清又交给他。他依旧什么都没说，我虽然不累，但却感觉不轻松。

那之后，无论编稿还是写稿，我都更加慎重了。

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让黄组长高兴的诀窍。那就是给他一点小东西，不论什么，他都高兴收下。有时候谁给他香烟，他虽然不吸，但却一盒不落地都拿回家里，据说是留着“待客”用。

因此，小郑和小马不是给他钥匙链、尼龙兜之类的小礼品，就是给他一盒烟，后来还拉他一块出去吃饭。

那一天午饭后，我刚进屋，黄组长和小郑、小马就一起回来了，三个人有说有笑地议论着他们吃饭的事。

“其实，组长把那一瓶都喝了也没事儿。”小郑说着，还拿起组长的杯子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不行，下午的活还多着呢，这都有点晕了。”组长接过杯子说。

“哪天等你有空了，咱哥仨好好喝一杯，这总行吧？”小马说。

“哪天能有空呢？天天从早忙到晚。”

“可也是啊，咱们部里除了主任，就你最忙了。是不是也快当主任了？”

“那是指定的，工、农、财三个组长中就你是大学毕业，谁也比不了。”

“大学毕业有什么用？我来这都八年多了，还不是这个样。要说啊，你们‘文革’后的大学生才有机会呢。”

“那也得分人啊，像我就不行，那叫什么来着？‘吃啥啥不剩’……”

“‘干啥啥不行’。呵呵！还是小马有自知之明，我还不如你呢。”

“你可比我强多了，你写的稿子组长都不用多改，看看就签字，哪像我，老挨说。是吧？组长。”

“你俩进步都挺大。不过，有些稿子不改也不行，主任那一关也通不过呀。”

“那倒是。”

“说什么呢？这么热闹？”文老师笑呵呵地进来了。

“哎，咱们要是有文老师那两下子就好了！”

“你们不比我差啊！再说你们还年轻，又刚走出校门，这两年进步已经很大了。别着急，只要努力，很快就会超过我。你们看，小何现在不是比我还强吗。”

“文老师过奖了，我可不行。”我急忙说道。

“人家何予平‘文革’前就是高中生，在兵团干宣传工作好多年。我俩‘文革’前才读小学，差一大截呢。”

黄组长没说话，因为他只读了一年大学就开始“文革”了，所以他不愿意提这个话题。

那之后，小郑和小马隔三差五就喊黄组长出去吃饭，其实也就是附近的小饭店，不是吃烙饼卷土豆丝，就是吃肉饼，只是每次都喝一两瓶啤酒回来。

从那开始，黄组长对他俩的稿子似乎就网开一面了。实在不行的，他就下功夫给他俩改，再也没听见组长对他俩有什么抱怨了。

我虽然明白了这里面的人情世故，但是又没办法，因为我既不能请组长出去吃饭，也没有香烟或小礼品什么的送给他。所以，只好在稿件上多下功夫。

有一天，黄组长去开编前会都中午了还没回来。小郑和小马念叨：“咋办？等不等？”

“那就更得等了，要不他回来了兴许连午饭都没得吃呢。”

“可也是。”

“你俩还不去吃饭，等谁呢？”文老师问他俩。

小郑往黄组长那努努嘴。

“啊，又等胜文啊？”

“嘿嘿！”小马笑了笑。

“哎，我说你们中午总出去，都吃什么呀？”

“比食堂也好不到哪去，也就是喝瓶啤酒聊聊天，培养培养感情。”小马说。

“文老师，要不你也跟我们一块去吧？”小郑机灵地问道。

“我不想去，不过，我是想……”文老师往我这边看了看，又改口说道，“那样吧，今天咱办公室五个人一起去，怎么样？”

“好啊，小小地聚一聚。”

“怎么样，小何，一起去吧？”文老师问我。

我已经感觉到文老师是在有意改善黄组长对我的态度，所以就大大方方地说：“好啊，有文老师在，我就有伴了。论年龄我居中，所以今天我请客。”我找了个请客的理由。

“嘿，那可太好了，何予平请客，可得吃点好的。”

“没问题，吃啥你俩说了算。”

“哈哈，早知这样，我们早就叫你了。”

“那以后你们就叫着小何一起去。”文老师终于点题了。

那天，黄组长很高兴，还点了自己喜欢的炖排骨。他们三位男士每个人都喝了一瓶啤酒，我和文老师不喜欢喝，就以茶代酒，感谢组长的关照。

“文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应当我敬文老师才对。”黄组长端着酒杯说，“小何呢，太客气了，谈不上感谢我，看稿、改稿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有时候我一忙起来就口不择言，说的不对时你就当没听见。”说完他一口气干了一杯酒。

听组长这么说，我才知道他找我麻烦并不是无意的。

“谢谢组长今天给面子，以后有什么不当之处还请您尽管说，我会认真对待的。”

“小何这话可是真话，胜文以后会多帮助你们的。”

“那当然，文老师当年也没少帮助我。”

“咱们财贸组真好，有组长指导、把关，又有文老师和何予平两位大姐做榜样，我俩小兄弟在这里给你们三位一起敬酒了！”

……

尽管酒桌上客套话比较多，但是谁也没说假话，彼此心照不宣。那之后，小郑和小马经常叫着我，我也知趣地又请了他们几次，于是无故找麻烦的事儿还真少了很多。在我心中，对文老师更加敬重和感谢了。

不久，我们经济部又来了几个大学生，因为没有学金融和财贸专业的，于是吴主任又把编辑老宋和小金补充到我们财贸组。金融财税一块、商贸一块，两个人分开做，稿件质量提高了，黄组长无须那么忙碌，我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一些了。

只有我分担的个体经济报道依旧是编采合一，既办专栏又外出采访。吴主任客气地对我说：“小何，眼下咱们人手还是不够，以后你得多担待一点了。这几天你把专栏稿件准备出两期来，会上说的那些个体经营问题你抽时间去看看，抓两个典型回来。”

“好的，我已经准备好专栏稿了，如果行的话明天我就去。”

“把稿件先给胜文看看。”

“啊，我都看过了，挺好，该去就去吧。”这回黄组长答应得很痛快。

“主任，那我就先去远的吧，免得时间不够。我想先到林县看看华清个体饭店的情况，回来以后再调查省城个体户吴英海那桩事儿。”

“行啊，你自己安排时间就行。”

这是我向元江市个体协会了解情况时，一个通讯员无意中说到林县红旗乡华清个体饭店由兴转衰的事。据说，这个华清个体饭店因为饭菜做得好，顾客盈门，开业一年多盈利上万元，成了当地有名的万元户。于是很多人就去吃大户，从乡政府到税务、银行、公安、卫生等有关管理部门，以及乡办厂矿等，吃大户的人接连不断。因为都是赊账吃喝，两年之后，不仅饭店上万元的利润被吃没了，反而负债三万多，华清手里只剩下了食客打的四万多元欠条和一辆抵吃喝债的破吉普车。

当时我觉得这件事太典型了，就在部里一次会上做了汇报。部里对我介绍的这件事也都很感兴趣，吴主任在会上还特意嘱咐我“盯着点”。

那天，我与省个体劳动者协会邓主任联系好就出发了。

因为这是一起批评性报道，不想把林县个体协会牵扯进去，以免他们日后在当地不好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就直接去了林县华清个体饭店。

只见华清个体饭店招牌虽然还在，可是大门紧闭，空无一人，门前也十分冷清。饭店院里除了一辆十分破旧的吉普车外，几乎空无一物。问了一下路人，才知道已经歇业一个多月了。

“华清家离这不远，来人一般都去她家找她。”

在路人的帮助下，我们立即找到了华清家。

只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正在房门外面倾倒中药罐子。

“请问华清家住这吗？”

那位女子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几位，都不认识，仍旧蹲在那里淡淡地答道：“是这，找她做什么？”

“啊，你就是华清吧？我们去你的饭店没找到你，只好来你家。”省个体协会小李马上说。

这位女子可能听到了“饭店”两个字，马上警觉而又不客气地说：“我就是。怎么了？又来吃饭吗？我们饭店已经停业，没法安排了，你们再去别的饭店吧。”

“啊，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吃饭的。”邓主任解释说。

“那，你们要干什么？”她依旧不想理睬我们，似乎来找她的都是为了吃饭。

“哦，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省报记者何予平，这位是我们省个体协会邓主任……”

还没等小李说完，她意识到了什么，马上站起身来，不相信似的打量着我们。

“真、真的吗？”

“是的，省报记者特意来了解华清饭店的情况。”

这回她相信了，想和我们握手，看了看手脏。在衣襟上抹了抹，还是不干净，只好抹去自己已经流出来的眼泪，激动地说：“哎呀！天天盼天天盼，可把你们盼来了……快！快请进屋吧。”她急忙打开门，擦着眼泪把我们一行三人让进屋里。

只见炕上躺着一个人，她拍拍那个人说：“醒醒，快醒一醒，你看记者来了……”

“是吗？”那人醒过来，不相信似的打量着我们，“真的，你们是记者？”

小李又向他介绍了一遍，他听后立即揭开被子想坐起来：“快扶我起来！”

“不要起来，不要起来！这么说就行。”我急忙阻止道。

简单说了几句之后，就进入正题。

华清叹着气向我们讲述了最初他们对个体政策的欣喜和期盼，讲述了她的饭店从开张到一年多的艰难经营，也讲述了上万元利润被吃光之后被迫四处举债的艰辛，以及他们向赊账吃喝的欠债者讨债所遭到慢待和屈辱，还有乡政府用解放车牵引那辆破吉普车来抵债的滑稽场面……

她说前来赊账吃喝的人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这么几句：

“你可是我们一手扶持起来的。”

“不就是来吃顿饭吗，这欠条很快就还。”

“上你这来是看得起你，别人请我们还不愿意去呢。”

“得了，今天还得欠着，下回一起还。”

……

“就这样，为了维持经营，不到一年就借款三万多。原以为都是政府部门的人，咋也不会赖账啊，可是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来还钱。饭店欠了三万多块钱，债主不断上门讨债，可是我们手里的欠条又没人兑现。我男人跑来跑去的一分钱也没要回来不说，还着急上火地气病了，现在连给他抓药都得现借钱。哎，办个体经济咋就这么难呢？”

说着，华清拉开抽屉拿出了三大摞纸条，交给我们。

“你们看，这就是那四万多元的欠条。这里边有乡政府、土地办、司法办、派出所、银行、税务、交管、乡办厂矿，也有卫生、治安和消防的，还有村民委员会打的……再就是你们见到的那辆破吉普车，那就是乡政府弄来抵吃喝债的。”

听她这么说，我不由得暗自为这些政府官员感到耻辱和悲哀。

“没办法，我说干脆关门算了。要不个体经济咋发展啊？光这些衙门来找事儿你就没辙。”华清男人生气地说。

“可是关门不干了，上哪弄这三万多块钱还我们借下的债呀？所以我还指望上面有人来管管这事儿，让我们再干两年，咋也得还上债再关门啊！”

……

正说话间，突然听见门前有人走动，而且还有人进了屋。华清急忙站起来走出去，与他们小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转回身对我说：“记者，他们也都是开个体饭店的，听说记者来了解情况，都想进来说一说。”

“哦，也好，那就请他们进来吧。”

一听我这话，“呼啦”一下子进来五六个人，都纷纷找地方坐下了。

我想，这样也好，等于进行群众调查了。

大家一开始还静静地听着华清说，不断点头叹气。后来不等她说完，干脆都抢着说了起来。

“华清这话可是一点假都没有。她这人随和，好说话，谁赊欠都不好意思拒绝。结果那些人就吃馋了嘴，跑惯了腿，活生生把人家饭店给吃黄了。”

“记者同志，你一定要帮我们说说话啊。现在不仅华清饭店被吃黄了，我们这几家日子也不好过。谁要是不让他们赊账吃喝，他们就三天两头来找你的茬儿，不是说你卫生不合格，就是说你防火有问题，要不信用社就在资金上找你麻烦。”

“可不是吗，我昨天又被罚了一百多，说卫生不合格。”

“我们那车出去拉菜也被交通部门罚了五十。”

……

“哎，记者同志，这我就不明白了，报纸上总说政府支持个体经济发展，可是当地政府部门又处处刁难我们。你说，这个体经济还能发展吗？”

“如果总这么罚我们，我看早晚也得关门了。”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很多，不过最后还都一再叮嘱我说：

“记者同志，你在报纸上可千万别提我们的名字呀，不能让他们知道是我们反映的。不然我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就是啊，我们算是怕了他们了。”

很明显，林县个体经济发展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根据大家的反映，我和邓主任都从正面做了一些解释，希望他们对党的政策还要充满信心。并表示：“我们一定会如实反映这里的情况，会管到底，不让大家再遭受打击报复，请大家放心。”

那次采访，虽然人证物证俱全，无须再去有关部门核实。但是整个事件对我的震动太大了，我觉得这不是一篇普通报道，不能简单从事。为了慎重，也为了深刻、生动地搞好这次报道，引起社会各方面重视，我决定再留一天，与华清进一步谈谈。第二天与她谈完之后，报道的整个轮廓就形成了，我们连夜乘火车回到省城。

虽然连续两天日夜兼程，可是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听着车厢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华清他们那一张张愤怒的脸又浮现眼前。

其实，我好像比她还愤怒，想不到竟会有这样的管理部门？竟会有这样的政府官员！尤其是一想到那四万多元的欠条，那白纸黑字、那真名实姓的签字盖章……我心里就充满了愤怒，随后这愤怒就变成文字，在心里汩汩流淌。就这样，一篇十分生动的批评性通讯腹稿“万元户何故负债累累”很快就成型了。

接着，我又在心里草拟评论“这是一笔什么债”。我想说：

“让我们算算这笔账。在华清饭店开业六百零一天的时间里，光红旗乡政府机关就欠账吃喝三百五十二次，赊欠一万八千多元，不到两天就去吃一次，一次就欠五十多。而且上行下效，乡政府机关成了吃大户的样板，乡派出所、乡交管站、乡土地办、乡司法办、乡工业办……也都鱼贯而至吃大户。六百零一天，吃大户者千余伙，赊账吃喝四万元。结果怎样呢？饭店万余元利润被吃光了，流动资金被吃没了，最后不得不举债做给他们吃。一时间华清饭店债台高筑，成了他们的‘御用灶’……”

不行，还得阐明党的个体经济政策，阐明政府部门的职责：“党的方针政策在有些地方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党的纪律被一些人践踏得不成样子。更为严重的是：很多个体户众口一词：‘不赊欠得罪不起人，赊欠吧资金周转难。’出现这些问题还不敢讲，因为害怕打击报复。不知那些身为人民公仆的国家干部对此作何感想！而这不正是个体经济发展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旗乡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一些人，吞掉的不只是华清饭店的四万元钱，还吞掉了人民群众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吞掉了人民群众对政策的信心和期盼，也吞噬了党的威望。”

都想好了之后，我眯了一会儿天就亮了。

一下车我急忙把腹稿变成文字，文中又把华清的困扰、记者的感受、以及党的相关政策做了生动的描写和阐述，晚上下班前我就交了稿。

吴主任见我这么快就回去交稿了，还有点不相信似的问道：“怎么样？小何，能不能报道？我昨天可是把这个典型报给编委会了。”

“没问题，主任，问题比咱们预料得还严重。我已经把报道写出来了，您看看行不行？”

“哦，稿子都写好了，可够快的，连觉都没睡吧？”

“震动太大了，睡不着啊。”

吴主任拿着稿子，起初还一行一行地看，后来几乎一目十行，再后来连看也不看了。拿着稿子匆忙对我说：“小何，你别走，在这等着，我现在就去找总编辑。”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吴主任回来了，进门就说：“好啊，好啊，这回可有重量级报道了。总编辑决定撤换一版稿件，你这两篇报道明天就见报。明天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各方面反映，写成报道。总编辑说了，‘要连续发稿，一定要把欠债者还钱的情况逐个报道出去，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接着主任又说：“对了，总编辑还说，你那篇评论写的也不错，只是结尾处总编辑想再加上几句话。”

“是吗，那太好了。”

那天夜里，兴许是太累了，或者因为把心放了下来，我竟一觉睡到了天亮。

第二天，我早早就去报社看报纸。只见原稿基本没动，总编辑只在评论的结尾处加了这样几句温和而又有分量的话：“欠债还钱！这没啥可说的。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和个人早点去还债。赖着不还的，上级主管部门要过问一下，更应该查一查，欠债吃喝的都是些什么人？还债的是用公款还是个人掏腰包？此风不刹不得了，只有弄个水落石出，才能有利于端正党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否则，受损的不止是一家个体饭店。所以，这笔账应当好好算一算。”

太好了，我想，总编辑就是总编辑，遣词造句虽然不温不火，但却很深刻，叫人无话可说。

上班不久，最先看到报纸的省城就有了动静。

“小何，省政府来电话，九点钟召开记者会，主管副省长要对咱们的报道发表谈话。吴主任叫你去开会。”刚从主任那屋过来的黄组长对我说。

我拿起笔和本正要走，电话铃响了，接电话的小金说：“何记者在这，请等一下。”

我拿起电话：“何记者吗？我是省个体协会的老邓啊。你快来一下吧，张局长要见你。他说你写的报道太好了，省局要和我们个协联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干部和个体户学习报道，举一反三……”

我一听这事儿还来得及，于是回话说：“邓主任，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我得先去省政府开记者会，回来我马上与你联系。”

散会后，我刚回到办公室，吴主任就把我叫过去：“小何，马上把副省长对记者的谈话稿写好交给总编室，然后就去省工商局和个体协会。他们又来电话催了，想争取主动，让咱们明天就把他们提出的六点‘要求’报道出去。”

“好的，一刻钟后我就去。”

整整一上午，我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总算把第二天要发的稿件都写出来了。

那天，整个省城都被震动了。因为涉及的部门太多了，加上又都知道省政府表了态，所以谁也不敢怠慢，纷纷制定措施，都想在报纸上端正自己的形象。

为此，那一下午我又没得消停。省里被报纸点名的九个主管部门都打来电话找我，一是认错，二是表态，三是要求上报纸正名声。

“何记者吗？不好意思，我们局长说了，请你手下留情，再帮我们说几句好话吧。”

“何记者，我们领导想向你们报社汇报一下工作，真的，我们对下边要求很严，打欠条吃喝的只是个别人……”

“何记者，我们领导很重视报纸批评，一定举一反三，认真查找问题，让打欠条的尽快还债……”

………

那一下午，这样的电话接了十几个，因为有三个部门接连来了两次电话。

个体户们更是欢呼雀跃，觉得有省报为他们撑腰说话，胆也壮了，纷纷买报纸看报道。党报在零售点很快销售一空，市个体协会还派人来报社找我帮着买报纸。他们说：“我们已经发文，要求下面组织个体户好好学习这篇报道，增强信心，趁势把个体经济搞上去。”

文老师和编辑老宋、小金他们见我一天从早到晚都这么忙，就对我说：“小何，悠着点，需要我们帮忙就说一声。”

“好的，谢谢！我得问问领导这些反响怎么编发才好。”

黄组长听我这话后，就说：“小何，差不多就行了，马上把这些情况综合一下，争取明天再发一篇。”

“是写综述还是写综合消息？”

“消息就行吧，不必过于渲染了。”

“好吧，我马上就写。”

其实，我觉得消息似乎太轻了，深度报道还应该铆足了劲才有分量。但是，我得听组长的。

这时，只听文老师对组长说：“胜文，你说，如果把各部门的反响以摘要的形式发出去，是不是更有分量？就等于再点一下各部门的名字。”

“那得问主任了，不知主任怎么想。”

因为黄组长热情不高，大家都不好再说什么，屋里顿时没了动静。我只好继续埋头写消息。

消息好写，我很快就写完交给了组长。不料，不大工夫组长就回来了，对我说：“小何，主任让你去一下。”

我刚站起身来，吴主任就进来了。

“好了，就在你们这说吧，正好大伙都在这，就一起听一听，对咱们今后的报道也有好处。总编辑刚才又把我叫去谈了这次的报道，其核心意思就是：接下来的报道不能草率从事，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做大、写透。总编辑在‘评论’结尾加的那几句话，要求各部门认真‘查一查’，就是要让各部门好好反思这件事，只有提高认识，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说，‘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报道他们的意见、态度和还债情况。哪个部门哪天还了多少钱，一定要逐个点名报道，只有充分曝曝光，他们才能知道疼，只有知道疼了才能改。版面这方面没问题，只要有内容，要闻版保证发稿，你们的个体户专栏也可以配合发一些稿件。’”

接着，吴主任又对我说：“小何，胜文刚才给我看了你写的这条消息。按照总编辑刚才说的意思，这各方面的内容就不能这么发了。可以搞一篇相关部门‘反馈摘要’，再写一个‘编者按’加以强调，实际上也就等于一篇‘综述’了。但是单独摘出来编发，层次清晰，分量也重，说得也具体。你琢磨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今晚胜文你俩再加加班，把稿子赶出来直接交上去。”

听吴主任这么说，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文老师几乎也和我一样高兴，微笑着看着我。我真的从内心里佩服文老师的真知灼见，当然更从内心里感谢她。

下班了，文老师提起包走过我身边时还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去冲她笑了笑。这时，只听文老师对正在帮我抄两篇急稿的小郑和小马说：“你俩也辛苦了。”

“没说的，我俩应该帮这个忙。”

我点点头，心想：谢谢你们的友好和支持。

接下来那两天，被批评的元江市和林县两级政府还派人送来了文件，谈了他们对批评报道的认识和态度。一致表示：“感谢省报对我们的批评，感谢省报检查督促我们的工作。省报的批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我们个体经济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一定认真组织学习省报的报道，认真检查反思我们的工作，从中吸取教训，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干部队伍管理……‘按照谁请客谁拿钱，谁吃喝谁自掏腰包’的原则认真退赔，决不准用公款还个人吃喝债。”

按照总编辑的指示，对被批评者的表态我们又做了单独报道，我还在“编者按”中特意加了这么一句话：“是否真的从思想上重视了，先把欠债还上再说，早点减轻落在群众头上的灾情。至于今后能否吸取教训，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不能天天说，天天不改，没完没了地‘亡羊补牢！’”

“这话分量可够重的，真不给面子啊！”文老师赞许地对我说。

在“林县纪委提出的查处措施”消息下面，我又编发了“林县十三名个体户工商户的来信”。信中说：“记者替我们反映了真实情况，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们很感谢你们。但是我们还想问一下，华清借债三万多元，利息加罚金又得上万元，这钱谁来出？请记者帮我们个体户呼吁到底。另外，还请告诉我们：以后再遇到这类问题该去找谁说？”

吴主任看后对我说：“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这回林县的文章算是做大了。”

接下来一连七八天，在总编辑亲自拟定的“欠债者还钱情况”大字标题下，每天都在要闻版上推出一批还钱者名单，诸如：乡政府机关还20700.21元，乡水利站还115.99元，乡林业站还355元，乡派出所还1553元，县水利局还106元，乡银行营业所和信用社还3901元，等等。

之后，根据从各有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我又写了一篇记者述评“为何熟视无睹”，把乡政府接待县委、县政府、县政法委、整党办、司法局、公安局等部门赊账吃喝的内幕再次曝光。文章指出：“红旗乡政府来人必吃，每吃必陪，每吃必赊，县里有关管理部门为何对此熟视无睹？因为他们就是赊账吃喝的主角，那辆用来抵债的小吉普车就是被他们吃掉的。”

那次报道，使我的名声大震。一天，小魏见到我时还一把拉住我：“小何，你可成了咱们这些大学生的佼佼者！你看报社多重视你的报道啊，全上一版。一定继续给咱们加油啊！”

可是，因为元江市是我的故乡，我的报道引起一位市委领导同志的不满，据说她在一次会议上很不高兴地说：“听说这位何予平记者还是从咱们市里出去的人……”

其实，我何尝不想让家乡多出点光彩照人的好事儿啊！

不久，不仅这组个体户报道先后获得报社和全省好新闻一等奖，而且由我主办的“个体劳动者之家”专栏还被评为全国好新闻二等奖。只是黄组长坚持说：“个体专栏可不能算小何一个人办的，那是几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应该算……”

“应该算……”文老师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吴主任接了过去：“好了，就算是我们经济部的集体荣誉吧。”

听吴主任这样说，文老师、宋编辑，还有小金、小郑和小马都吃惊地看着我，脸上画满了问号，然后又看了看吴主任和黄组长，似乎都有话想说，但是又谁都没有说出口。

也可能都想让我这个当事人自己来说吧。可是，我却没有什么话可说，虽然那个“个体户专栏”最初就是我提议、我设计，之后又由我主办了近两年。可是，每当为自己争名夺利的时候，我就不知该怎么说，即使有很过硬的理由也说不出口，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当时我想：主任能支持我创办，给我提高和施展能力的机会，我就很高兴了。

不料，年底述职时，吴主任在报社大会上还特意介绍了这个专栏。他说：“我们报社近几年很少有报道被评为全国好新闻，可是去年我们财贸组突破了这个瓶颈，拿到了全国好新闻二等奖，那就是全国率先开辟的‘个体劳动者之窗’专栏。这个专栏两年发稿近百期、二十多万字。从消息到通讯、评论、问答、访谈，几乎涉及所有新闻题材，内容上更是广泛，在个体经济低迷时期及时传达了党的声音。据省‘个协’一位领导同志讲：‘这个专栏深受个体劳动者欢迎，对推动我省个体经济发展功不可没。’这个作用我在当初提出并进行设计时并没有想到，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后来越办越好。当然我们部门的编辑小何功劳最大，其他记者编辑也没少出力。”

吴主任的话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大家听后无不瞠目结舌。

“予平姐，个体专栏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怎么成了主任设计的了？”小马直言不讳地问我。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可能主任要被提拔了吧？所以才急需这样的事迹。”小郑悄悄对我说。

“没想到啊没想到……”小马不满地念着怏怏。

（四）

元旦刚过，文老师就退休了。

吴主任虽然还是经济部主任，但却当上了编委委员。万副主任依旧给他做助手，负责审阅工、农、财三个组为经济版提供的稿件。

黄组长被调去记者站当上了副站长。

编辑老宋接替了黄组长的审稿工作，带着小郑和小马，还有新来的两个大学生，负责给每天的经济版提供财贸稿。小金接过了我的个体户专栏。

我呢，那次述职之后吴主任就把我当成了骨干力量，成为财贸组的独立记者。财政、税务、银行、商业、粮食、供销、物价等财贸方面的重大新闻报道，我都可以独立进行采访，主要为一版供稿。有人说这似乎是在安慰我，让我忘记前嫌。而我对此却乐不可支。因为我觉得这不仅给了我一个努力的机会，也是一种信任。

因此，我也就更忙了。

那时，我对“省城个体户吴英海被迫搬迁”一案的调查采访已经进入尾声。

吴英海是省城第一批个体经营者，年年都被评为全市先进个体户。

四年前，他从二房东手里租下一间公房开了个小饭店。去年五月，省城关于“清理转租公房，支持第三产业发展”的文件下发后，市房管部门从二房东手里收回公房，直接向吴英海收取房租，双方已建立了新的租赁关系。这样不仅清理了公房，又支持了“三产”发展，本来是桩好事儿。可是，今年一月份，市房管部门突然变脸，三次下文强迫吴英海搬迁，理由是“房源另行安排使用”。而且被迫搬迁的还不止吴英海一户。吴英海不服，找了许多次都没给解决，于是就带着上访信对报社收发室说“我找那个叫何予平的记者……”听了他的诉说后，凭我的新闻敏感，觉得这事儿挺典型。林县华清饭店的报道结束后，我立即与省市几个新闻媒体的记者同仁一起对此案进行了调查采访。

他们都想叫我牵头。因为省报毕竟牌子大，我又多次进行批评报道，靠这点名气采访时或许能免遭怠慢。我与他们也已合作多次，彼此早都朋友一样，加之人多势众，所以我也很愿意带这个头。

去过几次后，房管部门换了领导，让吴英海等等再说。

不料，这次我们再去找吴英海时，他却心情沉重地说：“现在闹僵了。”说着，他还让我们看了看他受伤的手，“房管部门新领导推卸责任，有人又乘势强制我搬迁，我们就打了起来……我正打算与全市数十起同类事件的受害人联合上访呢。”

我们仔细问了问具体情况后，又去了市房管部门，结果正如吴英海所说，市房管部门态度比之前还要强硬。

“为什么呢？”我说，“是不是他们手里还有什么王牌呀？”

“瞎咋呼呗，要有王牌早就拿出来了。予平，我看干脆发稿吧？你写啥我发啥。我是没时间研究那些政策了。”

“我看也是。再说广播和电视也不用报得那么细，差不多就行啊。”广播电台记者小梁也说。

我知道，他们广播、电视记者都懒得写文字稿，也就答应了他们。

可是当我回去又看了相关政策后，还是觉得不踏实。第二天大家见我没拿稿子去，都有些不理解。

“怎么了，予平，听说还要采访？”《民生报》记者卢大力问我。

“可我手里还有别的活呢！”省电视台记者老许有点着急了。

“我也是，领导说不能把时间都耽误在这一个案子上。”小梁也说。

“予平姐，你简单写一点就行，我们晚报发不了多少字。”晚报记者陆小瑶爱随大流。

“不行，我也觉得这里还有点什么说道。”市报记者小陈摇着头说，“予平，市房管部门坚持说‘文件是他们制定的，他们有解释权’，我估计猫腻就在这。”

他一句话提醒了我。

“没错。”我说，“我昨晚又仔细想了想。你看，市房管部门几次问咱们‘你们知道谁制定的文件谁就有解释权吗？’咱们谁也没回答，因此他们也看出来这是咱们的盲区。”

“对了，我想起来了，昨天听房管部门两个人悄悄说‘那几十家个体户都按规定搬走了，就剩下这几家，科长说让他们也按规定搬’。”小梁又补充道。

“哎，我也好像听他们说‘不能便宜上访的’……”陆小瑶也说。

“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去省人大问问，市里的‘规定’最终解释权究竟在哪？”我说。

“哎，对了，应该去省人大，那才是立法机构。”

“我同意。”

……

大家又兴奋起来，呼呼啦啦地把笔记本装到背包里，扛起摄像机就徒步直奔省人大去了。

幸亏去了省人大，我们的问题在那里一锤定音。一位负责人对我们说：“市里的‘规定’是根据《条例》制定的，《条例》是地方性法规，立法解释权在省人大，市房管部门必须严格遵守。这项法规就是‘要保护、支持第三产业发展’，尤其要扶持个体户。特别强调不能因为清理转租公房而把那里的营业点挤垮，不得将从业人员挤走。否则，本市将有五千多青年失业。照此办理，全省将有数万人失业。”

这下我们可有把握了。回去就写稿，第三天我们的报道就在省市几大新闻媒体同时发出。

我们的报纸在头版发表了群众来信“房管部门为什么强迫我搬迁？”并配发了我写的“记者调查”，以及短评“要依法办事”。

吴主任拿着报纸对我说：“小何，这件事看起来不复杂，没想到却关系到五千多人甚至数万人的就业和是否支持个体经济发展问题。总编辑说‘个体经济发展困难时期，报纸一定要起助推作用，促进法规和政策落实’。所以，这件事咱们还要管到底。你抓紧时间再了解一下，看看各地对这件事作何反响？”他想了一下又说，“临近春节了，按照咱们的计划，节日市场供应也是重头戏，还得你去抓呀。”

“好的，吴英海这件事再有一周就差不多了。这期间我想两件事可以穿插进行。”

就在我打电话向各地了解情况时，接到一个来电，说要请我去参加一个记者会。

原来是本市六家个体、私营和青年集体商业户，联名要十三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到会，他们要向记者反映“市房管部门在清理整顿转租公房过程中，不按有关法规办理，使他们又面临停业，因此他们也要寻求法律保护”。

这无疑在给我们的报道上加油，于是我们又组织发表了连续报道“清理转租公房要依法”，以及“记者综述”等等。同时还报道了“个体户诉讼房管部门——法院开庭审理”，以及“个体户吴英海状告政府部门胜诉”等。

这一典型事件解决后，促使全省数万户的个体经营得以稳定。因此这组报道还真让老许说中了，被评为全省好新闻，我们这些记者大多受到了表彰奖励。吴英海及市内三家个体户还联合给我们报社送来表扬信和锦旗，表彰我“不畏权势，廉洁正直，为个体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只有市报记者小陈和晚报记者陆小瑶没获奖，小陈在电话里沮丧地对我说：“没办法，我们市报比不得你们省报，领导不想得罪市房管部门，只给发了一条短消息。”

“那小瑶他们晚报呢？”

“和我们一样，两报归同一个领导班子管。”

按照吴主任的要求，我开始集中精力进行市场供应和物价方面的采访报道。

那些年正是物资供应紧缺的时候，即使逢年过节，很多物资也都不太充足。所以，保证供应、平抑物价也就成了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当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后向吴主任汇报后，他说：“小何，明天部里开会，讨论春节期间的报道，你在会上一起说说吧。”

我们经济部每次开会都很热闹，因为不管老记者还是新记者，思想都很活跃，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经常争执不休。加上吴主任不仅思想深刻、目光敏锐，又不留情面，不喜欢做表面文章，非要大家拿出真招不可。因此，没有人敢敷衍了事，即使掌握情况不多，也都如实汇报，宁可说一声“不好意思”，再下点功夫去调查，也不敢草率写稿应付。这已成为惯例，吴主任从未公开发火批评大家。可是，偏偏这次会议出了意外。

早上还不到八点半，大家就三三两两地从工、农、财三个编辑室集中到记者那个大屋。几乎每人手里都拿着记录本和一大摞相关材料，有的还搬着椅子。大家虽然都在一个部门，但是碰到一起的时候并不多，因此一见面就说说笑笑，互相打趣。尤其是专跑省政府的“要闻”记者老郑，一见到农业记者老路，就操着山东口音拿他开涮。

“哎，你们听说没有？老路昨天又被老婆打板子了。”

“是吗？快说，怎么回事儿？”我们财贸组新来的中年记者陈守一凑趣地问道。

“那还用说，一定是没配合老婆呗。”和老路一个组的老记者曹义也拿老路开玩笑。

“真的？为什么呀？”工业组记者关琳跟老路住邻居，不禁关心地问道，“我咋没听见动静？”

“你没听见吧？让别人听见还行了，连窗帘都拉上了。”

“呵呵……”有人觉得可笑。

“怎么回事儿？快说，别卖关子。”工业记者大张喜欢火上浇油。

然而憨厚朴实中略有点愚钝的老路只是“嘿嘿……”地笑着，不加反驳。

“你们看，连老路自己都笑了，可见我说的是真的。”

“快说，快说！”几个年轻的记者笑呵呵地怂恿着。

“你们听着，我可说了。老路，你也听着，看我说的对不对？”

“快说吧，一会儿就开会了……”大张又说，“来，我给你把水杯满上。”然后又掏出香烟，给老郑点上一支。

老郑接过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哎，还是你这烟好啊，哪整的？”

“买的呗。”

“得了，你……”

“你跟省长下去，还能没烟抽？”

“那倒是，不过烟刚到手，一散也就没了。”

“可也是。得，跑题了，快说正题吧，我都等急了。”

“说正题？好，说正题。”

在大伙一致要求下，他终于进入正题。

“好，接着说。昨天中午不是下雨了吗？老路刚进家门，他女儿就对他说‘我妈让你去接她’。‘你妈干啥去了？’‘买粮去了。’‘哦，我差点忘了，今早还说来着。’说着，老路一路小跑。他胖啊，只听楼道上‘叽里咕噜’地响。好不容易下了楼，找到自行车，摸摸兜，‘坏了，没带车钥匙’，于是又重新爬上五楼。当他再次下得楼来，雨下大了，可是他不敢不从老婆之命，冒雨猛骑那辆自行车，弄得满头大汗也顾不得擦。幸好，老远就看见老婆在粮店门口等他。‘快走吧，你快打着伞回家去，把粮袋子放那就行……’老路大声喊着，还没到门口就‘骨碌’一声跳下了自行车，脚底下一滑，差点摔个仰八叉……”

“啊、啊……”

“简单点，说简单点，主任快来了。”大张催促着。

“好，我挑重点说。后来，你们猜咋了？”

“咋了？”几个人一起学着他的山东调儿。

“老路好不容易把满满一袋子白面和一袋子玉米面摞在一起，都紧紧地捆在自行车后座上，跨上车就往家骑。可是，回家的路上自行车轱辘上沾满了泥，蹬不动啊，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下车用手扣泥。弄得两手都是泥不说，后座上的粮食太重了，车子直往后撅，差点都倒在地上。老路最后不耐烦了，心想‘干脆吧！’于是弯下腰，连自行车和绑在后座上的粮袋子一起扛上了肩，‘吭哧、吭哧……’喘得像笨熊一样回到了家……”

“呵呵呵……”

“哈哈……”

全屋三十多人顿时都大笑起来。

“真的吗？”关琳笑着问老郑。

“那还有假！”

“老路，你咋不把自行车锁那路边，光扛着粮食回家啊？”

“哈哈哈……”关琳的话又引起一阵笑声。

“他哪敢呢？回到家，你猜怎么着？他老婆一看粮袋子都被雨淋透了，而他躲在粮袋子底下却没淋多少雨，气得拿起拖把就打……”

“哈哈哈……”

“说什么呢？这么热闹。”这时，吴主任走进来，“又涮老路哪？”

“听老郑瞎说，哪有那事儿。”老路笑呵呵地辩解道，因为他这类笑话比较多，又经常被老郑演绎翻版说给大家听，所以他自己也就见怪不怪常常一笑了之了。

“挨打？呵呵、呵呵……”没想到，这时面孔白净的大学生小孙竟发出了一阵不冷不热的笑声，又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哈哈哈……”

“好了，咱们先开会，开完会再看看老路的屁股是不是被打开花了。”

“哈哈……”

“好了，现在开会。”吴主任又强调了一句。

屋里顿时严肃起来，只听“稀里哗啦”地一阵拿笔、翻本准备记录的声响。

“大伙都知道今天要议一议春节报道的事儿，也都做了准备。前天编委会上确定，今年春节前后的报道不比往年，要加大报道分量。这里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省领导班子换了新‘班长’，要有点新气象，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就不用多说了。二是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建立间接管理为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最近也要推出，这个‘法’已经孕育了近十年，是我国企业立法的基本法律。有人说企业法魂系‘三分’，包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三个核心问题。随着企业法的贯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的党政分开已成为当前引人注目大问题。”

他喝了一口水又说：“三是农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就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主要还是客观需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但又与城市不同，国家对农村经济基本上是‘管而不包’。因此，农村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其实，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以及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

这时，他看了一眼大家说：“我说得快，记不下来吧？下面我说慢点。四是通货膨胀带来的新问题。这次通货膨胀，从表面上看是由需求、投资、货币等原因造成的，从深层看却有着社会结构变动的因素。主要是在经济体制上进行价格改革和放权让利，国家控制有限退出，单位和地方政府等利益主开始觉醒，但单位与个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并没有改变，最后导致各利益主体出现了国家不喜欢的利益诉求途径，并缠绕于经济改革之中，酿成通货膨胀。这一点在节日市场供应和物价方面一定有明显反映。五就是分税制。这对地方来说是件大事，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法，但是我们搞新闻报道的要想在前面，要注意这个新动向，要体现这方面的精神。”

吴主任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大家也都聚精会神地边听、边记、边琢磨，这时也都想缓口气、消化消化这番说辞的精髓。于是老郑率先端起水杯，并对吴主任说：“喝口水，也让俺们消化消化。”

“消化消化？”吴主任扫视了大家一眼，“好，那就消化消化。”

“主任，你刚才说的《企业法》‘三分’问题，是不是不止工业企业，也包括……”大张的话还没说完，敏感度极高的吴主任马上把话接了过去：“那是啊，所有国营企业都包括在内，听说有的银行已经在打党政分开的主意了，要试行行长负责制。小何，你听说没有？”

“哦，省农行已经开始了，央行也做了统一部署。”

“好了，我再说几句。说白了，节日前后的报道就是要突出政府推进改革、加快发展、关心百姓生活的好形象。咱们是经济部，必须当好这个‘马前卒’，马虎不得。下面就听听大家的，把你们准备好的选题和重点都拿出来，也让我开开眼界，我毕竟研究文件多于实际调研。看看谁先说？”

吴主任又扫视了一圈，只见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片寂静。

“怎么了？把刚才说笑话的热情拿出来啊……”

“我看，就让老郑接着说吧。”副主任老万替吴主任点将了。

“行啊，老郑，省政府那块可是重中之重，你就先说吧。”

“我说啊？也行。咔！咔！”老郑习惯地清了清嗓子，又喝了一口水。

“要我说，我就接着吴主任刚才的话说说农业这一块。最近跟着新来的省长跑农村较多，看到了农村的巨大变化。省长说：农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在实践中的创造意识却很强。农民从实际出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他们又发现了这个制度也有局限性，于是又提出了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认可、顺应，并加以引导的。我感兴趣的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推向全国，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所以大家也都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这一改革。那么，如何推进农业生产的股份合作制？在这个过程中各级政府充当什么角色？农民自身的利益怎样才能得到保证？等等，这些可能就是下一步要报道的重点了。”

吴主任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老郑也就满脸笑容地戛然而止。

新来的大学生们有的听明白了，微微笑着点头，有的脸上还画着问号。

我也有点似懂非懂，多年没接触过农业了，对一些新提法难免陌生。

“好，老郑的研究到位了。”吴主任说完又追问了一句，“我说老郑，你跟了三届省长了，这届省长怎么样？能稍微给我们透露一点不。”

“我能透露个啥？”老郑说这话时，看了看在座的各位，意思好像是不方便公开讲。

“得了，回头你俩单独说吧。”万副主任又搭了一个台阶。

“也好，既然先说了农业，那么就继续这个话题，看看你们农业组谁接着说。”

“我说说吧。”曹义是农业战线的老记者，从记者站回到编辑部也好几年了，农业情况他心里很有数。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翻开笔记本，有板有眼地介绍着他所跑过的一些地方和以前报道过的一些典型。

“怎么样？这些老典型能不能跟上改革的新形势？”吴主任插话问道。

“各县都很重视这些老典型，所以没有落后的……”

曹义说了足足十分钟，却没有多少新意。但是吴主任还是很给他面子，说：“还不错，挑几个重点，接着抓吧。”

接下来是老路发言，老路说的很简单，基本上是老生常谈。吴主任听完后啥话也没说。

“那，我也说说？”农业组编辑老于既是组长，也是一员干将，是吴主任信任的人。他见缝插针，就当前农业报道中的问题谈了很多看法。他认为主要问题还是报道的深度不够，对重要问题的报道没有连续性，摆在农民面前的一些突出问题还没有拿到报道中来等等。说完这些之后，他又提出了几个选题，要求道：“吴主任，抽空也让我下去跑一跑吧，不然总坐在这里编稿，脑瓜里都生锈了。”

“这个没问题呀，把你手头的稿件给他们几个新来的，交代清楚，你该下去就下去。不过走之前，先把你刚才提到的拟几个选题给我，下去时带个大学生，让他们尽快进入情况。”

“我还有培训任务？”

“那是当然。不过，提起这个，我得插一句话，就是年轻人不能等，要主动学，主动熟悉，否则咱们经济部就要青黄不接了。”

这时有几个大学生低下了头，两个略早一点来的被吴主任点名发言，但是似乎都没说到主任想听的话题。其实也不能怪大家，因为我省的农村就是落后。有一个大学生因为情况不熟，对“包产到户”说得多了一点，吴主任听后不高兴地说：“哎，算了，再往下说我就更听不明白了。新闻、新闻，‘新’才是根本……”

屋里顿时沉闷起来。会来事儿的大张又掏出香烟解围，他递给吴主任一支，并拿出打火机点着：“来，刚才老郑还说我的烟好，您也尝尝。”

“尝尝？”吴主任接过烟吸了一口，缓解气氛似的说，“嗨，你别说，大张的烟是不错，这小子挺有门道啊。”

“你喜欢的话，把这几支都拿去。”他把那不足半盒的香烟放在吴主任身边，问道，“主任，农业的人都说完了，我说说工业？”

“好啊，那就听听你的。”

“吴主任刚才讲到《企业法》，前几天我去有关部门重点了解了一下。据说，企业党政分开的核心是：厂长是企业的法人代表，企业要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负有全面责任。从而改变了原来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的模式，党的基层组织只负责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这些规定终于解决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在领导体制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向题，为企业实行党政分开提供了先决条件和法律依据。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那就是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政分开是厂长负责制的原则之一，坚持党政兼职只是一种干部的任职方法，不应一概排斥。”

吴主任听得很认真，这时反问道：“可是，也有人说‘采用党政兼职就削弱了党的领导，而且容易造成二者对立。党政既要分开，就不能兼职’。对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不太好严格区分。因此有必要讨论党政分开和党政兼职的关系问题，以利于正确贯彻实行厂长负责制下的党政分开的原则。其实，其关键是企业的党政分开说的只是职能分开。”

“这方面有没有典型例子？”吴主任又问。

“有啊，上次说的东风机械厂正在试点。”

“情况怎么样？”

“初步了解，他们以搞好党政分开、深化厂长负责制为重点，从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有利于厂长负起全面领导责任、有利于党委保证监督、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出发，对党、政、工领导体制和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配套改革，准备建立一个结构合理、精干统一的新型领导体制和管理体系。但是，对于如何转变党委职能、搞好机构配套改革，有些人还存在着模糊认识。有的政工干部认为‘丢了业务’吃亏，有人觉得机构精简、人员少了，有‘失业’感。还有人担心减少专职党支部书记和政工人员会削弱思想工作。也有人说‘只要工资和奖金不少，机构改不改都关系不大’。这些问题对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和完善经营机制都有影响。为了统一认识，厂党委分期分批轮训了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和政工人员，并组织了专题讨论……”

“好，这个典型好，在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系上有说服力。你盯紧点，差不多就弄个稿子，早点报给上边。”

“行，我盯着。”

“可是，卫民哪，还有一点不知你考虑没有？那就是国有企业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那是，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选题，我打算这两个选题一起做，哪个成熟就先报哪个。典型方面，还有两个厂子已在考虑之中。”

大张叫张卫民，“文革”前的大学生，虽然块头很大，但却很机灵，一听吴主任这么说，马上把“球”接住了。

“这小子，还跟我留一手，先轻后重。好，还有没有？”

“大的没了，其他的都是常规性报道，等再有大题目时我及时汇报。”

吴主任和老记者议论的这几个回合，我们都觉得很受益，因此也都很认真地在思考着自己的选题能不能拿得出手。

“工业组还有老朱、肖亮、小关和新来的你们两个，都说说。”吴主任看着新来的那两个大学生说，“啊？老朱呢？怎么没见着他？”

“老朱有点急事，说晚一个小时到，我忘跟你说了。”万副主任马上解释，他的话音刚落，老朱就急急忙忙地赶来了。

“啊，说曹操曹操就到，该你了。”万副主任及时挽回了面子。

“估计轮到我了。”

“啥叫‘轮到你了’？今天是农业先说的，如果工业先说你就错过去了。可是没你又不行，我这还等你出菜呢。”吴主任虽然黑不出溜的，但是句句话掷地有声，因此谁也不敢有一点松懈。

“不好意思，路上耽搁了一会儿。”工业组组长老朱知道吴主任正为选题的事焦心，所以也不敢过多辩解，翻开笔记本就说了起来。

“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所以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两条腿’走路。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后扩展到城市。先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再就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看，这种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也有其局限性。我搬出自己学习的这点体会，目的是……”说到这，老朱停下来，“不好意思，喝口水，嗓子快冒烟了。”

“喝，喝，给倒点热的。大家都听见了吧？‘姜还是老的辣’。老朱这一讲，也使我茅塞顿开。真的，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乡镇企业的话，就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好，接着你的思路往下讲。”吴主任知人善任，处处不忘奖勤罚懒。

“主任怎么知道我接下来要谈乡镇企业？”那时候我们经济部还把乡镇企业划归工业组负责。

“哎，这话说的。你不谈乡镇企业就不是工业组‘大拿’了。那是谁说来着：‘不工不农’，‘务工务农’，非你老朱莫属。”

“那是拿我开心呢。”

“但也确实说到点子上了，你毕竟对这方面研究得比较深。这个乡镇企业现在看虽然还在初始阶段，但却不可轻视，它对咱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走现代化道路，有可能是一个方向性选择。”

“这我可不敢当，还是主任高瞻远瞩。”

“好了，你就别卖乖了，君不见我们都在洗耳恭听呢吗。”棋逢对手，老郑就爱和老朱掐架，这会儿老郑又得着一个机会。

“我说，我说。”老朱喜欢以斯文取胜，不爱反唇相讥。因此只是笑了笑，又接着说道，“正如主任刚才说的，乡镇企业看起来不大，但却可以做大文章。说到‘两条腿’走路，我还得多说几句，当然这也是我学来的。就是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并以增量促进存量。因为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增量改革来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就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目前还不能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因为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决不能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虽然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比非国有经济要慢，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因此国有经济也为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

“这话说得好，省长前天还说‘国有经济的确付出了不小的成本’。”老郑插话道。

“有人说‘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其过程就是：在家庭承包制之初，‘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承包者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的社队企业经营者。前几年有些大胆的农民已经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单独办、家庭办、农户合伙办等，出现了乡镇企业新的组织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乡镇企业得到超常发展。企业规模1978年平均每户十九人，现已增长到三十一人。初步统计现在城镇国营企业的职工人数，仅比农村企业的从业人数多百分之十左右。1971到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年均增长五十五亿元，而在1979到1983年间，产值年均增长已达一百四十五亿元。前几天听小何说，有一个外县的朝鲜族乡企老板带着几十个员工进了省城，在城北区中心地带办起了一个无上级的‘民族经济开发公司’，专门经营农副产品进出口业务。”

说到这，老朱停下来，一眼看见我坐那，就说：“正好小何在这，这件事儿还是让她说更具体。”

“也好，那就听小何说说。”

没想到，发言者一下子拐到了我的头上。我可拿不出那么多经济理论，只能就事论事了。

“我也是去省工商局时无意中听说的，就跟他们去看了一下。他们说这个企业很特别：一是个人投资，挂的却是集体的牌子。为什么呢？因为对政策不摸底，对私营经济心存疑虑。二是没有上级，得不到红头文件。老板高薪聘了几个能人专门看报纸研究政策，为的是找缝隙做买卖，出口豆粕，进口大米，赚足了差价，又避免了业务往来受‘卡’。三是管理方式特别，不惜出资培训员工。他的员工以前多是农民，又从蒙、汉、回、满族中招了十几个‘下海’的干部和工人。经过培训，文化水平都提高了，基本上都能出国谈生意。四是他们从来不在饭店待客，不论谁去办事，一律快餐盒饭。目前他们已与美日朝加等多国有生意往来，预期利税二千多万，现已在三个少数民族村创办了采矿和乳品企业。而他们自己的工资人均只有百余元，五十平米办公室里四人一张办公桌。月初我去过一次，见到了他们的老板车仁秀，他不过三十多岁，却很有胆识。他说他已选送六十多名少数民族青年进大学深造，还建立了个体科技信息部，他办这个公司的目的就是要‘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只是目前办事太难，他说‘如果能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就好了’。”

“哎，小何，这事我咋没听你说呢？写没写稿子？”

这时，突然听到“嘿”的一声冷笑，往那个方向望去，原来是我们财贸组的陈守一。

“写了，还没发。”

“为什么？老万，稿子在你手吗？”

“我这没有啊。”

“哦，在我这呢。那天小何从工商局来电话说这事，说这个公司现在虽然从市商贸活动，但以前却是乡镇企业，现在又在几个地方创办乡企，想叫关琳和她一起去看看。不巧小关开会去了，小何写好稿子拿给我帮着把把关。我看后觉得非常好，顺手写了一个评论想配合发，打算今天开完会就交上去呢。”老朱说。

“不错，当记者就是要有这样敏锐的新闻敏感，过耳不忘、抓住不放才行。而且部门之间互相学习、主动配合，这种精神也值得表扬！老万，你说是不是？”

“那是啊！”

“会后就先让老万看看稿子，争取快点发出去，一定要上一版，上头题。还有，这个典型一定要盯住，继续报道。”吴主任想了一下，又说，“等让老朱和小何一起去一趟，看看还能不能再做两篇文章。好，老朱接着往下说。”

“目前，乡企典型好的还真不多，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遍地开花。小关前些日子从乡企局回来说，听说南方一些乡镇企业正进行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

“是吗？有这事儿？”

“小关在这，要不让她也说说？”

“好啊，听小关说说。”

“我知道的不多，简单说说吧。乡企局说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乡企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基本退出，乡镇企业走上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权、给政策。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有些正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演变。而这一切都是乡镇企业及其投资者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变化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就像小何写的这个民族经济开发公司一样，自己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很好地维护了自身产权收益。”

“没了？”

“没了，就听说这些。”

“乡企局去不去南方考察？如果去的话你跟着去看看。”

“行，等我问问。”

“小关手里也有一个典型，是国营企业改革的，让她一块说说吧。”

“好啊。”吴主任点头道。

“我这个典型没有上面说的那些先进，不过在咱们省也算是不错的了。这个企业吴主任也知道……”

关琳到报社之后一直在经济部搞工业报道，情况很熟，也写了一些好报道，在新来的大学生眼里也算老师了，加上她又比较善于处理一些关系，所以人缘不错。大家都认真地听着她说，只有吴主任不断地插话，询问这个企业现在的一些情况。末了，吴主任说：“好，这个典型也够分量，再把刚才说的情况了解一下，就写稿吧。”

“好的。”

“看，谁还接着说？”吴主任可能怕时间不够吧，抓得很紧，“对了，还有肖亮，肖亮说说。”

肖亮是我下一届的大学生，来报社后一直在工业组当记者，也当过编辑，很能干，只是个性直，也倔一点，因此也影响了他的进步。

“我负责的都是一些常规性报道，典型不多。但是企业改革这么大风浪，不是典型也快被风浪推到典型上了……”

肖亮的话简明扼要，说了这样一段开场白之后，马上进入正题，“一、二、三”，举出了三个典型，吴主任当场点头认可：“很好，把你这些不是典型的典型，实事求是地写成典型，不会为了写典型而写走样吧？”吴主任稍微幽默了一下。

“那是当然。”

又是“嘿”的一声冷笑，还是陈守一，不知为什么。

“这小子，还来了个‘当然’。”吴主任又加了这么一句话，之后问道，“下面该谁的了？该你俩了吧。怎么样，不是也跑了一些企业吗，都说一说。”吴主任再次点那两个新来的大学生小白和小孙。

面孔白净的小孙有点吃不住劲儿，脸顿时红了起来。

“没关系，小孙，说一说你了解的情况，有啥说啥。”张卫民鼓励道。

“跟老师们相比，我差远了，可别笑话我呀。”

“不会，我们谁不是打你这样过来的，说吧，你说完了也让小白说一说。”大张又鼓励道。

“行吧……”

大家静静地听着小孙发言，虽说是大学毕业，也来半年多了，可能紧张的关系，说得有点紊乱，本想结合一些理论讲，不料越讲越乱，刚说一半就满头冒汗了。

“喝口水再说。”大张把他的水杯往前推了推。

“你就别说理论了，直接说事实吧。”吴主任有点不耐烦了。

“事实、事实基本上就这些，因为他们正在准备改革。”

“好了，小白说不说？”吴主任把脸转向小白。

“我、我掌握的都是一些常规性的，大的典型目前还没有。”小白也许怕尴尬吧，干脆推辞不说了。

“嘿嘿嘿！”陈守一又笑了。

吴主任看了看小孙和小白，本想说什么，却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见主任这样，大家都有点紧张，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工、农两个组其他人不等吴主任点名，都表示“没有补充了”。

这时就剩下我们财贸组，我们不仅为组长老宋捏了一把汗。

老宋虽然不像文述中老师那么富有爱心，但在处理新闻题材上却也不含糊。

这时，只见他看了看大家，又看了看我们组里的几个人，可能觉得吴主任不会让自己难堪吧，与其被点名，不如主动好，反正早晚得说。于是习惯地略微欠了欠身子，轻声问道：“吴主任，是不是该我说了？”

“还是你知趣，说吧，谈谈财贸战线的情况。”

“好，财贸这块我们几个人分头说。我先说个体和私营经济，我这里有一些数据供大家参考。这些数据说明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今没到两位数，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了改革的实惠，民营经济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是个体企业规模逐步扩大。从业人数超过八人的私营企业迅速增加，约百分之三十的私营企业拥有员工超过二十人，百分之一的企业规模在一百人以上，从业人员占全国劳动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七。个体工商业从业人数这几年增加了近十倍，年增长速度近百分之四十。中央最近又提出要对私营企业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政府第一次认可私营企业的地位。这一政策性突破，使私营企业的数量猛增了近一倍。有名的‘瓜子大王’一个私营企业就雇佣了几百工人。二是民营经济增长迅速，作用越来越大。仅从近两年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百分率来看：国营企业是7.3，集体企业是17.6，乡镇企业是25.9，个体私营企业是39.2，外资企业是74.0，对比十分鲜明。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政府税收的重大来源，乡镇企业缴税近几年年均三百八十亿，相当于政府新增收入的一半以上。最近又提出要保护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阻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法律障碍终于被清除……”

编辑老宋说到这，转过头来问我和小金：“这些数据没错吧？”

“没错。”

“那好，题目就来了，全国的情况是这样，我们省呢？据我们了解，我省与全国的差距太大了。其原因除了宏观经济因素之外，不能排除政府的无作为。但正面典型也有，有的还很突出，这些典型对推动我省民营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因此我们定了这样几个题目，大伙正在分头采访做文章……”

老宋一连说了五个选题，其中私营经济这块有我一个选题“省府放宽政策促进个体经济发展”，其他四个选题老宋和小金一人两个。

老宋说完，我和小金又就各自的选题做了一番补充，吴主任听了很高兴。

“好啊，仅民营企业就拿出五个选题，内容也都很充实，可见财贸组的同志们都很努力。可是老宋，除了民营企业，其他方面有没有典型？”吴主任问道。

“当然有，经济杠杆和市场供应这块主要是小何在跑，由她来说吧。”

我低头看了一下手表，想把握好时间，别说过头了。

“时间还有，你尽管说。”吴主任马上看出了我的心思。

“好，我抓紧时间。先说说大家都关心的节日市场。正如人们从大好经济形势中所预感到的，今年的节日市场将比往年丰盛很多。据对市场一些商业部门了解，肉蛋禽、鱼虾蟹、烟酒糖、水果糕点饮料，还有品种较多的新鲜蔬菜、小食品和各种调料等等，比物资充足的去年有增无减。主要是商业部门发挥采购能量，提前几个月就去外地进行了采购。……这些商品对节日市场不仅仅是一种装点，因其品种多、数量大，对比较紧张的供求关系将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这也说明：发展横向联合对搞活市场大有可为，如果每一个商业部门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今后的市场供应一定会有所改善。但是节日供应也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一是本地猪肉少，其原因除了受统管部门分配的影响之外，也与商业储存条件不足有关。二是啤酒货源偏紧，拿到调令跑两三天才能拿到货。三是新式儿童玩具少，电脑玩具基本无货。主要原因是国内没有货源，进口又绝非易事。因为过年，百姓对猪肉、啤酒和玩具的需求量还是挺大的。我准备写一个‘省城春节市场供应安排述评’，分析一下其中原因。再就是节前省领导将检查节日市场，到时候可以写个‘见闻’。不知行不行？”

“可以啊，‘述评’材料也够了，会后就写出来吧。”吴主任点头说。

“接下来我要说的主要是供求关系问题，负面东西比较多。这些天跑市场供应情况时，我先后也去了物价、工商、税务等部门，了解到一些情况，有些负面问题还比较严重。一是物价问题。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物资紧缺，乱涨价问题十分普遍。据省物价局初步检查，市内几个较大的菜市场，比较抢手的新鲜蔬菜均有违价现象。违法倒买倒卖紧缺产品、批条子走后门等也屡见不鲜。肉制品以次充好，假冒洗涤用品，以及几家火柴厂联合搞价格垄断、擅自减量加价等问题日益严重。一些名贵药材和脱销常用药品甚至出现了药品‘黑市’。在省计经委‘戴帽’调拨的农用原材料上，甚至出现了‘官倒’案。二是税收问题。许多高收入者税收观念淡薄，除了在华讲学和施工的外国学者、专家能主动申报外，省内一些业余兼课或出诊的教授、专家以及演员、饭店大厨、承包租赁者等，自觉纳税者寥寥无几。一些工商企业利用发票偷漏税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仅近两三个月漏税金额就达百万元。由于财政支出控制难度加大，加上收支不平衡、亏损企业增多等因素，全省财政形势不容乐观……”

“菜市场乱加价的现象太多了，我们家那的黄瓜价格都快赶上黄金了。”

“呵呵呵……”

“我家那只有白菜萝卜，新鲜菜基本上看不见。”

“这附近也那样……”

“嘿！嘿！”

“对了，小何，问问商业部门地方猪肉都哪去了？这南方来的肉太肥了。”

“小何刚才不是说了吗，受统一调配猪肉的冲击，上一年订好的收购合同不执行，今年人家有猪也不卖给你了呗。”

“商业信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菜篮子啊。”

“刚才说到火柴，你看，我买这火柴，一盒里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不说，还贵了两分钱。”

“那个药品黑市，据说里面就有官倒……”

“官倒算什么？据说省里某大人物一给别人题字就是上千元润笔费，商店开业找他题字，饭店开业也找他题字，就差厕所不去题字了。”

“啊啊啊……”

“那个大歌星叫什么来着？来咱这演唱就没纳税，听说有人正在查她。”

“这真是乱世出英雄，亦出盗匪呀！”

“那究竟是先出盗匪，还是先有乱世呀？”

“又扯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来了。”

“跑题了，跑题了……”

一涉及民生问题，大家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何况开了这半天会，可能也有点累了，大家抓住民生这个敏感话题议论个没完没了。我还真有点紧张，担心因为自己说话不当而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嘿嘿嘿！”又传来了陈守一的冷笑声。

不知为什么，这种不阴不阳的笑声令我不安。虽然之前并未与他共事，三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到报社后一直在人事部门工作，年初主动要求来当记者，我也只见过他写的一篇普普通通的消息，谈不上好不好。只是我总觉得他和我们不一样，油头粉面，性情圆滑，善于察言观色，我们这些从学校出来的人似乎都不太喜欢与他接触。

还好，吴主任没有发脾气，默默地听着这些议论，似乎在考虑什么问题，一直没有说话。听到万副主任喊“跑题了”，这才掐灭手中的烟头，问我：“能不能抓几个典型案例？曝曝光或许能震慑一下。当然，正面典型也要有。”

“初步确定了几个，需要再深入了解一下。有的典型可能要等适当契机。”

“哦，等机会下手也好。市场混乱、物资紧缺的关键还是经济不景气，因此要改善供求关系恐怕也非一日之功啊。你再说说金融吧，银行资金供应怎么样？”

“银行方面虽然基本上也是喜忧参半，但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新情况。据省人民银行介绍，今年的购粮款已有缓和，‘白条子’正在清理。各家银行都在千方百计筹集、融通资金，现已筹集五十多亿，基本上解决了旺季收购资金的需要，也为工农业原材料储备和两大节日物资采购提供了一些资金。至于之前资金缺口过大的教训是什么？我也走访了央行权威人士。他说：主要是历年应下降的商业贷款居高不下，基建摊子过大加重了信贷压力，原材料涨价多占了一块资金，企业效益不理想存款涨幅下降，金融机构认购国债增多，加上金融体制不顺，央行管钱、其他行花钱有依赖思想……”

“明年呢？说没说明年能否有所改善。”

“也说了，现行体制加上通货膨胀，明年资金形势可能更加严峻。他们正在采取措施，争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控制住总量。”

“谈何容易？”

“现正在召开地市人行行长会议，决定采取‘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坚决限制挪用保重点。听说明年全国银行业将实行重大改革，执行新的资金结算制，彻底解决结算中的‘错、乱、压、慢、拖’等问题，加快周转，这也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刚才说‘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情况’，就是指这个吗？”

“哦，除了这个以外，再就是银行管理体制正在进行政企分开，农行系统将在我省和其他几个地方试行‘一长三师’制，撤销党组，由专家治行。”

“啊？撤销党组？”

“你别打岔，听小何说。”大张急忙阻止他们组的小白。

“还有，就是我要说的几件新鲜事了。一是体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国库券转让市场，国家首批试点城市中就有本市。这个市场主要包括三大块，即发行市场、交易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届时不仅银行、企业可以利用这个市场发行各种有价证券融资，老百姓也可以入市买卖国债，从中牟利。”

“什么时候开始？”小白又忍不住了。

“又打岔，听小何说。”大张似乎专盯着小白。

“大概四月份开盘。”

“在哪？”

“已经获批的有三个，工行、农行、建行一家建立了一个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在城南、城北和市中心地区承办此事。”

“还有什么？”

“再就是，我省正在研究股票交易问题。”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小白在问。

“又打岔是不？”大张又瞪了小白一眼。

“哦，不，不，就当我没问。”小白急忙摇头摆手，逗得大家爆出一阵笑声。

“呵呵呵……”

“具体时间还没确定，但是，广州、上海人炒股票已经搅得咱这坐卧不宁了。有些赚了大钱的人都把定期存款提前改为活期了，就等这一天，好随时拿出来炒股票……”

“是啊，那得有钱啊。”

“钱少了能不能炒？”

“何姐，到时候怎么办证啊？”还是小白。

“小何，你看把小白急的，到时候一定先给他办个证，否则他该睡不着觉了。”大张笑着对我说。

我也笑着看了小白一眼，说：“放心，到时候我一定帮忙。”

小白听我这话，不由得两手抱拳，隔着两个桌子示意给我作揖。

“还有我……”

“我也……”

……

我一看，想要办股票证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这说明年轻人思想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

不料，这可激怒了吴主任，他一直隐忍未发，此时再也按捺不住了。

“怎么？这会儿都有话说了是不，咱们今天是谈报道还是炒股票啊？”

屋里顿时鸦雀无声，静得几乎连呼吸声都能听到。只有小白吐了吐舌头，大张悄悄示意他“要加小心了”，其他人都一动不动地看着吴主任。吴主任刚想说什么，静谧的屋里突然爆出“吭、吭……”的打鼾声，循着声音望去，原来是老路睡着了。

吴主任更加忍无可忍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去批评老路，因为他知道老路身体有毛病，说也没用。可是不说又不行，开会毕竟是开会，不能一点规矩都没有。于是说道：“老路身体不好，不小心睡着了也就算了，毕竟年龄大了，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我不强求他，他年轻时也做过贡献了。可是，如果年轻人也这样，那就不如干脆另谋高就。我们这里是省委机关报，是党的喉舌，这一点我想你们来报到时就应该明白了。那么，既然明白，就得好好干才行。宣传党的政策者，首先得学习党的政策。宣传经济工作，就得把经济形势弄懂、弄通。搞新闻报道的，不会写新闻、找不到新闻重点、长时间拿不出好的新闻报道来，那还叫什么新闻记者？”吴主任把话锋直接转向了新来的大学生。

“我这里是编辑部，不是培训学校。当然，有不明白的可以学、可以问，但是不能不学不问干等着，那咱们经济部还怎么开张？一说到个人感兴趣的事就来劲儿，对自己该做好的工作却不上心。如果是我没领导好，那就请直接说，跟上边说去也行，我绝不打击报复。可是，如果是对自己的工作没兴趣，那也要说清楚。最要命的是抱着‘混’的思想，不努力，无作为。你们才多大年龄，就想混？”

吴主任发火了，我不禁有点紧张，担心是不是自己不该把情况说得那么细。但仔细想想，吴主任并不是冲着我发火，因为我说的情况并没有错，大家愿意议论，不关我事，因此心里也就淡定下来。

“大学毕业只是资历，说明不了别的，要想当个好记者，得拿出成绩来。我们部门大学生并不少，来的有早有晚，哪一个是靠资历当上好记者的？都是靠工作实绩干上来的。”

这时候我真怕吴主任以我为例，因为我并不想出人头地，我只想脚踏实地地干好我的本职工作。还好，吴主任谁的名字也没点，就迅速扭转了话题。

“不是我愿意批评谁，我一直忍着没有说你们，可也不能得寸进尺啊……今天我不强求你们，但是，如果下一次开会还拿不出像样的选题，咱们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

“嘿嘿……”陈守一刚笑了两声，突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红梅”牌香烟，先递给吴主任一支，并掏出打火机给主任点着，然后给屋里会吸烟的老同志一人一支，说道：“对不住各位，不能给你们挨个点了。”之后，拿出一支自己点上，又说，“我本来不吸烟，可是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因为我太受感动了。我在人事时就听说吴主任水平很高，无论搞新闻还是带队伍，在报社没人不佩服，今天终于亲眼目睹……”陈守一自从来到我们们部，总是哈着吴主任。

“这话对头，我在报社这么多年了，还就愿意在吴主任手下干活……”老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道。

“没错，主任咋说我我都高兴，因为主任说的对……”万副主任边说边给吴主任斟满了水杯。

“喝口水，年轻人阅历浅，再干几年就知道主任是为了他们好了……”大张说完，还把水杯递到吴主任手上。

……

这时老路也被别人扒拉醒了，他睁开有点疲惫的眼睛迷迷糊糊地问道：“还、还开会呢？”

“哈……”不知是谁笑了一声又憋了回去。这时只见陈守一把烟掐灭，正襟危坐，翻开笔记本问道：“吴主任，我也说说？我们财贸组除了我就剩小金他们几个了……”他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排在了小金他们前面。

“说说吧。你们看，陈守一才来编辑部几天，不是也了解了一些情况吗，当记者就得有这种主动劲儿。”

吴主任似乎在夸陈守一，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那不是主任的本意，主任不过借题多说两句而已。

而陈守一却很得意，把他在报纸上看到的内容连同他了解到的一点情况，混在一起竟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我们几乎都边听边摇头，谁也没说话。心想：只有你敢如此大胆而又不真实。

……

“好了，暂时先汇报这些，不当之处请各位多多指正。嘿嘿……”陈守一也许感觉到了大家没听进去，只好自己停下不说了。

坐在我身边的小金轻声自语：“还‘暂时’哪？”

……

那次会议对我触动很深，吴主任那敏捷的思维和铿锵有力的语言，会后多长时间都挥之不去，一直在鼓励着我。使我再次深刻感受到：无论做记者还是做人，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必须扎扎实实，深入浅出，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骄傲。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我的记者生涯进入了黄金时期。

那天早晨我刚到办公室，吴主任就过来对我说：“小何，今天检查市场的报道，一定要突出省长的求真务实精神。”

“好的。”当时我还想：那也得省长真能求真务实啊。

那是节前最后一次随省领导检查省城节日市场，没想到省长一见到我们记者就说：“路线有变化，今天你们得辛苦一点，陪我去城边工人居住区了。”

省长有意避开已经得知检查信息的中心城区，直接去往尚无准备的地区查访，我们都很高兴。我对电视台记者老许说：“估计今天一定有新闻可写了。”

“那可太好了。”

结果不出我们所料。除了大家关心的肉蛋禽，以及之前短缺的肥皂、手纸等日用品基本能保证供应外，价格问题却十分突出。

在一家大百货商场，省长指着柜台上挂着红色价签的商品问省物价局姚局长：“怎么都写着‘国家统一定价’？”

姚局长马上解释说：“省长，这里大部分商品除了‘国家指导价’就是‘市场调节价’，而不应该是‘国家统一定价’。他们是想打马虎眼，利用‘国家统一定价’做招牌哪。”

“叫他们马上纠正过来！”

“是。”

姚局长随即叫来商店负责人：“把所有价签都如实更换！”

在另一家商店，省长询问了一些消费者，发现这里小商品柜台的金属和搪瓷制品，以及棉布等价格偏高。立即问店员，店员回答：“咱省这些商品批发价就高，再加上层层加价，到我们这价格就更高了。”

省长明白了，对姚局长说：“商业部门搞批零兼营虽说也是一种改革，但不能无限加价，最后都加到消费者身上。对本省产品价格能不能设一个上限？各环节都消化一点才行。”

之后又检查了群众常用的火柴，以及农贸市场上的烧饼、豆腐干等，发现短斤少两以及乱涨价问题十分普遍。省长随即走进市场工商管理所，对正在说笑的所长谈了自己对市场管理工作的看法。

……

根据吴主任要求，当天晚上我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通讯：“省长查看省城节日市场见闻”，突出了省长的求真务实、现场办公和亲民形象。吴主任看见后高兴地对我说：“很好，就这么写。”

但是也有不同声音，据说陈守一看了我的报道说：“都过年了，咋还批这个批那个的？”

我听说后觉得没必要回应，就没去理睬，只对吴主任说：“吴主任，我从省长和物价局长的对话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我想随物价局的人进一步查访，不知行不行？”

“哪方面线索？”

“也是负面报道。涉及一些紧缺物资，据说原因是正门无货，都走了后门。”

“你觉得能发稿吗？”

“好像能。”

“那好，抓个大一点的。”之后又说，“你也有经验了，自己把握吧，有问题随时反映。”

“好的。”

我又去省物价局做了进一步了解，姚局长很高兴，说很感谢我们能支持他们管好物价。并对我说：“我亲自陪你去。本市自产的肥皂满足市场供应没问题，可是你提出‘为什么平价肥皂无货？为什么台上不涨价、台下乱涨价？’你跟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年一过就去行吗？”

“没问题，何记者，节后咱们立即查访。”

春节还没过完，很多商店分配到的肥皂摆上柜台不到一天便销售一空。店员也懒得回答顾客了，重新挂上了“肥皂无货”的告示牌。我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就随物价局姚局长去了全省最大的肥皂生产厂家“轻化总厂”。

发现工厂肥皂生产一如既往，不同的是肥皂装箱后不是按单调拨，而是被一些手持“条子”的单位或个人，像蚂蚁一样三五成群地陆续搬走了。

“去看看，都是什么样的‘条子’？”我说。

“好。”

“何记者，你看……”在轻化总厂办公室，姚局长指着一摞装订好的“纸条”对我说，“我数了一下，总共十五本，一千多份，日期都在近半个月之内。条子上有买三五箱的，也有买上千箱的，用途不明。”

“都是谁写的条子？”

“多数只写着‘关系单位’、‘朋友’、‘亲属’等字样，但也有些是单位名称。”说着，姚局长念了一下：

“轻工厅二百箱、火车站调度室五十箱、王办一百五十箱、税务分局三十箱、银行信贷科二十箱、老领导办公室三百箱、公安分局三百箱、轻工局一百箱……”念了二十多条之后，姚局长又说，“你看，没有一箱是用于市场供应的。”

“能不能跟厂领导谈谈，为什么把肥皂都供给了这些‘条子’？”

“好啊，小李，你去找主任老杨来一下。”姚局长吩咐下属说。

不大工夫，杨主任来了，他搓着两只手寒暄道：“不好意思，姚局长亲自来我们厂，事先咋不知会一声？”

“你客气了，我只是来看看肥皂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加了价？”

“我们厂可没有加价，卖出的肥皂都有发票，都是按物价局年前提价后的价格售出的，对公对‘私’一视同仁。本以为提价后买的人就少了，保证市场供应没问题。因为以前商业部门一天只进三百箱就够了，可是现在一天都进一千三百箱了，商店里还是写着‘肥皂无货’。而且拿着‘条子’来工厂买的人也越来越多，最近光这些‘条子’就供不应求了。为了不得罪这些关系户，我们每天不得不拿出近千箱肥皂照顾他们。”

“是不是有人转手加价倒卖呀？”

“我们厂内肯定没有，我们规定内部职工一律不开票。”

“不卖给那些‘条子’不行吗？”

这时只见杨主任用力摇着头，说：“那可不行，局长，如果把这些关系户都得罪了，我们厂就没法维持生产了。”

“有那么严重？”

“那是啊，局长您想，从银行贷款到纳税、从原材料供应到交通运输、从我们的主管部门到协作者，企业离了谁都难以生存啊。”

姚局长轻轻点了点头。可是，接下来不管姚局长怎样要求，杨主任就是不肯说出关系户的名字。我见他面带难色，就说：“把这些‘条子’给我们看看行吗？”

“那行。”

于是我选择一些购买数量多而又能看出关系单位名称的“条子”，一边抄录一边想：一定要给他们曝曝光，正是这些“关系户”、这些“条子”在幕后推波助澜。想到这，脑海里立即跳出了“千余张条子助长了抢购势头”这样一个标题。

抄完之后我们又去车间和仓库看了看，库房里一箱肥皂都没有，可是院里拿“条子”来提货的大小车辆还在排着队，一切都如杨主任所说。

“可是，姚局长，商业部门每天进的一千三百箱哪去了？”我问道，“咱们是不是还得去商业部门看一看？”

“你能去吗？如果能去可太好了，我一会儿回去就安排。”

“能去，这样就可以连续报道，狠狠打击这股歪风邪气了。”

“何记者，谢谢你啊，有你们报社支持，我们说话才有分量。”

那天回到报社后，我立即写了消息“千余张条子助长了抢购势头”，消息中列出了银行、税务、公安、轻工厅、火车站等二十多个关系户的名字和购买数量。

吴主任看后很高兴地对我说：

“很好，抓得很准，直指社会不良风气，这些‘条子’正是幕后黑手。不过……”他想了一想又问我，“小何，你把问题提出来了，你是不是还得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呀？”

“是的，我正想汇报这事儿。明天就去商店看看，接下来想报道商业部门把肥皂弄哪去了，是不是也都走了后门儿？”

“再发一篇不够吧？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好好安排一下，争取再搞它一组深度报道，这件事儿的分量也够了，只是需要多准备点材料。再就是该配发言论时你就动笔写，早点写出来拿给我看看。”

“好的。”

末了，吴主任又嘱咐我：“不过，不要带着情绪写，一定要客观。用事实说话，读者自会明白，只要读者明白了，报道就成功了。”

我理解主任说的“读者明白”，就是让读者对这些丑恶的社会问题不满，只有群情激奋，才有利于解决问题，而这话主任又不好明说。

为了避免以偏概全，我们商量：“全市上千家商店不能都去，最好一个地区选一家重点，其他的派人或通过电话弄清楚有没有肥皂卖？”

“好，就这么办，选出十家，其他的电话联系。”

第二天姚局长亲自带着我去了五家商店，又安排一组人去了另外五家商店。

结果是：就在调查的这两天，上千家商店既不见零售也无库存。

其中：华商百货十几天进货二千四百箱，全部批发给下面的多家商店。一百箱被商委的一个部门以妇幼商店的名义直接提走了，而妇幼商店对此却一无所知。通乡商店得到的二百箱，也都转手卖给了三十家“关系户”。

厂家自办的销售部，半个月进货两万箱，只零售十箱，其他都批发给有“关系”的商店和批发部。

全市仅有三家商店零售了一两天，总共卖出九十箱。记者在其中一家商店看到：顾客蜂拥而至，商店想给一个老客户留出十箱，一个小伙子汗涔涔地跑进来说：“快都卖了吧，物价局和记者刚在我们那查账呢！”临走还开玩笑说，“可得给我十块钱报信费啊！”

事实与我们的预料完全吻合：商业部门从厂家进货的肥皂，不等摆上零售柜台，就被“关系户”层层“围追堵截”，瓜分掉了。可是“关系户”买这么多肥皂干什么用呢？调查发现，这些“关系户”大多用来转手倒卖，层层加价赚利差，有的竟被转手三四次，只有少量肥皂由亲朋好友分掉，拿回家囤积起来。

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各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我不解地问姚局长：“我们看到的发票上都是同样的批发价，并没有加价，他们这样批来批去图什么呢？”

姚局长笑着提醒我：“光从发货单据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你想：有谁能把好处费、回扣、提价，写在单据上等你来查呀？！”

“哦……”我恍然大悟。

我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写了出来，题目就叫：“肥皂哪里去了？”文中说：“工厂生产的肥皂流向了两个渠道，一是通过千余张‘条子’流进了那些能制约厂家的非经营单位，二是经营单位进货后也都走了后门。然而流入这两条渠道的肥皂其再分配方式又都出奇的一致：一是转手加价倒卖，二是私分囤积，而且两个渠道中均有官倒和私倒……”

报道见报后，社会一片哗然。

“原来肥皂都走后门了！”

“都是那些有权力的人批条子倒卖的！”

“我说小贩子卖的肥皂咋那么贵呀？原来还是层层加价呀！”

“报纸一批评，各个商店就都有肥皂了，离开舆论监督不行啊！”

“报纸和记者就应该主持正义，给咱老百姓说说话……”

“不知报纸能不能管到底？可别只管几天，以后肥皂又没了！”

“今天倒卖肥皂，明天还不知又倒卖什么？这样下去社会风气能好吗？”

一位省直机关领导干部来电话说：“我们机关干部对一些人不顾大局、利用关系扰乱市场的行为非常气愤！这也是一种腐败，可是有些人却不敢管。省报敢于碰硬，希望能坚持下去！”

大量读者来信要求：“手里有点权，就抢购，就倒卖！这些‘官抢’、‘官倒’太可恶了，报纸一定要把这事查到底，把处理结果公布出来，让那些背后捅咕黑条子的人见见光！”

省市领导更是高度重视，一致表态“要严肃查处！”

省监察厅发出通知：“严格制止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参与抢购商品，坚决制止抢购之风蔓延。”

……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大部分来自被批评者及其相关人士。有人埋怨肥皂生产厂家说：“跟你们关系不错，买点肥皂还被你们给捅出去了。”客观上给厂家施加了压力。

然而在工厂一方，报道之初工厂领导看了很高兴，对报社说：“记者给我们说了话，为工厂立了功！”

继而，工厂听到关系单位的埋怨声后，又责怪道：“记者给我们得罪了关系单位，我们还得去向关系单位道歉。”

此后，因为带着不满情绪去查看“条子”的人多了起来，不仅给厂家添了麻烦，而且还减少了对厂家的原材料供给，于是厂家又进一步指责记者：“给厂家惹了祸，今后日子恐怕要难过，实在不行只好宣告肥皂停产。”

而在报社内部，也出现了一种声音：“小何呀，别报了，有人说你影响了咱报社和工厂的关系，工厂不卖给咱们便宜的洗护用品了。”

接下来我们财贸组小金也对我说：“陈守一对你不满意了，说你可能要让好多人失业，包括他大姨子，他大姨子就是那个工厂的仓库保管员。”

……

听到这些声音时，我以为真给大家惹了祸，心里不禁有点忐忑不安。很想问问吴主任该怎么办？正好吴主任来喊我：“小何，跟我去一下，总编辑要了解肥皂报道的事儿。”

这使我更加不安了，跟在吴主任后边往楼上走，心想：可能得挨批评吧？不过我不服，因为我并没有错，一切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从新闻报道需要出发，从整治不良风气出发，从稳定市场供应出发，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想到这，我又坦然起来。

走进总编辑办公室，里面除了章总编辑外，还有蒋副总编、总编室党主任和机关党委的冷书记。四个人的表情似乎都很严肃，我不免又有点紧张，以为又出了其他问题。

“小何来了，坐下说说吧，说一说肥皂报道的前后经过。”

因为一切还都记忆犹新，不用多想，我就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

章总编问吴主任：“老吴，这些你都知道吧？”

“那是啊，小何都跟我汇报了，我也很支持她。”

蒋副总编接着问我：“省物价局姚局长现在什么态度？”

“他一直都很配合咱们的报道，如果他不安排我跟他们去检查，我也没办法看到那些‘条子’。”

党主任又问道：“你抄条子时，姚局长在吗？”

“在，去检查的十一个人都在场，他们还一起帮我核对了一遍。”

这时章总编又问我：“这次报道反响挺大，你都听说了吧？”

“听说了。”

“那好，说说都有些什么反响？”

我又如实做了汇报。

“没错，这些我们也都听说了。”章总编说。

之后，只听他们四位领导议论道：“对咱报社的影响没关系，哪还买不到洗护用品。小何一没造假，二没有个人恩怨在里边。”

“再说他们也不敢不卖咱洗护用品呀！”

“就是。陈守一的大姨子不是还在那干着吗？如果真因为这事儿被除名，那咱的报道内容还更丰富了呢！”

“行啊，这两年小何没少努力，好报道不少，在他们这一批大学生中表现很出色，这一点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再说，这次报道又给咱报纸争了光，听说发行量也有所增加。”章总编说到这，看了我一眼，又对机关党委的冷书记说，“老冷，通报表彰的事儿，就按你们原来的意见办吧，谁再有疑问时再商量吧。”章总编可能看出我有点紧张了，就安慰我说：“小何，你别担心，有些事情与你没关系，你还是要集中精力搞好报道才行，别的事情由我们来处理。”接着又对大家说，“一个人只要工作，就会有不同的声音，这时候领导主持公道很重要。否则，努力奋斗的人就没法再努力了，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咱们的报纸……”

“那是，总编辑有这话，我们就放心了。”吴主任答应道。

“好了，这事儿就议到这。老吴，你不是说你们想把这组报道做大吗，你们还有什么打算，一块说说吧。”

“好啊，小何在这，她拟的这几个题目事前我们也都商量过，就让她自己说吧。”

虽然这几个题目还没来得及征求吴主任的意见，但是听他这么说，我心里也就有了底。得到章总编的同意后，我就把准备好的题目及其内容一一做了汇报。我说：“根据现有材料，至少可以写六篇报道，一是‘省领导态度鲜明坚决查处官抢’，二是‘话说条子’，三是‘本报揭露流通领域怪现象后读者望有处理结果’，四是‘税务三分局抢购肥皂问题已查清’，五是‘省监察厅通知：严格制止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参与抢购商品’，六是记者述评：‘整顿经济秩序需要同心协力’。”

“啊，六篇，不算少，写没写呢？”

“前三篇已经写出来了，后三篇马上就可以动手写。”

这时，章总编略微想了一下，又说：“老吴啊，我看小何说到的这些内容都可以，按你们原定计划写就行。只是有的题目或提法要好好斟酌一下。比如：叫‘官抢’好还是叫‘官倒’好？再就是记者述评主标题不错，但要加个副标题，就叫‘肥皂问题报道引起的反响与思考’。文中要把反响写足，包括厂家的负面反响；还要把思考写透。记者要引导读者思考什么呢？有的刚才小何也说到了，但还要强调这样两点：一是小小肥皂问题为什么会骤然严峻起来？为什么那些写‘条子’的管理者把矛头都指向了工厂？为什么工厂又把怨气撒向记者？这些都说明治理经济秩序有一定难度。难在哪呢？难在一些有实权的人带头抢购商品，制造紧张空气，败坏社会风气；难在领导部门和生产厂家缺失社会责任感，仅以自身利益为目的；难在理顺流通环节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彻底解决还必须下大力气才行。”

我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只见章总编吸了一口烟，最后又客气地说了一句：“我也是刚刚受了小何的启发想到了这几点，等小何拿出稿子来，老吴再给把把关。”

“那是自然，还好，事前也都商量过。”

吴主任再次强调了“事前商量过”，大概也是说明都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我想：这样好。

接着蒋副总编和党主任也做了一点补充。

能够直接听取总编们的意见，我感觉很受启发，感到他们站得更高，也看得更远。因此，紧张情绪顿时烟消云散，思路也进一步开阔、充实了。

走出总编辑办公室后，吴主任高兴地对我说：“小何啊，总编辑这番话可不简单呀，不仅给咱这一组报道定了调子，而且副总编和总编室那边在稿件和版面安排上渠道也都打通了，机关党委可能还有点说道，你可要好好把握呀。”

我虽然一时还没完全弄懂吴主任话里的意思，但是直觉告诉我：好好工作没问题。那时我的思想就是那么单纯。

事后，小魏去看我分到的一居室房子时才告诉我说：“你们吴主任可高兴了，他还让我向你学习呢，说‘小何很能干，几组报道让整个经济部都跟着沾了光’。”

“你咋知道的？”

“咋不知道，吴主任就是我爱人的姨夫呀。”

“啊？真的，咋没听你说过？”

“嗨，说这干啥，你也知道，我最不爱显摆自己。”

“那倒是。”

接着她又说：“小何，我还听说，咱报社机关党委还要通报嘉奖你呢！”

“啊，今天你是专门来给我报喜的吗？”

“这不算啥喜事儿，真正的喜事儿应该是你自己的事儿。我来提醒你，别只顾着报道，也得抓紧人生大事儿。你都四十一二了，就是现在找也只能给人当后妈了，可得抓紧点。到时候，到那时候不用你说，我也会向所有人报喜。”小魏总是这么快人快语。

其实，那时候我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新闻报道，甚至可以说是“乐不思蜀”，着了魔一样，早就把个人生活问题抛之脑后了。

可是，小魏的另一句话却再次吸引了我。

“小何，你跟物价局这么熟，让他们查一查城北农贸市场的物价呗。”

“城北农贸市场什么东西违价了？”

“哦，也是，你不去那买东西，所以你不知道。等有空你去看看，那里的肉、菜、馒头、烧饼没有一样不随便要价的。前天我买的烧饼二两粮票一毛钱，昨天就涨到了一毛四。”

“啊？是吗，咋涨这么多，工商所不管吗？”

“没看见有人管，那里的小商贩可猖狂了，天天都有打架的。”

“真的，明天我先去看看再说。”

第二天中午，我趁午休时间去了城北农贸市场。

到那一看，果然，所有货车没有一个挂价格标签的。一个卖花卷的小商贩刚才还卖一毛一个，看来买的人多了，顿时就卖一毛三。

我问了几个顾客，回答都说“小贩子随口要价”。

于是我找到市场工商管理所，锁着门。我问附近的一个商贩，她说：“他们哪，都去饭店了，一两点钟才能回来呢。”

我想：不会都这样吧？别的市场会不会好一点？

回到办公室，刚好老宋和小金在那，他俩一个住城南、一个住火车站附近，差不多每天下班后都要顺路去市场买菜。结果，他俩的回答都是：“哎，这还不是常有的事儿。”

小金还劝我：“小何，别管了，市场这么多，你根本管不过来。弄不好还得罪人……”

正在这时，陈守一进来了，问道：“小何又得罪谁了？当记者可不能总损害别人啊。”

“当记者不是要损害他人，而是要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老宋替我辩解了一句之后，又说道，“小何，该去就去吧，如果记者也不主持公道，那社会不正之风就更猖獗了。”

“谢谢！”

说完后我就出去又问了几个人，之后先向吴主任做了汇报。吴主任很痛快地答应了：“去吧，是该管管他们的时候了。”

因为涉及物价问题，我又问了姚局长。他也很支持我的想法，并说：“小何，你能不能再找几个媒体一起报道？把声势造大一点。”

“好啊，我也正想叫上他们呢。”

接着姚局长又安排下属知会市物价局一声，说：“省局想看看省城百姓的菜篮子情况，主要是农贸市场。”并对我说，“不能说查农贸市场物价，一是互相尊重，二是别跑了风声……”

刚好，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了城北农贸市场。这时各摊床已经摆满了生肉、蔬菜和烧饼等食品，人来人往的还挺热闹。

可是，我们从头走到尾都没看到一个摊床挂价签。姚局长说：“这不行，全都随口要价，群众根本无法监督这里的物价执行情况。”

检查人员问六号摊主：“烧饼多少钱一个？”

“二两粮票一毛钱，没有粮票一毛四。”

“谁让你卖一毛四的？”

“谁也没让，我就这么卖的。”

“卖一毛四不对，违反价格规定你知道吗？”

“不对我也卖，谁也管不着。”

业者态度十分强硬，被罚款三十元。检查人员随即又问一号摊位：

“花卷多少钱一个？”

通常前者违价被罚，后者就不敢再要高价了。但是一号摊主根本不在乎：“一毛二。”

按照他的进货渠道，每个花卷违价三分五，也被罚款三十元。不料，业者却毫不在乎地说：“罚呗，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时围观的一位顾客说：“该罚，他天天卖高价。”

检查人员刚刚走开，业者便拍拍给他送货的小伙子，说：“收拾他。”

于是又来了一个小伙子，两个人把赞成罚款的顾客逼到墙角，问道：“你跟罚款的是一伙的吗？”

“不是，我是买鱼食的。”

“那你是不是喝多了？”

这位顾客感到不妙，赶紧应道：“是，是，我喝多了。”

“喝多了？拿钱来，罚我们的钱你给出！”

“我兜里没钱。”

“没钱回去取，你家住哪？”

顾客连连告饶：“我还得去接孩子，实在不行，你们一人打我一拳吧。”

在这位顾客连连拱手作揖、苦苦哀求下，只见上来三个人，对他一顿拳打脚踢才了事。

我和许多人都目睹了这起恶性事件的全过程，姚局长要求工商管理所马上当众处理。

可是工商民警队却十分凶狠地驱赶围观群众，并擅自放走了打人凶手，使事件无法继续处理。大家对此十分不满，电视记者老许也发表了一点意见，被一个卖肉的业者告诉了工商民警，这位民警就来打老许，被强行拉开。

现场气氛十分紧张，我对姚局长说：“最好派车先把赞成罚款的那位顾客送走，以免再挨打。”

在场群众议论纷纷：

“应当表扬这位顾客！”

“商贩太不像话了，天天乱涨价！”

“对政府的人都这么凶，谁还敢监督？”

“没人保护顾客，却有人保护不法商贩，所以物价才乱……”

……

事后向工商部门了解，类似事件并非偶然，以前曾发生多起。

一想到吴主任曾嘱咐我“要好好把握”那句话，虽然没弄明白含义，但是吴主任既然这么重视，我就应该慎行才是，于是先向吴主任做了汇报。

吴主任很高兴：

“好，又是一个有分量的报道，说说你的打算。”

“我想除了现场见闻之外，再写一个短评，估计省市领导能有‘批示’之类的表态……”

“现在物价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省里很重视。这个报道见报后如果领导没有批示，你就主动去采访他们，请他们说话，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文章做大。如果再让老百姓和工商物价部门也在报纸上说说话，记者再根据各方面的反响发表一组思考类的文章，就又是一组深度报道。你琢磨一下，我说的对不对？”

吴主任几乎把我要汇报的内容都说到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吴主任嘱咐我“要好好把握”，并对章总编说“事先都有商量”，其实是说明他的思考是在我之前，而并非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我庆幸这次自己没有擅自独专。

“吴主任，您看‘短评’主要写什么？”

“你有想法吧？先说说看。”

“题目，我初步想了一下，就叫‘且看此事如何处置’行不行？”

“哦，把矛头直指管理部门？也对，物价混乱，与肥皂问题一样，主要是领导不抓或抓而不实，不能抓住不放造成的。”

“吴主任，我还想在文中说一句，就是城北农贸市场就在市政府眼皮底下，又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老牌先进单位，却发生了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事件，岂不发人深思！您说这话过不过头？”

“可以吧，点一点市里有关部门，那样市政府一定会说话的。”

我按照吴主任的意思，把两篇报道写好后拿给他审阅。我说：“吴主任，我在‘短评’里还加了两层意思，不知是否妥当？请您把关。一是点明不法商贩有恃无恐，违价被罚后私下短斤少两，或罚一涨十，把罚金转嫁给消费者。二是管理者素质低下，与不法商贩沆瀣一气坑害消费者，这种完全可以管住、管好、但却放任不管的问题，群众是不能接受的。我说：‘我们有理由要求有关部门加快处理，向群众做出应有的交代。’”

吴主任接过稿子，反复看了一下‘短评’，之后对我说：“小何，你现在遣词造句已经不那么激烈了，分寸把握得很得体，进步很大啊。就这样，明天刊登后，注意按照咱们商量好的题目马上跟踪报道。”

“好的，我知道了。”

第二天，市长见到报纸后立即做了批示：“此事情节恶劣，性质严重，影响极坏，必须进行公开、严肃的查处。对专门坑害百姓、目无法纪的不法商贩要坚决绳之以政纪法律；对那些与不法商贩串通一气、不为民做主却为虎作伥的工商管理人员、特别是工商民警，除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外，要坚决清除出队伍。全市工商系统要以此为戒，举一反三……”市长在批示中还特别强调：“此事请办公厅列为重大督办；欢迎报社和各舆论部门跟踪报道，加强监督。”

当天下午，省长又在报纸上做了“特急批示”：“完全同意并支持……市长的批示，务必从严从重大张旗鼓公开处理。省市新闻单位、工商部门都要以此为重点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教育，树正气，压歪风。此事似应追究领导责任……”

看到市长和省长的批示后，吴主任又带我去了章总编辑办公室，齐社长也在那。两位领导对我们都是笑脸相迎，章总编辑还客气地对我们说：“请坐，请坐，喝水吗？自己倒，我这有好茶。”

“那就喝一杯吧，难得总编辑请我们喝好茶。”吴主任接过茶桶看了看，“不错，真正的龙井，小何也来一杯？”

“您喝吧，我不用……”

我拿起暖瓶给吴主任倒水，这时章总编辑问道：“小何，这次的报道线索是怎么找到的？”

我看着吴主任说：“吴主任……”

“哎，总编辑问你呢，你就如实说吧。”

于是，我把年初吴主任给我们部门开会确定选题，以及特别嘱咐我关注市场、关注物价和菜篮子等情况简单做了汇报，并把这次线索的挖掘和初步商量好的题目都一一做了说明，特别强调了吴主任的指挥和领导。甚至连小魏的信息、组长老宋和小金的赞成，以及省物价局姚局长的支持、对省报的重视和期待，我都说到了，而对我自己的作用只提了几句。

这时，我看到吴主任满面笑容，并频频点头，心里踏实了很多。吴主任见我说的差不多了，就说：“我做的那些都是应该的，小何可是没少努力。”

社长和总编辑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点头，似乎很欣慰。只听章总编辑说道：“老吴是咱报社的老主任了，的确是领导有方。”

齐社长接着说：“哎，老吴啊，刚才我还和章总编议论这事儿，回去跟编辑、记者们说一下，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小何这么努力，咱们的报纸无论质量还是发行量就都不愁了。”

……

那之后，我按照吴主任的要求，又深入十几个部门进行采访，参加座谈讨论，接二连三地写了十五篇稿件，分别报道了个体户和消费者对此事的议论，以及工商、物价、公安等部门的自查、市府领导的谈话、市工商局长的公开检讨、对相关人员的公开处理等等。

此外，还就“市场违价打人事件引起的思索”写了两篇“记者述评”：深入分析了市场的现状、管理体制、责任界限、人员队伍、思想认识等等，如实公布了记者的走访笔录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那次，报纸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刊发这组报道，其影响和作用比之前的“千余张条子助长了抢购势头”还要迅猛。

有人对我说：“看了这些报道，终于明白了市场物价为什么这么混乱了，报道使许多含糊不清的问题透了亮。”

“对我们工商部门触动太大了，这回全都行动起来了，每天都很紧张，生怕再出纰漏。商贩们更是谨慎，随时准备接受检查。”

一些消费者则说：“管和不管太不一样了……”

小魏那天见到我时，亲切地摸着我的脸说：“予平，真好，我都不知该对你说什么才好了……”

那组报道再次获得本报和全省好新闻一等奖。

不久，省物价局姚局长亲自登门拜访了我们的社长和总编辑，表扬我为全省物价工作做出了贡献，还送来一面锦旗。

之后，我的新闻采访和报道就更加自如而又深刻了。吴主任对我也放心了，因此只要我报题目，他都大力支持。那个年代新闻题材也多，只要勤奋，想不写都不行。

也许因为工作太投入了，竟忘了给远在欧洲的林子明回信。那天收到林子明的第三封来信时我才想起这事，这是当时我所拥有的一份最重要的友谊，不能忽视。于是我急忙给他回信，信中除了道歉就是解释，把我这半年多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我说：“我现在太忙了，总是刚发表一篇，手里还写着一篇，头脑里又构思着一篇，包里还背着一些采访线索，从早到晚马不停蹄。还好，年初会上定的那些报道线索都已圆满完成，像‘省物价所查出一起官倒案’、‘全省查处近千起违价经营农资案’、‘海蓝乡公安干警挥霍巨额公款’等。当然绝大多数是正面报道，比如：‘省府下大决心根治三乱’、‘省银行结算实施重大改革’、‘省供销社放鸟出笼租壳卖瓤’、‘省内民间借贷利弊交织’、‘省城国库券转让市场见闻’，等等，报道已经覆盖了所有经济杠杆部门。”

我还得意地告诉他：“现在，我已经站在经济前沿，对省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十分清楚，有时候总编辑都要向我了解最新经济动向。这个月刚过去二十八天，我已经在本报发稿二十三篇，而且大部分发在头版。我几乎成了省里的名记者，我们部关琳、小郑他们甚至开玩笑叫我‘名记’。昨天晚上从省政府物价改革新闻发布会回来已经六点多了，我急忙写稿，九点交稿，等总编室审完已经十点了。我买了一个面包，边啃边冒着大雪回家，突然踩到了雪下的冰，滑倒摔了一跤，后脑勺重重地磕在冰上，真疼啊。可我仍然很高兴……”

我跟林子明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那之后的一天早晨上班时，大张在楼道上竟也“名记”“名记”的跟我说话，我急忙回应道：“别，别，别，大张，你可别这么叫我，你才是真正的名记呢。”

他却认真地解释说：“叫‘名记’虽说是开玩笑，但要是论起知名度来，我可谈不上。以前咱这知名度最高的是老郑，现在你可快要超过他了。”

“超过了，超过了。小何是后来居上，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甘拜下风了。”没注意到老郑就跟在我们后边。

“郑老师，您是我的老师，大张也是我的老师，我从来到经济部就一直在认真地学习你们的报道。真的，以后别叫我‘名记’了。”

可是，不久就连沉稳而又斯文的工业组组长老朱见了我都喊我“名记”。

那是一天午饭后，我正在办公室写稿，老朱来了。他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身边说：“小何，你说以后是叫你大记者好、还是叫名记者好？”

“朱老师，您怎么也这么说呀？我可是一直都很尊敬您的。”我急忙站起身来纠正道。

不料他还脸红了，马上客气道：“哦，我只是顺口而言。快坐下，坐下说，我想跟你聊几句。”说着，他把我身后的椅子拉过来，坐下后又问道，“我每回来你这人都挺多，今天咋只有你一个呀？”

“哦，他们都在大屋打牌呢，过会儿就来了。还没到上班时间吧？”

“嗨，你看，我都忘时间了。”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他确实来过好几次，但每回来都只在屋里转两圈，似乎无目的地跟大家寒暄两句，有时候在我桌前站一会儿就走。我也只是打个招呼或点点头，根本没想到他是来找我的。

“您是专门来找我的？”

“那当然。你又在写什么呢？”

“写一个农村信用社农民自主经营，不仅生产发展了，也盘活了信贷，使全村的资金成为一溪活水。”

“这个题材不错啊！”

“还行吧，人民银行挺重视的。”

“这个月又没少发稿吧？”

“还行，主要是可写的东西太多了。”

“听我们组关琳说，你现在还是一个人生活？”

“哦，老大难了……”

说着，我低下了头，不想再谈此事。

“咋这么说，想没想过出去发展自己？”

他这样东一耙西一扫帚的，都快把我问蒙了。

“出去？去哪啊？没想过。”

“想一想，你这么有能力，抽空想一想……”

正说着，老宋和小金他们说说笑笑地都回来了。

“老朱在这呢，咋不去打牌？”

“我不常玩儿，今天忘记带钥匙了，在你们屋坐一会儿。”他站起来又说，“估计这会儿小关也该回来了，我回去看看。”

“再坐一会儿吧，你没看见你这一来我们屋就蓬荜生辉吗！”

“净瞎说，老宋还拿我开心？”

“呵呵呵……”

他刚出去，老宋就问我：

“老朱来干什么，是不是……”老宋笑嘻嘻地问我。

“‘是不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也就随便聊了两句。”

“小何，工作重要，自己的事儿也很重要啊！”

“谢谢老宋！我知道。”

小金本来也想说什么，可能是见我不想多说吧，也就此打住。

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了，每次都是因为我兴致不高而聊不起来。

而在我心里，也并非完全不想此事，尤其是当老母亲一再催促时，我也动过心思。只是觉得被介绍者不是年龄大我十几岁，就是有几个孩子，我还真接受不了，于是也就一拖再拖，完全埋头于工作之中。

不过，那次老朱找我，却也引起了我的警觉。之后不久，老朱又找过我两次。一次问我：“想好没有？”

我笑笑说：“不想。”

后来他则干脆对我说：“我想给你写几个字可以吗？”

他要写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看他那表情和神态，我就不想让他写，可又不好直言，我不想把关系弄僵了。只好淡淡地说道：“我胆小，可别把我吓着了！”我觉得这话他应该听得懂，加上我对他的冷淡和回避。

老朱是聪明人，文化底蕴又深，还真听明白了我的意思。那之后没再打扰我，不久他就辞职去了深圳。这时关琳才对我说：“老朱对我说他‘可喜欢你了’，可他不让我向你透露。”

“他不是有老伴儿吗？”

“哪有啊，他老伴儿去年就没了。要不，他在这干得好好的，能辞职去深圳吗？”

“他去深圳干什么？”

“去深圳啊，办公司去了，他走时才告诉我。听说是一家联合公司，有文化产业，也有养生类的科技产品进出口业务。”

关琳虽然说得很明白，可我一时还没弄懂：“我又不喜欢这些，老朱为什么选择了我？”

“他呀，就是喜欢你，可能是想让你做他的左右手呗，这是我自己猜测的。”

“哪有这么主观武断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年底，报社机关党委破例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对我进行了通报嘉奖，题目就叫“向何予平同志学习”。不知是谁给我写的事迹材料，竟有八九页之多，历数了我七八年来所获得五六十篇好新闻，以及对新闻工作所做的贡献。说我“有很强的新闻敏感性和写作能力”，表扬我的“无私无畏和廉洁奉公精神”，说我“是‘文革’后大学生中的佼佼者，是编辑记者的好榜样”，等等，号召报社所有编辑记者向我学习。

很快，我就被评为主任编辑、省先进新闻工作者，还被提拔为副处长。

（五）

那年底，还有一件事，报社成立了“省府新闻编辑部”，每天拿出一块版面专门报道省城新闻。主任邢争一曾在记者站工作多年，近几年在报社搞三产，这回是再次出山。

据说，老邢是以要我做他的副手为条件，才答应主办这个专版的。而吴主任当时想让我当经济部副主任。我的去留竟使吴主任和老邢在总编辑面前闹红了脸。

其实，我并不想知道背后这一幕，可是老邢却偏要绘声绘色地告诉我，目的可能是让我领情多为他卖力吧。

“老邢可是出了名的老奸巨猾，还有点那个……小何，你可得当心哪！”吴主任不甘心地特别嘱咐我。

“是吗？”

“不信，你问一问就知道了。”

我当然不能去问，因为我不想事情复杂化。再说，我在哪干都无所谓。那么多年来，无论在哪，我都只想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写新闻，当个好记者。此外，我别无他念，因此也不怕什么。

事实证明我的思想太单纯了，我就是想不到社会环境会那么复杂。

老邢的确不简单。他不仅按照自己的想法组建了省府新闻编辑部，而且从办刊思想到人员队伍，以及经营策略都设计得滴水不漏，业务水平不在吴主任之下。

章总编辑找我谈话后我就正式去报到了。

“予平，你可来了，这些日子就我一个人，忙得脚打后脑勺的……”他跟别人不一样，与我不熟、甚至可以说刚正面接触不久，竟直呼我的名字，也许是想拉近关系吧。

“邢主任，您还是叫我小何好了。”

“为什么？予平这名字多好啊，我愿意叫‘予平’‘予平’。再说，我当老大哥的叫小妹妹名字怎么了？你也可以叫我争一啊。”

“不，我还是叫您主任吧。”

“你看，还跟我见外，那不是把关系搞生了吗？”他瞄了我一眼，又说，“得了，随你吧，时间长了就好了。现在你可是我的副手了，我要你独当一面，专搞重大新闻的策划和采写，这样新闻这块我就放心了。不过，现在刚开始，选题方面咱们可以坐在一起商量。”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说话的语气和用词与别人不同，让我警觉不安。他也许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又改口说道：“为了给版面搞赞助、拉广告、扩大发行，我还特意要来张立生做副主任，他刚从部队转业，职位在你之下。再就是老编辑邹玉华也被我挖来了，她的责任和文字能力都很强，让她为年轻人写的稿件把关，可以减轻你的压力。还有记者站的记者老霍、历向哲和李应民，也都被我要来了。他们对市内情况熟，又都有照相机，可以盯着常规性报道，再搞点照片，顺便还能拉点广告。你认识他们吧？”

“认识。”

“再就是刚调到咱报社的冯莉莉，你可能不认识。这个人很能写，社交也很广，搞报道、拉广告都有一套。”

“哦，我听说过她，很善于交际。”

老邢听我这样说，有点异样的反应，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还有六个刚来不久的大学生和版式编辑小富。”

他说的这六个大学生我都听说了，有齐社长的女儿齐玲、总编室党主任的女儿党洁、刘副市长的女儿刘红，还有曲智、郝向东和乔龙。党洁和刘红都没读过正规大学，但却都很向往当记者，老邢特意要她们来可能另有考虑吧。

“对了，还忘了告诉你，我还要来了一辆小车带着司机老万。虽说那辆车有点旧，但是在市内跑没问题，以后你要出去采访、办事可就方便多了。”

部门人员集中那天，邢主任很兴奋地把大家都介绍了一遍，然后说：“我要把咱们编辑部办成一个家，我暂时当家长，负责家里的大事。以后你们直呼我‘争一’就行。‘争一’，也就是要给咱们争一口气呀。”

“这解释到位。”曲智说。

“呵呵呵……”大家笑了起来。

“对其他人也一样，最好也都直呼其名，像‘予平’啊、‘立生’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把每个人都当成亲人，大家都是姊妹兄弟，互相关心，互相扶持，齐心协力。只要大家铆足了劲儿跟我干，我相信，咱们的新闻专版就一定能办好。大家说对不对呀？”

“对——！”接着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很善于鼓动，弄得大家也都很兴奋，乐乐呵呵的。

“太好了，我就知道大家都很愿意跟着我干。我也绝不会亏待大家，有福同享。今天会后我就请大家吃饭，费用我出。以后等咱们有了钱，我会让大家经常聚一聚。你们说好不好？”

“好——！”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座的人无不红光满面。年轻人更是兴奋，个个摩拳擦掌，都表示说：“能有机会跟邢主任和何老师学习新闻报道，非常高兴，一定好好干，争取也能像何老师一样收获好新闻。”

我也很高兴，我喜欢这种蓬勃向上的工作氛围。但是听大家口口声声要向我学，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大家都一样，可别冷落了谁，尤其不要冷落了刚转业来的张立生。于是真诚地说道：“张主任在部队可是连级宣传干事，多年搞报道，比我经验丰富，咱都应该向邢主任他俩学习。”

“你看，我刚说完，予平就又‘主任’‘主任’地叫我，弄得大家也都跟你一样。改一改，下不为例呀！”老邢还真想纠正我，可我就是不愿意直呼他的名字。

张立生却不同，虽说没读过大学，个性又有点鲁莽，在部队搞报道又比较简单，但是说话却很灵活：“就是，我先带个头，以后咱们都要好好向、向争、争、争一口气主任学习……”

他说话本来就有点口吃，叫“争一”俩字又有点别扭，竟叫成了“争一口气主任”，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呵呵呵……”

“我说错了，是向‘争一、主任’学习，还有、得向何副主任学习。”

“也向张副主任学习。”小郝和小乔故意学部队对副职的叫法，又把大家逗乐了：“呵呵呵……”

就这样十几个人说说笑笑地去饭店聚餐。

别说，这种愉悦而又放松的氛围还真能发掘大家的新闻灵感。聚餐时，老编辑邹玉华脱下外套对我说：“还是这暖和呀，我家冻得睡觉都不敢脱衣裳。”

“你家咋那么冷？”我无意中问道。

“不光我家，我们整个新民小区都那么冷。”

“你们那不是新建的文明小区吗？”

“嗨，谁管你文明不文明，室内温度不达标，大家都叫苦连天的也没人管……”

“真的？”她的话还触动了我的新闻敏感，“邢主任，咱们能不能管一管？”

老邢和张立生正在那张罗点菜、点酒，还给男士们要了两盒香烟，你一支我一支地互相点着，谁也没注意到我俩的议论。

“邢主任，何老师问你话呢。”齐玲喊道。

“啊？予平，你要问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然后说：“咱们组织一次‘记者入户查室温’行不行？给温度不达标的文明小区曝曝光？”

“啊？邢主任，我说的话一点不掺假，大伙去看看就知道了。咱们报纸一曝光，我们小区的室温肯定能上去。”邹老师看着老邢说。

“我看行，大伙都去，然后分头到各家去查温度。”冯莉莉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好选题。

老邢刚才可能太关注酒菜的价格了，这阵儿才醒过昧来，立即回应道：“好，好，你看我光顾给你们点菜了。那就作为咱们编辑部成立后的第一个选题，今天饭后就去。”

“今天？我看还是明天晚上吧。今天大家酒后去别人家……”

“立生说得对，那就明天。等会儿一边吃一边议，定题目，分好组，上午就去，查完马上回来碰头、写稿，后天见报。”

“呵！这么快呀？”

“是啊，以后咱们就得这样，速战速决。予平、立生，你俩说行不行？”

“太好了，这样，第一战就能引起读者对咱们专版的重视，然后跟踪连续报道。”我说。

“行，我看行，反正咱们自己的、的版面由咱说了算。小富，到时候你可得、那个好好设计设计版式。”张立生说。

“那当然！”

“好，这第一个战役，我亲自执笔，以后主要由予平执笔。题目叫什么好？”老邢问道。

“哎？刚才我好像听何老师说‘记者入户查室温’？是不是？何老师。”曲智问我。

“还可以加个副标题，叫‘文明小区不文明’怎么样？”老记者历向哲说。

“太笼统了，不如叫‘新民小区室温太低’，直接点题更引人关注。”记者老霍说。

“我看，要想又点题又引人关注，就叫它‘新民小区居民喊冷’怎么样？”老编辑邹玉华想以她自己的亲身感受做标题。她的话再次触动了我：“这个好，应该把‘新民小区居民喊冷’做主标题，副题才是‘记者入户查室温’。”我说。

……

原本唧唧喳喳、热闹异常的餐厅里顿时寂静异常，像真空一样。但也只有一瞬间，就在这一瞬间每个记者的思维都迅速旋转、挖掘、扫描，于是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哦！这个题目太好了！……”

我也认真想了一下，突然感到这个标题真的好，就说道：“邹老师说的题目真的是太好了！可以说好到了极致，找不出比它更生动、更贴切的标题了。”

本来就爱动感情的邹老师听我这么说，激动得眼里噙着热泪，急忙谦逊地摆摆手说：“不不，不是我。其实大家都想到了，我只是替大家说了出来，也是予平先提出来那标题启发了我。”

“好！那就这么定了。”老邢见状大声赞成道。

“真棒，跟你们这些老师在一起，真能学到好东西。”党洁说。

“嘿嘿，我能来这真幸运……”刘红又说。

“唉呀妈呀，我也是。不行，今天我也很激动，咋说一会儿也得喝一杯。”思想单纯得透明的齐玲也说。

“好啊，齐玲都说要喝一杯了。邢主任，我看啤酒是不是太少了，就要一箱吧？”冯莉莉与老邢很不见外地说。

“就是，邢主任，人家女生都这么说了。一箱才十二瓶，一人一瓶还不到，来两箱吧？”曲智率先支持。

“来两箱！”郝向东喊道。

“来两箱！”乔龙也喊道。

“啊啊啊……”小富啥也不说，只看着老邢笑。

“邢主任，不然就要两箱吧，我也带钱了，说不定大家酒后还能想出什么新点子。”我不想让大家扫兴，也真的期待还能冒出新的选题。

“不行，酒钱我和何副主任一人、啊一人、就一人一半。”张立生一到关键时候就口吃。

“你们听，张副主任还没喝就先醉了……”

“呵呵呵……”

“行，说我请客就全都由我负责！”邢主任似乎下了很大决心，转过头去大声喊道，“服务员，上酒……”

老邢说这话时，他那敦实的身材、圆圆的脑袋，加上大大的眼睛，好像全身都在思考，更显得精明、圆滑有余，而真诚不足。

于是我悄悄跟张立生说：“等咱们部门有钱了，马上给邢主任把这饭费报了吧。”

“那是，老邢说这几天就有一笔广告提成进来，饭钱就从提成里出，免得他回家不好向媳妇交差。”

“嘿嘿，你们领导真团结。”听见我们说话的齐玲笑着说。

第二天晚上查完室温回来，大家马上回办公室凑情况：“太不像话了，我俩去那二十家室温都不到十二度，有一家老头冻得直咳嗽，老太太给他灌热水袋，差一点烫着手。”

“我俩也去了二十家，两家有小孩，一个两岁多，包裹着棉被；另一个五岁，冻得感冒好几天了，他爹妈见我们去测室温，拉着我们挨个屋量，都只有十一二度，末了让我们一定帮他们多说几句话。”

“就是，这小区太不像话了，我们跑得快，一连去了二十一家，室温都在十二度多一点，有一家孩子写作业冻得手都拿不住笔，他爷爷在屋里还戴着棉帽子。”

“我没说错吧？我和党洁也去了二十家，算我家是二十一家，都只有十一度多一点，在屋里穿着棉鞋还冻脚呢！”

“我们去那二十家也都只有十二度多一点，就一家刚刚十三度，都没达到标准。”

“我和刘红也去了二十家，室温都在十二度左右，有一家只有十一度。主人说‘到了半夜室温更低，比去年刚入住时冷多了’。据初步了解，既不是暖器出了问题，也不是煤炭储备不足，估计是供暖部门做了手脚。我们还了解了邻近的小区，住户也说室温不达标，都由同一个部门供暖。”我说。

“好，予平她俩还了解了临近小区，这就更说明问题了。原定查访一百二十家，再加上多去的那两家，总共查访一百二十二家，占小区住户的百分之十五多一点，我看足以说明问题了。”邢主任一边记录一边说。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没白辛苦，不免群情激奋，你一句我一句地又多说了许多细节，我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就说道：“邢主任，素材好像够了，让大家回家吃饭去吧，还都饿着肚子呢。”

“好，好，都回去吧。我写稿，予平帮我看其他稿件，给我留出一千五百字的位置就够了。”

“好的。”我答道。

“立生也回去吧，家远，别在这等了。”

“那、那你俩在这行吗？”

“咋，你还不放心我俩？”老邢又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

“放心走吧，这还有小富呢，我俩正好住邻居。”我说。

我想：老邢真行，不集中精力写稿，这时候还开玩笑。

可是，不大工夫，老邢就写出了一篇消息，一个小时后，又拿出了一篇短小精悍的“短评”。

“予平，帮我把把关？”

虽然谈不上我给他把关，但我还是很想看看他写的稿子。

“真不错，邢主任，您写的分量很足啊！”我赞叹道。

“还行吗？予平要是说行，那就凑合着发吧。”

他自谦之中未免有点自赏，但仍旧不忘一口一个“予平”“予平”地叫着。我不喜欢，但又没办法，美好的新闻感觉被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阴影。

这组报道见报后，全市又是一片哗然。因为室温不达标的住户太多了，除了新民小区外还有几个新建小区和老旧小区。一石激起千层浪，读者纷纷到报社要求舆论监督，彻底解决寒冬腊月的取暖问题。

接下来又是报道市府的指示、供暖部门的态度、居民群众的反映，以及供暖情况的改进等等。

我对报道引起的这些强烈反响虽说几乎司空见惯了，但仍然兴奋，其他人、尤其是年轻记者更是兴奋不已。好像从此就踏上了一条金光灿灿的新闻之路，只要有采访线索，个个争先恐后，不惧奔波劳累之苦。

新民小区居民敲锣打鼓来报社送锦旗和感谢信那天，编辑部只有老邢、小富和我三个人。我刚审完第二天专版的稿件，正与小富商量版面安排问题，老邢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

“丁零零……”

“x！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电话……”

那天，不知为什么老邢似乎有点烦躁，他欠了一下身子却又坐下了，不仅没接电话，话里还带着脏字。

仔细想想，他说脏字虽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只以为他有这语病，或者跟别人一样是一种不好的语言习惯。不料，他说的次数却越来越多了，而且发音很重，尤其是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虽然反感，却不敢纠正他，我怕引火烧身。

我不知道他单独跟别人说话是否也这样，但最早他找我谈话时并不这样，而且办公室人多的时候也不这样。

“x！予平，帮我接一下电话，没见我正打算盘吗？”

“哦，我真没注意。”说着，我马上走过去拿起电话：“喂，哪里？”

“邢主任在吗？收发室有人找他。”

“是收发室打过来的，说有人找您。”我对他说。

“你问他什么事？”

“喂，邢主任正忙着，我是何予平，有什么事能跟我说吗？”

“啊，是何主任，有一些人来给你们送锦旗……”收发室又说。

“就说我们是新民小区的……”有人在旁边补充道。

“邢主任，说是新民小区来给咱们送锦旗。”

“x！……”他回过头来，见小富也在那，就换了口吻说，“那，你俩快下去吧，我随后就到！”他拉开抽屉，匆忙收起桌上的发票等东西。

小富人很老实，不好意思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只好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咱俩先去吧，版面回头再说。”

不大工夫，老邢就出来了，他情绪转换很快，突然又兴高采烈起来。只见他大步走过去，挨个握手，热情地打着招呼：“客气！太客气了！不用这么客气，我们只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儿。走，进屋去。”

然后又对我说：“予平，快请客人上楼！”

我注意到，当时他语言干脆，一个脏字都没有。

送走客人后，邢主任高兴地刚回到门口就说了一个脏字：“x！……”

他以为屋里仍旧只有我一个人，不料，刘红她们几个都回来了。刘红当时就问：“谁？是谁说脏话呢？”

“邢主任。”齐玲小声回答。

“邢主任也不行。”

“他们男人都这样。”

“可是咱这还有女生哪。”

老邢一定听见她俩的议论了，可能怕她俩再说什么，就站在门口故意咳了两声。

“就是，邢主任，咱们编辑部得定个纪律了。”我立即抓住机会纠正他。

“定什么纪律？”

“在办公室不能说脏字，得尊重我们女性。”

“对，坚决支持何主任！”刘红故意大声喊道。

齐玲吐了吐舌头，也笑着说：“就是……”

这时小富也进来了，笑笑说：“我也支持。”

老邢一看，没辙了，只好说：“好、好、好，没意见，我同意。”

虽然纠正了他，但我还是尽量避免与他单处。

“记者入户查室温”这组报道很快就被评为全省好新闻，它所带来的引领效应也迅速在年轻记者身上表现出来。每个人出去采访回来，都滔滔不绝地向我唠叨相关信息，希望能从中发现重大线索。

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除了每天审阅版面、签字付印外，仍旧不忘把主要精力投入重大选题的策划和组织采写上。

因此，他们说的话我都认真地听，经常与他们一起分析探讨。有时候下班很晚了、甚至礼拜天我们也都要凑到一起聊新闻。很快我们就又发现了两个重大线索。

那是一个礼拜天，我正在办公室看曲智和郝向东写的稿子，不大工夫他俩也来了。进屋就问：“何老师，邹老师说明天要换上我俩的稿子，还得请您再给看一看？”

“我正在看，小曲这篇邹老师已经改好了。小郝这篇，我又改了一下标题和导语，小郝你过来看看？”

“啊？标题叫：‘每月预告缩短会期’。嗨，这可比我那个精练多了，而且非常明了。导语是：‘市委市府带头精简会议，提前预告，提请监督。五月份安排全市性会议五个，六位区长人均四点五次，会议时间不超半天，总计时间比之前减少百分之七十多。’这导语也太好了吧？何老师，比我写的字数正好减少一半呢。”他一边念稿一边兴奋地品评着。

“你想呢，小郝，之前我写的那篇‘区长深陷会海’，已经说了‘六位区长四月份百分之九十时间在开会，人均参加市里会议一百五十多个，其中市级十二个。而且会中套会，这个会没散就去赶那个会，每天赶会马不停蹄……’。你这篇是写改进后的，用数字这样对比着写，就一目了然了，比用文字叙述不是来得简洁明了么。”

“哦，还真是，我咋没想到这层呢？人家咋说我就咋记，也没好好算算这个账。何老师，你写的那篇都评上好新闻了，我这篇也能评上吧？”

曲智马上拍了拍郝向东的头说：“兄弟，别净想好事啊？”

“哦，说什么呢，这么热闹？”这时老历也来了。

“历老师，您怎么也来了？”小曲看了我一眼，又问老历。

“我啊，我是来向小何汇报工作的。”

“历老师不像我俩住宿舍、吃食堂，您礼拜天还不忙忙家里的事儿？”小曲知道老历在追我，因此故意问给我听。

“嗨，家里的活都干完了才来的。”老历说得轻松，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

老历是老大学生，四十多岁，大高个儿，老伴儿走后一直鳏居。他不仅文字能力强，人也挺老实。只是他的三个女儿不省心，大女儿十七八了，不好好念书不说，还经常和一些男孩子混在一起。有一次在她家门口打架，骂得很难听，连老历都管不了，我想我可不敢涉足。因此，他虽然多次主动接近我，也被大家看出来了，只是没有明说。因为我不想考虑，更不想挑明，我怕把关系弄僵了影响工作。

“哎，兄弟，咱俩是不是该走了？”小曲拍着小郝说。

“别走啊，老历也是来谈线索，你俩都帮着分析分析。”我急忙说道。

“行吗？历老师。”小曲问。

“当然行。”

“要不，咱俩也听听？”小郝很想听，因为他一直想拿个好新闻。

“老历，那你就说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刚才在家洗衣裳时，洗衣机坏了，一下子想起白云洗衣机厂来了。我总觉得这个厂太可惜了，名牌产品，销路又好，却因为班子内讧，刚两三年就倒闭了，弄得几百个工人没地方安置。如果政府能及时更换厂长……”

老历像说自己家里的事儿一样，从厂长的素质问题一直说到工程技术开发不受重视、技术人员待遇不公、厂里的规章制度不科学、财务管理有漏洞，以及走后门安排人员、请客送礼，等等。他说得很沉痛，大家听得也很认真，小曲他俩也没心思再开玩笑了。

“老历，我看这个事儿也可以做篇大文章。”

我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停下了，想启发小曲他们开动一下脑筋。小曲听我这么说，突然动情地站了起来：“没错，历老师，搞批评报道可是咱们何主任的长项，就这个选题，让何主任领着，咱也学一学。”

嘿！小曲还把球又踢回来了。

“小曲，说说，如果搞批评报道，这个事儿应该批评谁？”

“可也是啊？”小曲抓挠着后脑勺，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批评恐怕不行吧？”小郝说。

“批厂长也没用啊，厂子都倒了。”

“可也不能批市委呀？”

“那倒是……”

“嗨，何老师，你一定有主意了，快说吧，我都要急死了。”

我看小曲他们一时也提不出新的见解了，只好又启发道：“你们说，如果写一篇‘警示’类的报道怎么样？”

“‘警世通言’？嗯，还有‘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哪个好？”

“要不就叫‘来自白云的警示’吧？”

“叫‘白云的报告’？不如叫‘来自白云的眼泪’吧，何主任，你说行不行？肯定有人看。”

“嗯，有点意思。”我说。

“白云、白云建厂两三年就倒了，说明什么问题呢？”

“‘白云三年祭’怎么样？”小曲思维就是灵活。

“叫你写悼词呢？”小郝挖苦道，“要不叫‘三年过后忆白云’吧？”

“这下有了，就叫‘来自白云的思考’，怎么样？”小曲又说。

“哦，这还差不多。”小郝说。

“还是这个题目好，老历，你说呢？”我问他。

“太好了，让大伙这么一说，我也……”

“也‘茅塞顿开’是不是？”

“还真是‘茅塞顿开’。”老历真诚地说道。

那天，我们还就内容、小标题、采访步骤和人员等问题做了进一步商量，第二天向邢主任做了汇报。正如我们所想的，邢主任完全支持。

“好啊，就按予平说的办，马上进行采访，咱们版面现在急需这样的报道。”

于是，老历和刘红一组、小曲和齐玲一组、小郝和党洁一组，三组记者分头采访。其间，因为不放心，我们又召集大伙两次，就整体思路、写作技巧与情感、语气等细节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讨论。接下来就顺当了，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三章都写完了。我又把各章节捋顺，统一了语气和情感，邢主任看后，近万字的长篇报道就见报了。

那一天，小曲和小郝他俩别提多兴奋了，拿着报纸大声朗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小乔半开玩笑地公开承认自己“没赶上这班车，有点妒忌”了才罢休。

那之后，老邢又挑头抓了几个大报道，大伙都跟他学了很多点子，因此也都很开心。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依旧在办公室看稿，老邢来了。他进屋后见只有我一个人，稍微迟疑了一下，脏字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却径直走到我的桌前，从兜里掏出两个黄杏，放在我的桌子上：“予平，我给你带来两个大杏，很甜的……”

我看了一眼，觉得很奇怪：又不是什么好水果，再说一个堂堂大主任拿两个杏来？但又不好拒绝，就淡淡地说了声：“谢谢！”

“跟我还客气？”

“哦……”

我没再说什么，他站了一会儿，见我不想说话，就讪不打地走了出去。

快吃中午饭时，小曲和小郝又来了。

“何老师，快去食堂吃饭吧，到点了。”

“哦，我这就去。哎，这有两个杏，拿去，一人一个。”

“哟，您这怎么也有啊？”

“邢主任刚才拿来的。”

“是吗？”

“怎么了？”

“邢主任今天专给美女送杏……”小曲话里有话地说。

“别瞎说，快走吧。”小郝催促道。

“别，小曲，你刚才说的啥意思？”

“何老师，我不是说您呢。我俩今早先在收发室李琪那见到两个，后来去政教部打牌，在杨楠那也看到两个，她俩都说是邢主任给的。”

“是吗？”

“是，是，何老师，我也看见了。”小郝证实说。

我这才意识到这两个杏不简单。

第二天这事儿就被小魏知道了，她立即跑来找我：“予平，听说你们主任给你两个杏？”

“嗨，别提了……”我感到很懊恼。

“予平，老邢真不是个东西，要是我非骂他一顿不可。听说那天他特意给三个单身美女一人两个杏？”

“其实也没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水果？”

“予平，你别傻了，那哪是水果啊？‘杏’者‘性’也，他这是挑逗，不怀好意。”

“哎哟……”

小魏的话吓了我一跳，又想起老邢经常在我面前说脏话的事儿，心不由得“咚、咚、咚”地跳了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不过，你也别怕，他以后如果再犯贱，你就骂他，要不告诉我来骂他。我不是故意挑拨，他的名声真的很不好……”

听小魏说，老邢夫人经常有男友来访，因此两人在家分居，一人一间屋，各锁各的门。但是有一点两人却惊人地一致，那就是都精明绝顶，“可能是两口子过于精明了，因此仅有的一个女儿却有点傻，老邢就以‘落户省城、安排工作和住房’等为条件，把一个外县通讯员弄进城来作为女婿入赘他家。四口人共用一个厨房，各吃各的，各锁各门。”

“真的吗？”

“你咋还不信呢？报社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事儿。而且，老邢在生活作风上也不干净，传言可多了，听说……”

小魏说得绘声绘色，不由我不信。这时我才确认我之前对老邢的警觉没有错。

“我经常为你担心，予平，还是小心点吧。”末了小魏一再叮嘱我。

没想到，老邢给美女送杏这事儿还被老历他们知道了。那天早晨上班的路上，我远远就看见老历站在马路边，好像在等人。我快走近时，他打着招呼对我说：“小何，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哦，说吧，什么事？”我站住了。

他左右看了看，急忙说：“听说老邢骚扰你？”

“你说什么？没有啊。”

“听说他一大早就拿着两个杏去找你……”

“嗨，我当是什么呢？”我故意毫不在乎地说，“他给他的，我又没吃，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如果他、他对你无礼，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找他……”

“嗨，没事儿，我和谁都只是工作关系，都是同事。”我不想让他产生幻想，干脆直言了。

“是，这……我也看出来了，你对谁都一样。但是，我毕竟比你大两岁，你、就把我当作哥哥好了，我想保护你。”

“谢谢，不会有事儿的。”

我一边说一边往前走，他也只好跟我一起往单位走去。

“不过，小何，我还听说……”

“‘听说’什么？”

“听说有人给你介绍机关党委的冷书记？”

“呵呵，你消息真灵，也就有人说了那么一句。说实在的，这事儿我真不想在咱报社考虑。”

“我不是说冷书记人不好，只是他的年龄太大了，比你大十三岁呢。”

“老历，真的谢谢你为我着想。”

“我只是以一个哥哥的身份说句话，对你关心也是应该的。”

还好，老历这人还真老实，没再说别的。

但是我心里却觉得乱七八糟的，很不清净，无形之中，在报社我得留意回避好几个人，太累了。

那段时间，给我介绍的人还真有几个，有我们报社的，也有外单位的。但一想起杨雨生、林子明、袁克雄他们，就觉得不是不如、就是看不透，总是不敢迈出这一步。当时我已经影影绰绰感到自己好像不会有一个像样的家庭了，因此也就不愿意为这事儿太分心了。

幸好，那时我们的专版已经完全走上正轨，稿件用不完，基本上每月都有重大报道见报，版面也很好看，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安慰，虽然十分辛苦。因为当记者是我的理想，付出再多，我也心甘情愿。

可是，我却不喜欢拉广告搞创收什么的，也做不来。所以也让老邢他们辛苦了，因为拉广告、办发行并不容易。何况我们的专版组建得又晚，当时已经过了年度报刊的发行时间，老邢就提议自办发行。

“予平、立生，我已经向社长提议多印一部分报纸，咱们尝试着自办发行，你俩说怎么样？”

“也、不是不可以，咱们报纸都实行激光照排了，版面漂漂亮亮的，我看可以试一试。”

张立生总爱抢先说话，而且总是胆子大，办法少，啥都敢应承，有些话还有点不着调。老邢看了他一眼，说：“你倒是说说咋个办法？”

“这、我就不熟悉了，既然邢主任提议了，肯定有好招，说出来让我也参考、参考。”

“你呀，这回你可不能光坐那打电话，挨个儿通知人家发稿了，你还得想办法让他们订报纸才行。”

“稿子也不是我去采写的，我都不认识，咋让人家订报纸？再说、今年都过半了，人家咋订啊？”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已经跟邮局说好，可以破季、破月订咱们的报纸，就看你的本事了。”

“那我、我、让我想想……”他支支吾吾的。

大家都知道，张立生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报纸，把报纸上涉及的单位逐个打电话通知，说“我是省报副主任张立生，今天我们专版又发表扬你们的稿件了”。他也不管是谁写的，好像都是经由他采访或签发的一样。小青年对此很有意见，但是老邢一直没表态，今天还是第一次说他。

老邢见我没吱声，也没再问，对我俩说道：“我想召集通讯员开个会，把发行和广告这事布置一下，然后我和立生分头到各单位跑一跑，无论如何都得把任务完成。这样，版面这块就交给予平负责。记者下去了解情况两三天后就都回来了，到时候予平组织大家把情况汇报一下，除了保证版面正常发稿外，争取再抓几个重大报道，把动静弄大一点。”

“你俩得去几天？”我问道。

“咋也得十天半个月的吧。”老邢说。

“半个月恐怕也不够。”张立生好像有点为难。

“那就看你咋跑了。”老邢说，“你俩说这样安排行不行？”

“我没意见。”我说。

“立生，你呢？”

“行吧，邢主任都安排好了，我从命就是。不过，我、可不敢保证完成任务。”

“这话说的，不完成任务还行？”

“邢主任，那你们还带其他人吗？”我问道。

“哦，你不说我倒还忘了，得让冯莉莉跟我们去几天。”

老邢说到这，见我疑惑地看着他，马上解释道：“当初要她来的时候，就想让她在关键时候帮咱们公关。”接着又说，“立生还能喝酒，我是一点都不行，所以……”

“没关系，就让她去吧。之前她家里有事，她自己身体又不太好，但是最近能坚持上班了。”我怕引起误会，马上做了解释。

“这我知道，也就让她去几天，回来后你就让她去写稿。她写的稿子还可以吧？”

我明白老邢的意思，于是说：“她写稿不错，文字干净，也很认真。”

“那就好，如果有重大选题，让她也参与进去。”

第四天早上，记者就都回来上班了。老记者还带来了写好的稿子，年轻记者有的写了稿，有的只带回来一些情况。

“好，好，都回来了，现在开会，都说一说吧。”我说，并把邢主任对工作的安排向大家通报了一遍。

“小何，我先说说？”记者老霍总是第一个发言，“财贸战线没有多少新情况。只有第一百货商店开辟了新的进货渠道，使紧缺物资供应有所改观。再就是工商部门采取减免管理费等优惠措施，鼓励商贩为我市农副产品供应引缺泄余，先后派出二十多人在南方建立了果菜和水产品供货基地，丰富了我市冬季居民菜篮子。他们还在省内一些市县建立了‘泄余’基地，把多余果蔬输送到外地销售，解决了一些鲜活产品囤积、占压库房和资金等问题，调动了商贩的积极性……”

说完，他把已经写好的两篇稿子递给我：“你看看，最好能早点安排版面发出去。”

我接过稿子，简单看了一下，每篇稿子只有两页纸，除了导语就没有多少文字了。看来又是常规性写法，可惜了这个题材。

“你刚才说到的这两个内容都挺好，稿子里却……”

“是，写得简单一点，消息这种体裁本身也写不了太多。”

“那能不能写见闻、通讯类的东西？还能生动一点，或者配上点言论，把‘引缺泄余’这篇文章做大。我市居民菜篮子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工商部门能够投入力量‘引缺泄余’，这个做法很好，应该说透它。像你刚才介绍的，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呀。”

“我看也是，既能‘引缺’，又能‘泄余’，光这个题目就很新奇。”机智而又敏感的小曲好像也感觉到了消息后面的东西，激动得都有点坐不住板凳了。

“要不咱再深入调查一下？菜篮子可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不比取暖差哪去。”小郝也说。

“何老师，你再组织我们去一趟吧，去外地也行，反正我有时间。”

“我也有时间。”

齐玲和刘红都抢着说。

“我也觉得没写透，要是能做大文章可好了。可是，那得在那多观察几天，我一个人……”老霍为难地说。

“派我去，我陪霍老师去调查采访。”小乔说着还站了起来。

“好啊，等一会儿都说完了，看看人员怎么分配，一定再安排一个人和霍老师一起去，这个题目先定下来。”

“那可好了。不过，这两篇消息能先发出去吗？”老霍又问。

我点点头说：“先发出去也行，开完会我就看稿。”

老霍见我点头同意了也很高兴，马上翻开笔记本，边看边思索着什么。

“小何，那我说说工交战线情况？”记者老历紧接着问我。

“好，说吧。”

“工交这块主要还是体制改革和扭亏问题。医药集团、电子集团、电站集团近四十户企业，通过‘两分四自’、股份制、投入产出总承包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出现了新的活力，对其他企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已有近半数预算内企业加入试点行列，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十六……”

“改革这块最典型的是哪个企业？”我问。

“当然是电站设备集团公司了，他们直接对市政府实行承包经营，合同一订八年不变……”

年轻记者个个都在认真记录，有些情况和提法对他们来说还很新鲜，只有邹老师几次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鸟瞰一下，鸟瞰一下，写消息瞎了菜了……”小曲按捺不住情绪，又抢先说了出来。

“我也觉得鸟瞰‘改革’好，来个大视野的鸟瞰图。”邹老师终于忍不住了。

齐玲和刘红她们似乎还没醒过昧儿来，抬起头愣愣地看着邹老师。

“小曲和邹老师的建议很好，咱们是省府新闻专版，企业改革省城是龙头，全面深刻地描绘好这个龙头，不仅对市里是个鼓励，对全省也有指导意义……”我刚说到这里，老邢突然回来了，他好像听见了我的话：“说得好，予平说得好，我完全赞成。”

“邢主任怎么回来了？”

“啊，通讯员会议开完了，我回来向社长汇报，顺便来办公室拿点东西，马上还得走。”老邢解释完又说，“我估计你们在说企业改制的事儿，对不对？能指导全省的只有这事儿。写消息零敲碎打的起不了指导作用，这个题目一定要做大。刚才在社长那还专门说到这个问题，如果咱们能把专版办好，报纸发行就能增加百分之三左右，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今天已经在社长那立下军令状了，拿不下这百分之三我就辞职。予平、还有你们大家可得支持我呀！”

“支持，一定支持！”小曲抢先表态。

“不用说，予平也一定会支持我。哦，别忘了给冯莉莉安排采访，明天我就把她还给你。”

看来老邢的确有点兴奋，不等我回应就又说道：“所以，咱们还得下功夫抓全市性重点报道、震动大的报道、老百姓都感兴趣的报道。”

“太好了！”

“这回咱们又要获奖了吧？”

齐玲、党洁、刘红她们几个又兴奋起来。

“好了，我得走了，老历你接着说吧。”老邢转身出去了。

“再说说企业扭亏增盈吧。据了解，市里采取帮扶与从严治理相结合的措施：一是立即调整亏损企业的领导班子；二是提供技改资金，支持短平快项目；三是开发第三产业，剥离富余人员；四是市级领导包亏损大户，并选派优秀干部下企业包干；五是对继续增亏超亏企业停发奖金，领导干部减薪或就地免职、不再易地为官，取消荣誉称号和优惠政策，甚至兼并关停……”

“这回真要下狠茬子了。”

“不下狠茬子不行了。”

大家议论纷纷。

“有没有见成效的？”我问。

“下面我就要说效果。近半年来扭亏势头非常明显：预算内企业亏损户减少三十一户，减幅近百分之二十，亏损额减幅达百分之十九；还有十六户企业扭亏增盈；新增亏损户和亏损金额也都明显缩小……”

“好，老历，你看这样行不行？扭亏这块还是作为常规性报道来抓，除了报道面上的情况以外，再报两三个典型，做到点面结合，有新情况及时跟进就行了，具体题目会后再商量。尤其是企业改制那篇，一会儿也定一下题目，就按照大家说的来个鸟瞰图，把这篇文章做大。”

“好吧。”

“咱们的专版刚成立，头三脚难踢，现在已经成功地踢出两脚了，不能停下来。眼下，还得集中力量抓几个影响大的立体性报道才行。大家要多往这方面努努力，多提供线索。大家说好不好？”我又给大家鼓了鼓劲儿。

“好——！”

“哈哈哈……！”

“这回轮到我了吧？我说说党政、经济杠杆部门，对了还有城市建设这一块。弟兄们注意听，帮我分析一下，看哪个能成为重大线索。”记者李应民虽然年龄不小了，可还像年轻人一样爱说笑。

“党政方面恐怕没有重大线索，就是有也不能让咱们写呀，你像组织部门指定有好多内幕都是大家想知道的，也指定能震惊社会……”

“哈哈哈……”

“老李，你得想办法能打进市委组织部啊……”

“给他来个潜伏。”

小曲他们几个开心地逗老李。

“哎，快说正题吧。”

“啊，我说走题了。好，这块就不说了。政府机构改革这块予平主任以前都了解，我就不说了。接下来就是经济杠杆部门了，这方面我刚接手，专业性比较强，听说也要办理股票买卖了，有些东西我还没弄明白，抽空还得向予平主任请教哪。”

“那就先说城建吧。”我说。

“今年城建可是市里的一件大事，主要是棚户区大面积拆迁……”

“哈哈，老李，一拆迁就更没东西可写了，对不对？”

“那倒不一定，说不定能拆出什么好新闻来呢！”

“这话对，老李好好说一说。”

大家七嘴八舌地乱插话。

“你别说，拆迁还真是市政府惠民利民的一件大事。我市已经多年没搞城市规划了，私建乱建到处都是。棚户区一下大雨、下大雪更是民不聊生，大家都像盼解放一样盼望改善居住条件了。何主任，你说这篇文章是不是可以做大？”

“是这样，我也听说今年全市大概有六片棚户区进行改造，涉及十几万人要动迁……”

老李对这方面情况很熟，听我也认可，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还真把大家都吸引住了，都静悄悄地听着，谁也不再讲话。

“全国解放四十年了，却很少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拆迁。尤其是那些曾经被日本鬼子用来搞试验的场地也在这次拆迁之列，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啊，因为都担心那些地方遗留下来了细菌什么的。比如城南那一大片，是全国有名的日本鬼子细菌试验场，长影还曾作为电影外景场地拍摄过……”李应民越说越兴奋。

“再比如城东工厂区，大片大片的危房，有的危房破旧得你都不敢想象，不用说地震了，雷声大一点都直摇晃……”他说得有点玄乎，但是我没打断他，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

“可是，‘拆’容易，这‘迁’嘛也不算太难，只是这‘建’可不是易事儿。那得钱呀！得需要大把大把的钞票。听说市政府为了解决拆迁资金，多次与金融部门协调，甚至到北京找总行出面支持……”

接下来我又让他说了一些具体数字，比如面积、人口、资金、日期，以及地段等等。大家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篇重点报道了。

“何主任，这回可得让我参加了。”小乔立即要求道。

“还有我！”

“还有我！”

……

我感到火候差不多了，马上答应道：“这回保证大家都能参加，而且不止这一篇重大报道。”

“那，还有什么？”

“何主任，快说呗，都急死我了。”

刘红、齐玲她们一再央求着。

“好，我说内容，大家一起开动脑筋，往外‘冒’题目，看谁最有灵感？先说‘拆迁’这篇。”

“就叫它‘省城大拆迁’。”小曲就是机灵，又是第一个报题目。

“不行，好像省政府搬家了似的。”

“呵呵……”

“那你说叫什么？”

“我说叫‘大动迁’好像好一点。”

“‘省城大动迁’啊？”

“不行、不行，还是容易产生误解。”

“要不叫‘危房大拆迁’？”

“可也不是只有危房啊？”

……

“我说一个看看行不行？”在一片热议声中，邹老师看着我问。

“邹老师要说了，大家注意听。”我说道。

“刚才老李不是说解放都四十年了，很多人还住着解放前的房子。尤其是一些老年人虽然赶上了解放，却这一辈子都没住上新房就走了，想起来就叫人心酸。”邹老师说到这，还轻轻地摘下眼镜拭去眼角的泪水。几个年轻人心情也顿时沉重起来，屋里静悄悄的，都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邹老师又把眼镜戴上，接着说道，“这次大拆迁带着省城近千万人多年愿望……”

“对，那就叫‘千万人的愿望’吧？”

“我看行！”

“‘愿望’只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邹老师又说道，“今年，我省的改革开放不仅进入关键时刻，而且很多方面都已明显见效，比如……所以，今年对我省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

“我明白了，就叫‘世纪大拆迁’吧！”

“有点意思，可是……”

“‘可是’什么？你倒是也说一个呀？”

“说就说，我看不如叫‘世纪大改建’！”

“叫‘世纪还愿’吧！”

“叫‘世纪大动迁’吧！”

“好！”

“……”

大家又说了几个，可是仔细想想，“世纪大动迁”实际一点，而“千万人的愿望”更贴切一点。比较来比较去，我突然想到：“叫‘千万人的期盼’怎么样？更动情一点。”我刚说了这么一句，就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啊——”

“好！”

接着竟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我也跟着鼓了掌，又说道：“这个题目暂时先这么定，大家还可以继续想，有合适的再更换。下面还请大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给我市政府和企业改革鸟瞰图定题目……”

那一天，我们的集体智慧可谓发挥到了顶点，接连又确定了三个重大选题和细分题目，一篇是鸟瞰政府机构改革的“龙头跃起”，另一篇是鸟瞰企业改革的“大鹏展翅”，再有一篇是“聚焦3.15”。其细分题目有“大跨越”、“追兵不舍”、“闸门一经打开”、“改革尚未结束”，等等，甚至讨论到了具体细节和篇幅、字数。大家都很兴奋，连老记者都不觉得疲劳了，纷纷要求参战。

三个老记者、六个年轻人，总共九个人。因为我之前已介入政府机构改革，所以“龙头跃起”这一篇就由我独立采写。剩下两篇，一个老记者带三个年轻人分别采写，每人执笔一个章节，并确定了总撰稿人和截稿时间等等。一切都商定妥当之后，早就过了午饭时间。可是并没有人想到吃饭，更没有人喊饿。沉思、争议、感动、振奋……其精神力量之大真是不可思议。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大家起早贪黑采访，东奔西跑求证，加班加点赶稿，终于如期交稿，最后由我统一修改。稿件成型后，等老邢回来做最后把关就见报了。

我则忙得不可开交，写自己的稿，看别人的看稿，改大家的稿，半个月只有五六天睡觉多一点。

那个月，在我们的专版上接连刊登了四个整版的报道，都是长篇通讯，不仅题目抢眼、文笔生动、情感深沉，而且与省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紧密关连。因此，从市府到报社，几乎一片叫好声，每一篇都被评为好新闻。

尤其是那篇“聚焦3.15”，把管理部门为了市民菜篮子而“引缺泄余”，而一些经营单位却为逐利不惜坑害百姓，日用品以次充好，蔬菜短斤少两，销售假冒洗衣粉和伪劣肉制品，等等，进行了大扫描，深受百姓欢迎。

那天小魏见到我时，奇怪地站在我面前打量着我。

“怎么了？小魏。”

“你咋这么能干呢？予平，俺们部里的人都说你‘整版整版地发通讯，报社史无前例’。予平，你们那几篇大通讯每一篇都那么动情，是不是都是你写的？”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动笔了。”

“可我咋看那文笔都像是你的，你是总撰稿吧？”

“是大家一起商量的，我只是引导引导、把把关。”

“这就对了，我说呢。可是，予平，我看你这阵儿好像瘦了不少。是不是太累了？听说只有你一个人领着大伙办专版，又组织又策划，还得到处采访，你也别太拼了，差不多就行了……”

小魏一边说还一边心疼地摸了摸我的面颊。

小魏对我的关心，使我又想起了林子明，又该给他回信了，可是一直没抽出时间。

那天晚上，我连夜给子明回信，开头又是道歉，这几乎成了惯例。所以他每次来信也都真诚地对我说“不用着急回信，我有的是耐心”。可是，接着却又说“没办法，我已经习惯慢慢等你的信了”。

道歉之后，我说：“如果我告诉你为什么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回信，你一定会谅解我的。”

于是，我把我们这段时间的报道都告诉了他，说到了我工作上的努力，我说：“部内记者都很高兴，不仅老记者获得了奖励，年轻记者也得到了历练、迅速成长。他们说我‘不负众望’，甚至把我当作他们的家人，有什么事都愿意找我说……”

信中本来我不想说老邢的无礼，可是不知为什么竟说到了这个话题。信寄出后，我才想起来：糟糕，子明又该不放心我了！

果然，他急忙给我回了信，说：“算了，那么卖力，还受领导欺负，别干了。凭你的本事，换个地方肯定能干得更好。要不要我来帮你？你不是很喜欢北京吗？我在那有几个朋友，还有一个大学同学也在办报纸。如果想去，一定要快点告诉我呀！别再让我对你不放心了……”

“又让他这么担心，嗨，真是的……”我暗自懊恼。

可是，我很快就把这事儿放下了，因为我们马上又开始投入了其他选题的采访报道。而且，很多素材需要变换角度深入挖掘内在新闻。尤其对年轻记者而言，往往只看到表象，而不善于变换角度或深入分析。我想，只要大家愿意努力，我都会尽力而为，与他们一起分析探讨，指导他们采写，直到稿件完成。

那时候我完全没理会小魏对我的提醒，依旧那么拼，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下去采访，而且又接连采写了几篇很有影响的大报道。那天，我问记者老霍：“霍老师，‘批发市场引缺泄余’那篇稿子发出后，听说反响很好，最近不知情况怎样了？听说郊区巡城借‘引缺泄余’之机设卡揩油。你抽空去了解一下？”

“啊，我也听说了，这件事给运输户带来了困扰。你再派个人和我一起去吧？”

“派谁呢？都出去了。你看……要不这个礼拜天我和你一起去。”

“那好啊！”

不料，礼拜天老霍高血压犯了，接待单位又已联系好，只能我自己去了。

早晨六点多钟，我和工商局的人就到了巡城。老远就看见国道两侧排满了满载蔬菜的汽车，前面路口处围着好多人。我们的小车只好停在队尾。

“何记者，我没穿便衣，先让所长他俩陪你过去看看吧。”市工商局张副局长说。

因为所长他们都着了便衣，所以我们也被路口执罚的交警当作司机拦在一边。只见一个交警正在给一个司机开单：“你这车装得多，罚二百元。”

“少点行吗？我没有那么多钱了，路上还得吃饭不。”

“吃不吃饭我不管，不交罚款就别走，在这等着。下一个……”

“别呀，我都等一清早了，我借钱给你行不行？”

“那就快一点！”

当那个司机拿着二百元回来交给执罚的交警时，我走过去亮出了记者证。

“你再等一会儿？等我给他开完票……”

这个交警一边开票一边看了看我，当他看清我手里拿的是省报记者证时，顿时双手颤抖着站了起来：“我，我不知道你是记者……”他语无伦次地刚说了一句，突然又觉得说的不对，“我、我带你去所里吧？”

“啊，记者来了！”

“记者来了！”

……

人们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走吧，你们都是司机吗？跟我们一起走吧。”我说。

“呼啦——”人们一下子都拥了过来：“那我们就不用交罚款了吧？”

“我们能开车走吗？”

“你问他。”我指指交警说。

“走吧，走吧，你们都开走吧！”那个交警无可奈何地说道。

……

三天后，“巡城设卡勒索进省菜车”这组深度报道就上了省报一版，再次引起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省市政府也都再次进行了严肃查处，报道也又一次被评为好新闻。

“你看，霍老师，你要是不犯高血压多好……”齐玲幼稚地说道，“再有这事告诉我呀。”

齐玲总说自己笨，其实文字能力不错。看到她那稚嫩而又渴望的眼神，我决心带一带她。

“齐玲，你手里那篇稿争取今晚写完，明天跟我一起去采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吧。”

“行啊，那我马上就写。”她也没问具体情况，立马坐下就写她的稿。刚写了几个字，又回过头来问我，“哎，对了，明天是礼拜天呀？”

“我问过了，开发区礼拜天不休息。”

听我这么说，她又转回头自言自语道：“哦，行，礼拜天也行，反正我不去商店也没事儿。”

“你如果有事儿我就自己去采访。”

“不，没事儿，没事儿。那啥，就我妈，非让我跟她逛商店，上个礼拜就让我去，我没去。”说完，她又问道，“哎，我忘问了，去采访什么？是写高新技术吗？”

“不，是写科技兴省，写省市委的经济发展战略。”

这时，我见她转动着脑袋，似乎还没完全弄明白，又说道：“去了你就知道了，那里就是省市委落实战略兴省的第一步，是典型。”

“啊，只要是典型就行。叫什么题目？”

她好像已经习惯先有题目了，于是我又说道：“之前大家在一起先定题目，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情况，根据大致内容初步确定题目的。”

“嗨，你就说吧，只要你一说出题目，我就能知道有没有分量。”

齐玲这话挺有意思。我只好说：“初步想叫‘抢占制高点’。不过，你也可以想一个，有好的就改。”

“行，就这个题目就行。科技就是‘制高点’嘛，就像战斗一样，占领了制高点不愁消灭不了敌人。”

“啊、啊、啊……”

我俩的对话不料竟让刚进来的小郝和小乔他们听见了。齐玲回头见到他俩，顿时脸红了。

我赶紧肯定她：“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你想啊，现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了，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决定性的力量。谁抢占了科技进步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未来，谁就可以在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你说对不对？”

“太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可我就是说不出来。”

“啊、啊、啊——”

小郝他们又笑了起来，逗得我也想跟着笑，可我还是忍住了。

“大体情况我已初步了解，也写了个开头。齐玲，你可以拿去看看，明天跟我一起再去采访几个人。”

齐玲接过初稿，看着看着竟情不自禁地念了起来。

“三十八年过去了，日伪时期留下的马坪机场从沉睡中醒来。这里再不是昔日杂草丛生的景象。短短三个月时间，首期五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建筑就拔地而起，二期三万平米楼群已投入火热的建设之中……”

齐玲一点不笨，只是对这种整版的大通讯一时还把握不了。那次采访带着她还真挺费劲，许多事情我都得解释给她听。但我还是让她执笔写了第二部分“一路兼程”，只是因为整体思路衔接不顺，我只好又进行了改写。但她还是非常兴奋，拿着成稿看了又看，念了又念。

“第一部分‘第一位的工作’，第二部分‘一路兼程’，第三部分‘走进市场走向国际’，第四部分……真好，光看这标题，就感到很有气势。这回又没白去，这回我可知道大通讯怎么写了。”

说着，她又念起了我在第二部分开头的引言。

“人类的历史是先有生产，后有技术，再有科学。现在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从而导致了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和社会的更大进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运而生，它‘特区’特建，新事新办，承上启下，一路兼程。”

念完，她坐那默默想了一会儿，又对我说：“何老师，你怎么就能说出这么深刻的语言呢？这段话多富有哲理呀！我敢肯定，这篇报道一定能评上好新闻。”接着她又问我，“何老师，你说，以后说不定哪一天，我也能独立写出这样的报道吧？”

“那当然了。”

“那，我也能独立获奖吗……”

因为这次采访只带了齐玲，于是党洁和刘红也来找我：“何老师，你都带齐玲写了一大版通讯了，也让她得了好新闻奖。下一次你可得带我俩去呀！”

“好吧，我手里正好还有一个选题。”

“是什么？”党洁着急地问道。

“看吧，我就知道不会白找何老师。嘿嘿！”刘红兴奋地看着我说。

“是一篇人物通讯……”

还没等我说完，她俩不约而同地惊讶道：“啊？还写人物通讯？咱也没写过啊……啥叫人物通讯？”

于是我拿出前些年办的杂志《北斗星》来。

“这不是咱报社办的杂志吗？就是你办的吧？”党洁问道。

“哦，我只是编辑。你们看，这篇‘他设计了一支神奇的笔——记设计6250数字磁头的工程师赵宝安’，就是那时候我写的一篇人物通讯。”

“‘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力。——居里夫人’哟！你把这段名言用在这可真恰当。”党洁说。

“我看，让我看看。‘去年12月27日，当代最高纪录密度的gcr6250数字组合磁头在中国诞生！今年7月下旬，中国数字磁头开始对美国出口。国庆前夕，省政府授予磁头产品的主设计师赵宝安省特等劳模的光荣称号。这一连串的事情，无论在职工中，还是在赵宝安心里，都搅起了一泓波澜。是啊，在振兴中华的事业中，这件事的确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第一章‘奇迹在中国诞生’，第二章‘潜入一立方英寸空间’，第三章‘闯过这一关’，第四章‘登上6250’……”刘红念完后，又说，“哎呀，光读各章节的这些小标题，就感到很有号召力了！”

“不是‘号召力’，应该是感召力。对吧？何老师。”党洁纠正她。

“咋就像是跟科学家在一起搞科学工程呢？我说的可能不对吧？嘿嘿！”其实，刘红还真找到了感觉，只是没有自信。接着又问我，“可是，何老师，这不都写完了吗？”

“是啊？”党洁也不解地问道。

“是啊，这篇关于开发研制的报道算是写完了，可是这件事或者说这项重大的科研工程却没有完。据说，现在可不得了了……”

那天，我和她俩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初步把篇章结构及整体布局等都进行了研究，就等合适的时间前去采访了。

不料，这次采访却没有成行。

那是之后不久的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我正在家里写一篇短评，突然有人敲门。

“笃、笃、笃……”声音很轻，起初我都没听见，听见后又以为是有人敲隔壁小富家的门。因为我家基本上没有人来。

可是，敲房门声还在响，而且那动静依然不大。

“是谁呢？这么有耐心？”我放下笔，奇怪地向房门走去。

“哪位？”我问道。

“予平吗？请开开门。”

“哟，咋像老邢的声音？”我不由得有点紧张。但是又不能装不在家了，只好问道：“是邢主任吧？您是找我吗？”

“是的，予平，开开门，我进去跟你说。”

我犹豫了一瞬间，心想：反正小富就住我隔壁，实在不行时我就喊小富。

门开了，老邢很礼貌地走了进来，探头看了看我的房间。说：“哟，咋只有一间屋子呢？”

“哦，就是一间。”

“没别人吧？”

“您是来找别人吗？”

“看予平说的，咋老跟我这么外道呢？”说着，他还要脱下军大衣。

“别，我这屋里冷，你不要脱大衣，有啥事直接说吧。”我觉得不能再客气了。

他见我站在房门边不往里屋走，一副准备送客的样子，只好又把刚解开的大衣扣子扣上了。

为了不让他过于尴尬，我突然想到了小富，于是顺口问道：“哦，您是找小富的吧？他就住在隔壁，说不定他已经听见你的声音了，要不要我叫他？”

“嗨，不要叫他，我不找他。”他想了想又说，“我是、我是想找你一起去冰灯组委会看看，研究一下咱们冰雪节的报道。”

“这么晚了，让我自己和他一起出去？那可不行！”我这么想着，可又找不到理由，因为只要是搞报道，我从未拒绝过。但这次又必须得拒绝。

“外边太冷了，我有点感冒，可能去不了。”

“没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真去不了，我没有棉大衣……”

“没关系，你看我这大衣多肥，咱俩一起披着……”

这回他可露出了马脚，那我就更不能客气了：“邢主任，我真不想去！”

“去吧，就这一次……”说着，他竟然又解开了大衣，并且还动手往他的怀里拉我。吓得我急忙往后躲，“咣当！”一声撞到了门上，他这才松开手。

真是色胆包天，如此过分！我不能再客气了：“邢主任，如果您还不走，我可要喊小富了。”说着我就喊了起来：“小——富——！”

“别、别、别，我这就走，没想到你……”

慌忙之中，我也没听清他下面说的是什么，立即打开房门把他推了出去。只听他重重地说了一声：“x！”

我立即紧紧地关上房门，心还是慌得不行，“咚、咚、咚……”地跳得很厉害。

惊恐之余，我不禁泪流满面，坐在椅子上痛苦地哭了起来。泪水里含着屈辱，含着愤怒，充满了憎恶和悲哀。

朦胧中，我觉得我的工作可能要发生变化了。

第二天，我只能照常上班，老邢也去了，彼此心照不宣，一句话也没说。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小富坐在我的旁边，很策略地悄悄对说：“何老师，昨天好像有人敲咱们的门？我也没听清。不过你别害怕，再有人敲门时，你就敲咱们之间的墙，我出去开门！”

那之后，老邢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不仅不让我外出采访，而且我看过的稿子都得经过他过目才能签字。

部里的人也都大惑不解地看着我，尤其是老历、邹老师和齐玲他们，好像知道点什么，脸上挂满了同情。

党洁和刘红也没再催我带她们去采访，只是说：“何老师，你别着急，采访的事过完年再说吧。”

又过了十几天，突然听说我们办的省府新闻专版要撤销，因为发行上争不过市报。报社又指定老邢带着原班人马组建《生活时报》。

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我还真有点措手不及。

那天章总编辑找我谈话时，先褒奖我一番，然后要求我“辛苦一下，再帮老邢一段时间”，并且说“之后报社对你另有安排”。言外之意似乎要重用我。

可是，我却提不起精神来。因为老邢对我打击太大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再和他一起工作了。可是我又没法说出那理由，我不想让人们说到老邢的劣行时提到我的名字。

部里的同志都来探我的口风，恳切地对我说：“何主任，如果你去，我们就去，一切就看你的了。”

“别！我是肯定不去了，你们可不要受我的影响。”

“那你去哪呀？你去哪，我们就跟你去哪。”

……

万般无奈，我只好找小魏聊了聊。小魏说：“走吧，你没看已经去深圳好几个人了，有办报纸的，也有在电视台的。人挪活呀，你就当是急流勇退吧。予平，跟你说吧，我也准备移民了。”

“是吗？你要去哪？”

“嘘，小点声。”小魏谨慎地看看周围没人，才又说道，“去澳洲呀，我爱人他姐姐早就让我们去了，因为孩子小没去。现在行了，晨晨明年就该上学了，正好去那入学……”

小魏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再次搅动了梦想的波澜。

想想爹早已离世，前不久又刚刚把娘送走，自己在那已没有亲人。睹物思人，只有徒生悲伤而已……也许是该离开家乡的时候了？

可是，我能去哪呢？想来想去，我又想起了林子明的提议。

就在年底，我给林子明写信，决定去北京。

林子明乐得放下手里的工作，立即直飞北京。几天后就给我联系好了接受单位，让我过了年就上班，并且说：“你是京外调干，级别、工资都带着，户口和住房过了年会陆续解决。”